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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蔺中医历史:《古蔺中医始祖王廷元》等七篇

2020-10-16 21:15:12来源:川黔王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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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蔺中医始祖王廷元
作者:罗树
 
 据《古蔺县志》,在清嘉庆前,古蔺境内乡民治病多靠民间草药医治,草药医本系中医源流,处方多用单方,又称小捷方。用药多用原生药物,自采自制,方言称“草药太医”。从事“草药医”者,多半农半医,有以“草药医”为业者,摆摊看病、售药则称“草药摊”“打药摊”。当然,草药中还有一支重要的“苗医”。古蔺历史上的中医,从王廷元所在时代开始。高笠《王氏家谱》载,王廷元,字吉庵,号鹤亭,太平镇高笠人(今太平镇煌家村十一组三农村屋基),高笠王氏入蔺第九代,生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二月初六日亥时生于石坎子。1993版《古蔺县志》为“王庭源”。
王廷元出生地——高篱笆石坎子
 
王廷元于道光甲辰岁(1844)试入叙永厅学,己酉(1825)补禀,同治丙寅(1866)贡生,戊申(1878)补增,光绪年间岁进士(贡生)。碑文刻“收朋劝诲入胶痒十余人,困于乡焉。后入清御医院生徒,精讨岐黄诸书。”专以张仲景、陈修园为宗于地理,独得杨先生秘旨,均辑其要授之门生与孺人。王廷元拜清翰林院陈修园为师,研习文学、医学、地理学。学成后,回太平高笠村一边行医治病,一边开馆授徒。培养文学、医学、地理学弟子多人,弟子遍及乡梓,成为古蔺中医学鼻祖。王廷元弟子镇龙山小白沙人陈秀峰,清代秀才,弃文学医,于道光元年师从王廷元,学成后成为当地名中医。道光七年,在其家乡设馆收徒,传播王廷元医学,至道光七年设馆收徒授业。招徒李骏杨,宋树人,牟清泉,熊跃奎,陈俊芝,邓泽藩、马白驹七人。始教《内经》、《难经》,继授《黄氏八种》、《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历代医学名著40余种。第二批学员:李长春、谭玉章、谭文辉、肖灵犀,曾斗元,陈桂三。至第三批学员授业,则选学生李骏杨助教。后,王、陈医术流播漫衍。至民国初,有学生于泸州、叙永、江安等地挂牌行医,获“古蔺医学胜川南”盛誉。解放后的古蔺名中医师牟伯樵,傅宝舒、傅保全兄弟四川省人民医院牟伯樵、泸州医学院(今西南医科大学)汪新象等名老中医均是其一脉师承。至今健在的医汪世强、陈江海、罗永杰、杨泽胜、杨泽仲等四川知名中医都师传他的中医学。 
 
王廷元第六代孙王毅从事中医和他保管的医学古书
 
王廷元著有医书、医案及地理三十余册,遍收各地治病名方整理成集,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据《高笠王氏家谱》另载,王廷元曾任叙永丹山书院院长,钦授五品蓝翎,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有《笠村八景》诗传世;曾在山东入泮为官,官职五品蓝翎。
 
左:王廷元中年修建的三农村房屋      右:王廷元墓葬地茅草坪
 
王廷元于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正日十六日卯时在三农村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葬在一个小地名叫茅草坪的地方,当地人至今还称“状元坟”。 
 
 
弃教从医杏林暖 古蔺中医胜川南
古蔺中医界远祖陈秀峰
作者:罗树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中医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在古蔺的历史上,中医在清朝前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据高篱笆(今太平镇辖)《王氏家谱》和《古蔺县志》记载,古蔺最早的中医师是王廷元。而将古蔺中医发扬光大的,是王廷元的弟子陈秀峰。
王廷元的门徒陈秀峰是本县镇龙山白沙(又称小白沙,今龙山镇双河村)人。
 镇龙山白沙
 
