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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玺:爬梳历史细节,探索晚清真相

2019-07-09 21:07:33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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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年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
  甲午战争中,帝党和后党壁垒分明,帝党主战,后党主和。
  1901年清廷颁布的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表明清政府决定,中国有多少物力,就拿了多少物力,去讨好外国侵略者。
  慈禧太后曾经三次垂帘听政。
  清廷未处死袁世凯,而是将其开缺回籍,是因为袁世凯的力量太强大,担心北洋军会造反。
  ……
  上述种种观点流传甚广,有的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的经多部著作“认定”。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中国圆明园学会副会长王开玺教授,爬梳了大量史料,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在前所未有的晚清大变局中,究竟有哪些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和重新认识呢?其新近出版的《晚清变局》,以独特的视角回望晚清政局的困顿与变革。
  帝党主战,后党主和?
  甲午战争中,帝党和后党壁垒分明,帝党主战,后党主和。面对这样众口一词的“定见”,王开玺却说“不能苟同”。
  他认为,甲午战争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尚未发生政见分歧、权力冲突,帝党尚未形成;在战争中,帝党也并非始终主战,慈禧也不乏主战言论;被视为帝党领袖的翁同龢对其他帝党成员的主战言行,往往颇不以为然。就战争的整个过程来看,无论是光绪还是慈禧,起初都寄希望于对日不战而屈之;开战后则希望很快而胜之,胜而和之;最后皆被迫同归于败而求和的道路。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光绪帝、翁同龢等人考虑问题的焦点,是应不应该对日开战,他们更多地看到战胜日本的有利因素和可能,因而立足于战,但不排斥议和,也不过分依赖于外国的调停;而慈禧太后、李鸿章等考虑的焦点则是能否最后战胜日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的积弱不振和失败的可能,因而立足于和,但也不无条件地排斥战。其最大的悲剧在于过分相信和依赖外国的调停,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导致、加剧了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
  同样著名的、被普遍认为体现了清廷无能与无耻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为何会无耻到将这一思想毫无遮掩地写入堂堂上谕之中?王开玺亦认为对此句的传统理解有疏误之处。他引用《义和团档案史料》等,细数清廷官员在赔款事宜上进行的外交“磋磨”,认为上谕中的“量中华之物力”,就其本意或主观意图而言,并非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是在“不败和局”,确保其政治统治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去“结与国之欢心”。当然,这样的理解,并不能改变《辛丑条约》内容之苛毒,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远、危害之巨大。
  慈禧三次垂帘听政?
  王开玺的创见中,有些是在前人未曾开垦深挖的领域有所收获。比如,他总结了清末半个世纪间的“王爷外交”四重奏。
  而有些“新论”,在非专业人士看来或许有点较劲的意味。比如过去我们常常笼统地表述慈禧三次垂帘听政,但王开玺提出听政是三次,但真正垂帘听政只有一次——一方面,最初的垂帘是太后参政的权宜之计,其后太后参政成为常态,朝堂上下观念已有改变,垂帘便不再必要了;另一方面,随着与外界社会的接触、外交的需要,中国传统礼制观念日渐消化。因此,慈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听政,都不再垂帘。王开玺不仅认真梳理了咸同之际二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甚至细致考查了垂帘时,究竟是垂黄帘还是摆放黄纱屏。这其间每一个细微的计较,其实暗合了其研究理念:学习或研究历史绝不可以刻意求新,唯有求真求实才是通向客观真实的不二通途与法门,也只有在求真与求实的基础之上,才谈得到真正的求新。
  圆明园流失文物150余万件?
  挑战传统观点,王开玺不是第一次了。
  2017年,他在《圆明园三百年祭》中,澄清了大众对于圆明园被焚掠的诸多史实误区——八国联军与1860年圆明园被焚毁没有关系;英法联军共同侵略中国,并劫掠了圆明园,但随后纵火焚园的只有英军(虽然法军怀有更为险恶的用心)……
  关于海外流失的圆明园文物的数量,许多文章都采用了150余万件这一数字。但王开玺认为,这一数字没有史料根据,是根据溥仪退位时清宫内实存文物数量推测而来的。他有自己的推算:同为皇家园林的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和万寿山清漪园的占地和建筑总面积,与圆明三园总体相当。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三山三园内的陈设为87781件,因此可以判断出圆明三园内的陈设物品数量相差不会太大。如若圆明园收藏文物总数确有150万件,陈设在园内16万平方米的建筑房屋内,每平方米要平均安放陈设9.375件物品,这么大的陈设密度,是否可能?即便是清朝皇帝最重要的处理政务及起居之所——利用率最高的养心殿西暖阁,每平方米陈设物品也不足5件套。
  包括《晚清变局》《圆明园三百年祭》, 5年来,他的7种共计12册283万多字的学术著作系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其间不乏从故纸堆里刨出来的新观点。
  王开玺说,自己不是主观上有意要向什么人挑战,也不是学术自负,更不是有意为什么人“翻案”“洗白”,只是作为历史学者看到有些表述不准确,不吐不快罢了。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还历史以本颜本色。没有本来面目,如何鉴古而知今?如果观点正确,于学术有所贡献;如果观点不正确,也可以为学界提供借鉴和教训,亦是一种学术贡献。任何人研究历史,都必须坚持“言必有本,无征不信”的基本原则。要警惕那些不查阅原始史料,为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为的“翻案”。
  面对近几年各种热播的影视作品和畅销的历史读本,他说,历史题材热并不等于历史热。历史学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研究,更多的是思考,要对现代的思维、行动有所助益。虽然对阅读的碎片化既忧虑又无可奈何,但他坚定地说:“对国家、对时代真正有帮助的不是碎片化的知识片断,而是对历史深入研究思考后收获的启迪。”(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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