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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小波 | 纪念王小波逝世23周年

2020-04-11 21:29:41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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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先后去云南插队,当过工人、老师,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又拿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5岁。
     他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也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化界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数不清的赞誉和追捧,被一代代年轻人奉为精神偶像。
     他的小说为读者贡献了现代汉语小说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别样世界;他的杂文,幽默中充满智性,为读者打开一条通向智慧、理性的道路。
2020年4月11日,王小波逝世23周年。
    纪念小波最好的方式,就是再一次阅读他的文字。通过阅读追忆他穿透时光的魅力,也追溯第一次读到他时的我们自己。
   《黄金时代》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天蓝得吓人,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好像一层爽身粉。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四野无人。
我爬起来看牛,发现它们都卧在远处的河汊里静静地嚼草。那时节万籁无声,田野上刮着白色的风。河岸上有几对寨子里的牛在斗架,斗得眼珠通红,口角流涎。这种牛阴囊紧缩,阳具直挺。我们的牛不干这种事。任凭别人上门挑衅,我们的牛依旧安卧不动。为了防止斗架伤身,影响春耕,我们把它们都阉了。
     每次阉牛我都在场。对于一般的公牛,只用刀割去即可。但是对于格外生性者,就须采取槌骟术,也就是割开阴囊,掏出睾丸,一木槌砸个稀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掌槌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类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每回他都对我们呐喊: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槌才能老实!按他的逻辑,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楞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
     当然,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槌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槌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槌不了我。《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
   《万寿寺》
    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在玫瑰色的晨光里,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户口本,第一页上写着她的名字,在另一栏上写着:户主。我的名字在第二页上,另一栏上写着:户主之夫。我终于知道了她的名字,但现在不敢说;恐怕她 会跳到我身上来,叫道:连我的名字你都知道了!这怎么得了啊!现在不是举行庆祝活动的适当时节,不过,我迟早会说的。
     你已经看到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我和过去的我融会贯通,变成了一个人。白衣女人和过去的女孩融会贯通,变成了一个人。我又和她融会贯通,这样就越变越少了。所谓真实,就是这样令人无可奈何的庸俗。
      虽然记忆已经恢复,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想回到长安城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我最终走进了自己的屋子——那座湖心的水榭。在四面微白的纸壁中间,黑沉沉的一片睁大红色的眼睛——火盆在屋子里散发着酸溜溜的炭味。而房外,则是一片沉重的涛声,这种声音带着湿透了的雪花的重量——水在搅着雪,雪又在搅着水,最 后搅成了一锅粥。我在黑暗里坐下,揭开火盆的盖子,乌黑的炭块之间伸长了红蓝两色的火焰。在腿下的毡子上,满是打了捆的纸张,有坚韧的羊皮纸,也有柔软的高丽纸。纸张中间是我的铺 盖卷。我没有点灯,也没有打开铺盖,就在杂乱之中躺下,眼睛 绝望地看着黑暗。这是因为,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凤凰寨的不归路。薛嵩要到那里和红线会合,我要回到万寿寺和白衣女人会合。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万寿寺》
《万寿寺》
 
    《红拂夜奔》
    你是不能从人群里认出我来的,尽管你知道我头发灰白,一年四季总穿灰色的衣服。现在每天我都到系里去上班,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老式的墨水池,那东西看上去像个眼镜,左边的一个墨水瓶里是红墨水,右面一个是蓝墨水,中间的凹槽里放了好多蘸水笔尖。每天早上我来时,都要仔细地把笔尖挑选一遍,把磨秃了的笔尖拣出来,包在一张纸里扔进废纸篓;然后戴上老花镜批阅学生的作业。这些学生是加州伯克利教的。批完之后我把这些作业本拿到对面他的办公桌上,然后看教科书的校样,到十一点钟我到厕所去洗手准备回家—有人在洗手池上放了一撮洗衣粉,用它可以去掉手上的墨水渍。我就是这样一天天老下去了。从这个样子你绝看不出我每天每夜每小时每一分钟都在想入非非,怀念着十七岁时见到的紫色天空,岸边长满绿色芦苇的河流,还有我的马兄弟。我本来不是这样,是装成这样的。你不可能从一个消瘦、憔悴的数学教师身上看到这些。
      有关人随时在想些什么,我只知道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别人不可能把一切都告诉我。所以我只好推己及人。在统计学上可以证明,以一个例子的样本来推论无限总体,这种方法十分之坏。安妮 · 弗兰克就犯了这种错误,从自己是善良的推出了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虽然这300份善良被深藏在心里;这个推论简直是黑色幽默。但是在这件事上没有别的方法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相信我是对的,就是人生来有趣,过去有趣,渴望有趣,内心有趣却假装无趣。也没有一件事能证明我是错的,让我相信人生来无趣,过去无趣现在也无趣,不喜欢有趣的事而且表里如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红拂夜奔》
《红拂夜奔》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至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至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绿毛水怪》
      有一天学校开大会,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是五月间的事情。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户上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隐隐约约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 10 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作起诗来,并且马上念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作诗的天分。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我说:“我是诗人?不错,当然我是诗人。”
    “你怎么啦?我说真的呢!你很可以做一个不坏的诗人。你有真正的诗人气质!
   《绿毛水怪》
 
    《爱你就像爱生命》
      你妈妈不喜欢我。你妈妈是个好人,为什么要惹她生气呢?再说,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你应该遇到的。真的,你不应该遇到。还有好多的好人都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遇到那么多痛苦呢!
     还有我。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那鸽子的飞翔。你也飞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我来说几句让你生气的话,你就会讨厌我了。小布尔乔亚的26臭话!你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不能再和一个骆驼在一起。既然如此,干脆不要竹篮打水的好。你别为我担心。
     我遇到过好多让我难过的事情。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了,我从蚊帐里钻出来,用钢笔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趁墨水不干又涂了,然后又写,直到涂得镜子全变蓝了……那时满肚子的少年豪气全变成辛酸泪了。我都不能不用这种轻佻的语气把它写出来,不然我又要哭。这些事情你能体会吗?“只有歌要美,美却不要歌。”以后我就知道这是殉道者的道路了。至于赶潮流赶时髦,我还能学会吗?真成了出卖灵魂了。我遇到过这种事情。可是,当时我还没今天难过呢。越悲怆的时候我越想嬉皮。
      这些事情都让它过去吧。你别哭。真的,要是哭过以后你就好过了你就哭吧,但是我希望你别哭。王先生十之八九是个废物。来,咱们俩一块来骂他:去他的!
    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算了。不胡扯。
《爱你就像爱生命》
 
    《沉默的大多数》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待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
     1997年4月2日,我坐在王小波君的家里,翻看他刚办来不久的货车驾驶执照。“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他对我说。我看了看他黑铁塔似的身躯,又想了想他那些到处招惹麻烦的小说和杂文,觉得他这样安排自己的后半生很有道理。于是我对这位未来的货车司机表示了祝贺,然后,拿了他送我的《小说界》第二期(那上面有他的小说《红拂夜奔》), 告辞出来。他提起一只旧塑料暖瓶,送我走到院门口。他说:“再见,我去打水。”然后,我向前走,他向回走。当我转身回望时,我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
     那是王小波君留给一个热爱智慧和有趣的年轻人的最后的背影,一个寥落、孤独而伤感的背影。那时我想起他跟我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我的大半生都在抑郁中度过。”一句是:“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在我凝望他背影的瞬间,我咀嚼出这两句话之间的必然的关系。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然后我就快乐地想:在这个沉闷无聊的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智慧而有趣的人,是多么好呵!
——李静 (王小波生前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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