现年八十岁陈国先是陈秀峰的嫡系玄孙。据陈国先介绍,他的高祖陈秀峰拜高篱笆王廷元为师,历经多年跟师学艺,学成后回到家乡白沙坎上开馆授徒。他广招门徒,悉心传授,其门徒活跃在古蔺各地,中医才成为古蔺的医学主流。后有部分陈门传人远到叙永、泸州等地开馆设店甚至传习中医,古蔺中医在川南有很大名气。
据《古蔺县志》和白沙《陈氏家谱》记载,陈秀峰生于1802年,名凤仪,字应镛,镇龙山白沙坎上(现双河村白沙小学附近)人,出身勤劳耕作之家,家境富裕,自幼聪慧,加上上辈重视文化教育,陈自幼就在私塾接受教育。陈秀峰勤奋好学,成绩优秀,二十一岁考取秀才,是当地读书人中唯一取得秀才的人。
陈秀峰考中秀才后在白沙坎上老屋设学堂开办私塾,招收附近农家子弟传授知识。因其时代落后,邻人均以耕读为本,当时就读的农家子弟大多是乡邻子弟。陈秀峰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白沙在当时成为尊师重教之地,是毗邻几十里耕读为本的榜样,深为时人称道。据陈秀峰族人陈守钊介绍,他亲自考证过陈秀峰所写的碑文,如龙山镇狮龙下马田陈洪跃、阳坪杨家庄陈仕安的碑等,其字功底深厚、遒劲有力、点画流畅、清秀脱俗。
 陈秀峰故居遗址——白沙坎上
 
据悉,陈秀峰后来弃教学医,源于其老母亲在年逾花甲时,有一次患重病极其痛苦,呻吟不断。那个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医术仅为民间草药治疗。草药无法治愈的病,传统上靠神符咒语的巫术“治疗”。这种愚昧的治疗方式,不要说严重的病,就是一般的病也不会有效果。陈秀峰深感自身虽然饱读儒书,但不能医治自家慈母之病,更不能解救乡邻之疴;尤愤当世不重医学,放任巫医害人,诈取钱财。于是毅然决定弃教从医,投师清御医院深造回来的王廷元老医师。历数年艰辛,学成回乡专事医业。
陈秀峰弃教从医,悬壶济世,立足杏林,救死扶伤,造福桑梓,声名远扬。于是慕名拜师学医者日益增多,乡家好友也恳请秀峰老师招纳学徒,以期后继有人。陈秀峰老师不负众望,决意招徒,当即有李骏扬、宋树人、牟清泉等首批生徒就学。先从基础经义入门,经过概读、精读、专研三步教学后结合临床实践,再博览历代诸家名医著作凡四十余种。陈秀峰诊治疑难病症时,召诸生于一旁,直观教学“四诊”,望闻问切,辨证施治,记录医案等等,学员深得其旨。
执教五年后第一批学员结业。继招第二批学员,有李长春、谭玉章等。第三批学员进馆时,陈秀峰已年过七旬,虽精力欠佳,但坚持教诲,孜孜不倦。所授生徒分布古蔺城乡及泸州一带,各展其才,有所建树。民国初年,陈秀峰弟子谭玉章、李长春等一度在泸州挂牌行医,以医术高明,数月之间,即赢得当地“古蔺中医胜川南”的美誉。
             傅宝舒医师                                                            汪新象教授
 
陈秀峰先生嫡传下来的中医接班人中,建国后任古蔺县中医科长、后调任泸州医学院(现西南医科大学)教授的汪新象、在古蔺人民医院中城医院工作的牟伯樵、傅保舒等中医名家,都以独家医术著称,备受时人尊重。
光绪十二年(1886)陈秀峰八十四岁,于家中寿终,葬白沙龙塘,属当时尤为少见的长寿之人。
 陈国先在高祖陈秀峰墓前
 
“弃教从医杏林暖,古蔺中医胜川南”。时代精英陈秀峰,他在饱读诗书后选择了学习医学技艺治病救人,并设馆教徒,传承中医技艺,将其行医用药理念发扬光大,惠及桑梓。他所传习的中医后人至今活跃在川南,不少成为川南名医,如现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汪世强教授、古蔺中医院陈江海教授、罗永杰等教授,都是古蔺中医远祖陈秀峰一脉传承下来的佼佼者。
中医传川南,古蔺一秀峰。古蔺中医源头是王廷元,陈秀峰是古蔺中医的一座高峰。高山仰止,秀峰绵延,以陈门弟子为代表的古蔺中医,造福桑梓,为祖国医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片仁心昭日月 同门兄弟惠苍生
古蔺名医锅厂坝傅氏兄弟
 
作者:罗树
 
护家原名傅家,因傅姓家族聚居此地得名。古蔺锅厂坝傅氏明代入川至叙永,后一支房搬迁古蔺,至今三百多年。傅家因出了个清末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峰而闻名川南。
 
傅华峰系试补学官弟子员(相当于秀才),但以武成名。晚年所著《西康建省记》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意义。而当时在傅家与傅华峰齐名的还有傅家金宝台的傅鸿章。
 
傅鸿章以文成名,晚清秀才。傅鸿章思想开明,重视教育,开办私塾,造福桑梓。其授业弟子多人考取同济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
 
傅鸿章育有四子三女,古蔺名医傅保全、傅保舒兄弟,就是傅鸿章之子。
 
傅保全生于1898年,名家鑫,古蔺金宝台人(今古蔺县护家镇马地村),家境富庶,出自书香门第,叙永高中毕业后,抱悬壶济世之心,拜名师学中医,熟读传统经典,尤对妇科造诣精深,时人尊称“大先生”。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傅保全以医疗组长身份带队赴川滇公路为筑路民工服务,为筑路民工治病,深受当局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保全参加古蔺医协会,积极参与防疫治病工作,成绩卓著,1960年被评为古蔺县医务特等模范,此后又三次评模获奖,曾任古蔺县四至六届人民代表。1974病逝,享年77岁。
 
傅保舒
 
傅保舒生于1904年,名家森,古蔺金宝台人(今古蔺县护家镇马地村),是傅保全的胞弟,叙永高中毕业后,和胞兄保全跟随名师学医,学习刻苦,熟读医学经典,学成后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济世救人,深受时人信任、尊重,尤对儿科造诣精深,时人尊称“三先生”。傅保舒和长兄傅保全同为古蔺中医名家,在县内赫赫有名。
 
傅保舒曾任古蔺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79病逝,享年76岁,其事迹收录于《古蔺县志》。
 
古蔺名医傅氏兄弟出生在旧时代,他们苦学医学,治病救人,医德高尚,为人和善,具有仁爱之心。他们的后半生,都顺应其时代变革,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同时广收学徒,让中医流传下来,为古蔺的中医奋斗一生,他们精湛的医技和高尚的医德至今还在古蔺老一代人中广为流传。
 
好的家风会影响一个家族。在傅鸿章先生的后人中,傅保全、傅保舒兄弟二人精研医术,悬壶济世,惠及苍生,深受县人尊敬。在大先生、三先生后辈中涌现出毕业于华西医大的傅素君以及在古蔺工作的傅之康、傅之成、傅至强、傅建华等十余名医师,他们继承和发扬大先生、三先生高尚的医德,在医疗卫生战线工作,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均有建树。 
 
 
《古蔺县志》记载的两位举人之一
柏辉章的古蔺好友李庚唐
作者:罗树
 
科举制度在中国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不同时期的科举略有不同,但整体上看,秀才、举人、进士是科举制中的三个主要学历层次。在中学课本上,孔乙己读了一辈子的书,连秀才也没捞到一个。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令人心酸。在封建社会中,秀才都是难得的稀有人才,举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在古蔺的历史上,目前所知本土考中举人的仅三人,其中《古蔺县志》上记载两人,李庚唐就是《古蔺县志》记载的两人之一。
 
李庚唐生于1877年,名朝彬,又名林,祖籍叙永马岭。其父李耀先,早年来蔺落户,开品金号糕点铺,生子五人,庚唐居长。
老古蔺照片(来源于余其松新浪博客《影像古蔺》)
 
 
李庚唐二十岁考进成都优级师范数学选科。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毕业,赴北京参加全国会考[2],名列榜首,获御奖特优证书,授与举人学位,获朝廷奖品古粹瓷花瓶一件。
 
光绪二十九年到宣统三年(1903-1911),李庚唐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都优级师范学堂任教。民国元至十三年间,任永宁联中学监、省立第二中学视学、古蔺劝学所视学等职。任视学期间,李推行新学制,倡办摩尼、大村、龙山、护家、永乐、德耀等小学。
 
古代有学问的人,一般都精通中医。李庚唐业余钻研医学,深得其旨。他为人治病,不计较报酬,良方治人,县人称道。
 
民国十三年(1924),时值“防区”时代,黔军柏辉章团驻古蔺。柏染时疫病危,求治于李,经数帖便恢复健康。由是柏李结为知交。民国十四年,柏辉章奉调回黔,举荐李于省长周西成,委以上校秘书职务。民国十六至二十三年,先后出任罗甸县知事及镇宁县、岑巩县县长。李的十年官场生活,长为案牍劳形,久生厌倦,于民国二十四(1935)年离职回家。
 
李庚唐还以身许国,投笔从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柏辉章编任陆军第四军副军长,来函敦促李前去参加抗日队伍。民国二十五年(1936),李到达河南,被任为国民军陆军第国家一〇二师师部上校秘书兼管军库财务,翌年升任少将秘书长金库主任。随军转战于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经历多次战役。
 
民国三十一年(1942),李庚唐一度任赣南专员公署少将专员,因派系排挤,解职回乡。李笃信儒家教义“君子不党”,故未曾参加国民党而以社会贤达自居。
李举人曾任职于古蔺中学(来源于古蔺中学)
 
 
民国三十二年(1943),李庚唐任古蔺县初级中学校校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由教育界推选为县参议会议员,民国三十五年(1946)选为县参议长。在此期间,李有时间去研究医学,整理他多年的医案,写成《批衷中参西录》一书,可惜该书现已遗失。
 
李庚唐固守祖业,与兄弟子侄同居老屋。居室陈设简朴,因陋就简,唯藏书千余册。1950年11月,李接受人民政府政历收审,因年高体弱,感受风寒病故[1]。
 
在封建社会,古蔺由于山高路远,文化落后,但地灵人杰,涌现出李庚唐、邓彦芬(晴皋)等举人实属难得。他们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为人正派、很有气节,是古蔺人的骄傲。他们为古蔺的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应该被后世蔺人铭记。
 
参考文献:《古蔺县志》1993版卷二十九人物(671-672页),
 
特别说明:[1][2]原文。
 
原创:罗树 
 
古蔺中医胜川南
作者:罗树
 
 
古代古蔺交通不便,山高路险,医疗主要靠代代相传的草药医生,清代之前没有医学上文字记录。草药医本系中医源流,处方多用单方,又称“小捷方”,用药多用自采自制的原生药物。
 
    
 
古代靠草药治病救人
 
据《古蔺县志》记载,古蔺中医是从清道光元年,龙山儒生陈秀峰从清御医院生徒高篱乡王庭源学医,数年学成,回乡设堂开始的。道光七年设馆收徒授业,招徒李骏杨、宋树人、牟清泉、熊跃奎、陈俊芝、邓泽藩、马白驹七人。始教《内经》、《难经》,继授《黄氏八种》、《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历代医学名著40余种。第二批学员是李长春、谭玉章、谭文辉、肖灵犀、曾斗元、陈桂三。至第三批学员授业,则选学生李骏杨助教。后王、陈医术流播漫衍。
 
同治三年,有二郎乡向九凡从龙乾寺洪基和尚学佛从医。至光绪十年(1885)赤水河城痘麻流行,乡人多丧命。向九凡即弃佛事医,设堂诊病。继受教于泸州名医成仁堂及一位隐居避难的医生三年。向九凡博读中医经典,精研妇、儿、内科,著《素问抄》、《佛点头脉学》。民传:“内科向九凡”。后广招生徒,医技流衍四方,其孙向可仁等成蔺地名医。至民国初,有学生于泸州、叙永、江安等地挂牌行医,获“古蔺医学胜川南”盛誉。古蔺名医牟伯樵、傅宝舒等亦属王、陈医术承继人。
 
陈秀峰医学继承人牟伯樵、兴阳金宝台傅宝舒、傅保全兄弟,古蔺皇华龙田坝陈宿奎,马嘶建新人杨明同等人,解放后在县卫生局的组织下培训学员,学员们毕业后进入乡镇医院,古蔺中医已具规模。
 
外来医生中,叙永人明月秋牙科于城区设“月秋镶牙医社”,按摩、推拿有太和乡罗丙云以按摩、推拿作辅助,为小儿治病,城区医生汪明哲善痔瘘科用药线结扎,治疗效果好。
 
  
 
左:老中医傅宝舒(护家兴阳金宝台人)    右:解放过后的中草医生们
 
上世纪五十年代,内科名医有牟伯樵、傅保舒、傅保全、许样斋等15人,傅保舒善以推拿、按摩用于擅长儿科,傅保全擅长于妇科。骨伤科名医有大村新华乡张伯川、聂云风、明月风、 杨夫、张银安、晏银州师徒六人,擅“脚枝接骨”,有 “外伤张伯川”之说。复陶罗世太、成刚祖孙四代习武行医,擅“正骨”医术,杨柳向品章,原林袁树和,龙山廖子清、苏新林、罗祥忠、城区廖平新以“正骨还位”名,城区唐子华、曾树三、许二娘擅接骨正位,兼治恶疮肿脓,尤以家传自制丹药见灵,三氏丹药于伤口、恶疮、肿脓见奇效,具排朽生肌祛脓消肿功能,以“丹”代刀,患者经治,能保肌、骨不损,仅留先微痕迹,唐氏医技无继,曾、许二民,其子女仍炼丹行技;针灸科有城区许培生为人们针灸治病。七、八十年代,古蔺镇黄太敏的儿科、付之康的妇科,龙山狮龙涂凤祥的内科、涂泽波儿科等医生在县内外闻名遐迩。
 
泸州医学院(现西南医科大学)汪新象教授(镇龙山人)
 
在十一名调外地、县级医院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及教学中,杰出的有谭榕柏、陈之佐、汪新象,他们调任省级医院泸州医学院任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后评为教授。其中汪新象是四川省首届十大名中医评审专家、泸州市首届十大名中医之一,于2010年 去世,是同时代最后去世的一位老名医。
老中医陈江海、罗永杰(均镇龙山人)晚年仍在为群众看病
 
八十三岁的老中医王定洪(石宝长坪人)坐诊和等待看病的人们
 
 
名医陈之佐之子陈宗伟老师(古蔺镇杨柳人)在看病
 
四川省名医陈江海、罗永杰,已经退休的王定洪、李宗友、陈宗伟、黄三樵等人,他们是古蔺老百姓心中“大太医”。而今,他们虽已退休,但仍然继续为群众看病。他们所在的诊所门庭若市,他们高超的医学美名享誉省内外。
 
 
古蔺历史上的“除害”运动
作者:罗树 
 
历史上,由政府组织的“除害”爱国卫生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事。从解放后开始的除“四害”到除“八害”,古蔺全民积极参与,成绩显著,为当时群众的疾病预防作出了巨大贡献。
 
时代背景
 
据有关资料,除四害的背景有两种说法:一是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华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使老鼠、苍蝇、蚊子等害虫害兽迅速传播,企图毒杀中朝人民;另一说是时任卫生部长李德全曾谈到,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如1939年到1948年,死于鼠疫的就有二万三千多人,疟疾患者估计每年有五千万人以上。而消灭麻雀则是为了保护庄稼。
 
后来,《北京日报》曾发表文章《关于鸟兽的益害问题》。文中提出,一种鸟兽对于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并引用罗泽洵、郑作新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鸟兽益害问题的商榷》一文中的论述:就麻雀而言,对农作物为害虽大,但它在繁殖期中主要吃虫,冬寒季节还兼吃杂草种子,因而还有一定的益处。”1960年4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科学家们的看法,特地对麻雀问题作了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大会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此前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此后,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蟑螂、苍蝇以及蚊子。
 
除“四害”
 
毛泽东主席首次提出了灭“四害”。全国随即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全民参与。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时期的第一场运动,在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
 
据《古蔺县志》,1952年5月起,古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至次年春,蒸煮有虱衣物十三万件、灭鼠一万五千六百一十只、堵鼠洞一千九百五十二个、灭蝇六十三万只、灭蛆一百八十五斤、灭蛹三百四十五斤,境内疫病大减。是后,运动沿为常年性活动,遇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即行卫生突击活动。1955年冬,党中央、国务院又把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后改为臭虫)列入1956—1967年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
 
至1957,连续几年的捕杀直接导致麻雀险些在绝迹。
 
 
后把“四害”之一把麻雀改成的蟑螂
 
 
除“八害”
 
1958 年春,古蔺县爱国卫生运动遵照中央决定,以“除八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虱子、臭虫、跳蚤、蟑螂)为内容。全县三十五万人投入运动,编成军事性组织,声言:“奋战一个月,实现‘八无’县”,“帅”旗拂卷、喊声震山。8月5日层层累计上报“战果”灭麻雀四千九百五十四万只,老鼠二千八百二十八万只,蚊、蝇、蛆、蛹一千七百五十三万两,蟑螂六十五亿只,害兽十二万只,疏通阴阳沟六十七点五万丈,填平污水坑一十万平方米,改造厕所七点九万间,置痰盂七点四万个,拓宽城区街面两百米。家户实现每家有垃圾坑、室内通风通光、人畜分坑、饮水具盖、公筷化、牙刷化、痰盂化、白璧化、花台化,运动形成高潮后,行“大忙小干,小忙大干,不忙突击干”措施。
 
     “文革”间,爱 卫运动终止。至1973 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运动渐得恢复。1981- 1985 年,配合“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治理境内脏、乱、差,美化环境。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蟑螂”被并列为四害之一;之后,臭虫的危害逐渐减少,在“四害”中,臭虫彻底被蟑螂取代。
 
亲历并参与这场运动的人都还有很多人健在,谈起这场数十年的“除害”战争,至今还流传这许多传奇故事。
 
 
是非功过
 
“除害”全民战争,从根本上控制病媒传染病,保护人民健康,
 
消灭“四害”,减少发病,保护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发展,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改革开放。
 
但初期大量的捕捉麻雀,使国内麻雀几乎灭绝。麻雀虽然吃粮食种子,但也吃昆虫,包括很多害虫。害虫没有了天地,虫灾泛滥,使当时的农业产值惨不忍睹。尤其是后来危害庄稼的蝗虫数量大增,情况十分严重。
成片庄稼被蝗虫践踏导致颗粒无收
 
害虫的泛滥,外加林地的过度采伐,毒药和杀虫剂的滥用,当时粮食大量减产,有的田地甚至颗粒无收,这也是1958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后来,我国政府不得不苏联进口过麻雀以平衡生态。 
 
参考文献:
 
1、《古蔺县志》;
 
2、《走进科学》2012.7.19之《自作自受的生态灾难——灭四害,杀麻雀》。
 
图/文 罗树
 
 
古蔺历史上的传染病
作者:罗树
 
传染病,最早的记载是《旧约圣经》中类似鼠疫的记录,古称“瘟疫”,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多次瘟疫,每一次爆发就是一场人类致命的大灾难。
古代瘟疫,哀鸿遍野
 
《四川通志》载:明末清初因战乱、虎患、瘟疫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清政府几次组织移民入川,其中最为闻名的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就古蔺来说,土著居民不多,基本上都是外迁移民,数量最多的是康熙三十三年前后“讨诏落业”的居民。
 
清代古蔺,有文字记载的是清朝中期的“痨病”(肺结核),基本上是一人得染,全家死光。古蔺县中部龙山镇屯背(现向田村,时属叙永县辖)赶场坝罗陈氏一家,光绪年间因肺结核罗陈氏的丈夫罗万绪、小叔罗万顺、二子罗银魁、罗苗女,女儿罗银芝等全部死亡,最后孓然一身,在女婿涂发荣(号桂庭,时任大团总)的主持下变卖了所有田地(九岭十三湾)给病逝的公公、婆婆、小叔、女儿修了花坟。
 
罗陈氏夫妻合墓
 
二十一岁的罗万顺和二十五岁的侄女罗银芝墓
 
位于古蔺县城西北部三十七公里处的桂花镇高峰村二组丛树岭的骆氏家族古墓群,总数有二十余座,墓葬依山势而建呈阶梯状分布。从碑文铭刻的文字来看墓葬多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修建。据该墓群的骆氏后裔骆国西说,他们家族当时发家致富,极为富庶,可是后来得到“痨病”,除搬到大寨民进坝他们一家幸存下来外,没搬出来的全部死亡,最后也是变卖了周边田地修造了花坟,所以墓葬周围没有姓骆的人。
桂花镇高峰村二组丛树岭“骆家大坟”
 
据《古蔺县志》:县内古代常见传染病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最常见的是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由于古代医学不发达,缺医少药,每一次瘟疫流行基本上都是任其发展,老百姓自生自灭。
 
解放前,由于社会生产力、科学水平落后、低下,社会根本无防疫设施。每遇天花、霍乱、伤寒、麻疹、痢疾、回归热、甲状腺肿病、钩端螺旋体病、梅毒、钩虫病、癣癞病、疟疾、狂犬病等疫病流行均毫无办法。民国十四年(1925年),县内因瘟疫死亡200余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各乡镇瘟疫死亡1200人,中城镇(今古蔺镇)死亡118人,全县患斑疹伤寒死亡1850人。境内天花频发,患儿无数,死亡率达87%,幸存者多成麻子,仅有“痘师”用痘疤接种。回归热频流于县境与滇黔接壤地区,民国30年红沙乡村80%患病,死者40%。民遥云:“家有一人死一人,家有十人死十人”,疫菌传播迅速,染者多祸及全家,俗称“鸡窝寒”。民国三十四年,天花接种1584人,次年施种365人,次年始用牛痘苗。斑疹伤寒在境内连年流行。麻疹也流行频繁,发病率高。民言:“小儿难过痘麻关”。民国三十四年死者踵接,恐怖氛围日重,是年冬季发病死亡1850人。痢疾在境内流行最广,历年均有发病。民国三十四年城区染疫死亡约100人,夏,中城镇患疟疾死亡118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重视人民群众健康,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医疗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每个乡镇都修建了医院。但曾经爆发过天花、回归热、斑疹伤寒、麻疹、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脑膜炎)、百日咳、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感冒、甲状腺肿病、麻疯病、疟疾、梅毒、钩虫病、狂犬病 、地氟病、癣癞病等多种传染病,给古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为预防天花,人民政府开展普种痘苗, 1951年至1958年,发病33人,死亡2人;1985年,疫情报告无天花病例。
 
1951年春季爆发回归热、斑疹伤寒,八月份爆发痢疾、十月份爆发麻疹,于全县流行。回归热蔓延三年后,计患者45853人,死亡144人。斑疹伤寒六区(丫杈)发病6例死亡1人,后发起爱国卫生运动,疫情缓解,虽有发病但无死亡发生。痢疾1951 年8月至9月流行全境,九区(摩尼)疫势尤猛,发病1186 人,死亡301人。1955-1985年 31年计发病9832例,死亡92人。1951 年10月至1952年4月疫病流行全县的麻疹,三区(龙山)、六区(丫叉)为甚。时达7个月,患者1776人,死者432人,1954年秋,四区(大村)、十三区(复陶)、十五区(石坝)麻疹流行,患者5000余人,仅四区即达3852人。10月,一区(中城)、玉田乡四、五两村患者160余人,死亡4人。县府组织扑灭,对部分患者免费治疗。至次年春控制流行。1955年,全县患者7401人,死亡346人。1959年1月.24天内,全县患者1968人,重疫区石宝1332人。后蔓延全县,是年全县患11459人,死亡701人,至1978年,发病率降至5599人死亡56人。直至1985年,疫情时有发生。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亦称脑膜炎,1957年4月,始发于城关镇。1959年春流行全境,年发病353例,死亡61例,水潦的死亡率17.28%。白沙村势尤猛,发病51例,死31人。政府于各公社举办脑膜炎防治培训班,进行“群防、群治、服大锅药、隔离抢治”等法。至3月初,遏住疫势。1971年,第二次流行,发病638例,死亡43例,后时有偶发,局都流行至1978年达71例,1979- 1985年,年发病67 例。
 
百日咳在历年都有发病。解放后多为散发或局部流行。1952年发病40例,死亡7人,其后较大的流行有三次。1960年发病6244例,死亡15人。1971年发病率5398例,死亡3人。1972年发病3349例,死亡3人。
 
流行性乙型脑炎。1957年前,发病少。1963年7月至9月,流行城关镇,散见区乡,计16例,死亡1例。患者悉10岁以下儿童。后,年有发生。至1985年,共发病252例,死亡39例。
 
流行性出血热。1959年发病2例。流行性出血热疫源地龙山区龙山乡,1981年局部流行,继而蔓延水落、鱼化、太和、狮龙、兴阳、观文区骑龙等乡。后蔓延太平区石屏、高签乡、大村区自强、二郎、大山和德耀区德耀乡。1983年8月龙山乡,发病20人,死亡5人。地区和县防疫部门派出流行病学调查小组赴疫区,以灭鼠为主进行综合防治,扑灭疫势。1985年全县发病10人,死亡1人。
 
流行性感冒。解放后,流行性感冒,常年发生,传播快,疫区广,俗称“风瘟”。1954年元月,第一次流行,以三区(太平)太和乡田园村、六区(观文)吉星乡青枫村为甚。全县元月发病1103人。当时组织7个防设组赴疫区,5天疫势得遏。1957年春,太平区石屏、太和乡发病2000人。3月中旬,疫蔓城区。患者2171人。高峰期,日发病600余人。年总计发病7853例,死亡2例。1964年元月,疫病自贵州毕节蔓及境内赤水河域,遍及59个公社,252个大队,2日中旬蔓及城区。至5月7日,计发病17780人,死亡114人。政府成立“扑灭季节性传染病指挥部”,综合防治,疫势得遏止。1969 年,发病48045例,死亡6人。1972年发病7513例,死亡6例。1977年发病9755例,无死亡。后,历年仍有发生,发病率不高。
 
钩端螺旋体病,俗称“打谷黄”。解放前即有此病。1964年9月,德耀箭竹公社发病22例。卫生科及防疫站召开会议,印发防治资料,培训防疫员,赴疫区灭。1972年,白沙、小水、新马、民乐、椒坪、永乐、龙井、两河、飞龙、龙美等10个公社28 个生产队,发病119例,死亡4人。1978年,金星、水口、万胜、平原、太康等9个公社55个生产队发病336例,死亡5例。1983年,彰德、四屏、玉田、椒坪、麻城、双沙、营山、护家、金星等地,发病381例,死12例。后,防疫站对患者行血清凝溶试验,抗体效检观察,黑线姬鼠鉴别,菌原培植研究等。于1984年,查出钩体病疫源,防疫力提高。
 
甲状腺肿病,俗称“大脖子”、“猴儿包”,是常见的地方病。1978年3至7月,县防疫站举办甲状腺肿病普查学习班,培训251人,开展普查工作。推行碘盐防治法,效果好。1983年普查63465 人,患病29人。
 
    麻风病。解放前,即有此病。解放后普查四次,发病区皆与贵州接壤。1959年,查石宝、摩尼、白沙等区。发现患者8人,死1人。1964年,石宝、摩尼、白沙、大平、大村等区,有患者9人。1976 年,查石宝、摩尼、观文、太平等区,有患者21人。1982年,查丹桂、双沙、太平、德耀等区,现患病和疑似病13例。1984年鉴别确诊,了,有患者6人,治愈2人,死亡1人。历次查出的病人均由国家免费治疗,重病人送习水、仁怀麻疯病医院。
 
梅毒。1952年,十六区(桂花)黄荆乡、龙凤村发现有显露梅毒40余人。1953年3月,泸州专区性病防治组在十六区重点调查龙凤村372人,有患者37人。相继,泸州专署派民族卫生工作队去十六区复查,证实香楠乡杨家村、中心村有6名患者,红旗乡、五星乡、黄荆乡有梅毒象征者32人。1954年,县卫生院派员赴五区(皇华)调查,大坝、彭家、黄莺三村梅毒患者12人。全县计治疗147人。1957- 1962 年计治疗梅毒患者29800人。后,经持续防治,至1985年渐不见患者。
 
钩虫病,俗称“ 粪毒”。1956年9月,泸州专署派钩虫病防治工作组来蔺,培训钩防人员150人,在飞龙、皇华、营山等乡试点,受检人数1674人。1957 年12月,成立古蔺县防治钩虫病办公室,区乡设相应机构。1958 年7月,抽调医务员453人、保健员920人组成211个钩防组,赴各乡进行宣传、普查、普治、预防工作。70年代初大办沼气,持续进行人畜粪便分坑,个人防护与治疗工作相配合,发病率逐渐下降。1985年后未见患者。
 
 疟疾,俗称“打摆子”, 流行较广。解放后发病连续不断,出现三次高峰。分别是1952 年发病2332人。1962年发病6797人,1970 年发病1883人。县防疫站在全县普遍开展防治工作,经地区考核,确认达国家基本消灭疟疾病标准。1979- 1984 年连续6年获宜宾地区奖励。
 
    狂犬病。解放前时有发生。至1956年首次流行,持续近3年,狂犬伤人124名,发病死亡6人。1958 年,行全县性灭狗,疫势遏止。1983年春至1984年秋,狂犬横行,境内9区70乡,先后出现狂犬653只。咬伤致疯性牲畜:牛102头,猪、猫79只。复而伤人922名、发病死亡51人,家畜181头。狂犬肆虐,侵入房舍,闯入机关,有人惨死室内,五官毁残。1984年7月,政府拨款3.6万元作经费。设“狂犬病防治指挥部”,灭狗队608个,队员4080人。经半月,灭狗71753只占应灭数89%。对受伤幸存60余人进行免费注射治疗。至1985年,仅一人发病死亡,境内任犬病623得扑息。
 
地氟病。境内矿物质、水质、食物中含氟尤重,地氟病频发。1980 年,查大村、太平的两个公社四所学校计402人阳性率75.62%,其中1人上肢活动不灵。1982年9至10月,调查10个区80个公社8-15岁的中、小学生19673人,发现氟斑牙患者13907人,患病率达70. 69%;患病率80%以上的有51个公社,后开展宣传教育,改善炉灶,疫情已经控制。
 
癣癞病。多见于青年,民云“十八癞”。患者染病,即头部奇痒,搔即出血,白屑飘飞,人见畏而远之。疾病日重,即毛发脱光,头皮呈白硬壳,人见面烦腻恶心。1980年,县防疫站开展头癣病防治工作,两年后,先后派员26人,深入83乡,500个村进行普查普治。对患病者行“剪、洗、擦、服"四字疗法(即剪头发,洗涤消毒,擦敷硫磺软膏,服用方药),效果良好。
 
艾滋病。1981年才在中美洲发现的艾滋病,随着改革开放打工浪潮,近一、二十年来也有一些古蔺人受到传染,携带病源者和死亡率逐年上升。
 
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肺炎,据原卫生部新闻办公室通报死亡349例,古蔺没有人死于非典。今年爆发的武汉冠状性肺炎,古蔺县委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积极预防,但愿深山古蔺能躲过一劫。
 
2004年度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人民医学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湖北省艾滋病临床培训中心主任、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说:几千年来,真正被人类消灭的疾病只有一个——天花。艾滋病、军团病、SARS等新发的传染病不断,新型冠状病毒也属于新发传染病之一,即使我们成功将把这个病毒控制,将来肯定还会有新的传染病发生,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部分照片来源于网络,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古蔺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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