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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王梅芳:读《谔谔国士傅斯年》有感

2018-10-06 10:45:27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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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读完傅斯年先生的传记,我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竟是范仲淹赞美严子陵的这句诗。细说起来,傅斯年与严子陵不仅不相同,简直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他们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一个飘逸,一个热烈,却偏偏都是谔谔国士,风采无双。
    之前对傅先生不甚了解,幸而读此书不算太晚,得以追慕傅斯年先生壮怀激烈、风采绝伦的一生,得以领略他敢于开天辟地的气魄,得以景仰他渊渟岳峙的人格。
    傅斯年先生是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人。而他的个性、思想及他一生所做的选择和坚持,都与其受过的教育密不可分。年幼时由爷爷教导,自小就聪颖而好学,家学深厚,但同时也深受爷爷不慕官场的作风的影响;在私塾上学时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在天津府立中学接触到了更新奇的世界,也初步确立了自己的追求。而若论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我认为当是其在北大的学习经历。
    自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傅斯年便展现出他的“领袖气质”,不仅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且绝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他喜欢活动,喜欢结社,喜欢做学生“领袖”。傅斯年善于组织、善于演讲,这些在北大预科就显现的才能,在之后的几十年都未曾消失。那时的北大,在蔡元培先生“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下,成为一个学术自由、大师辈出之地。郭保林先生也对北大的许多大师做了介绍,他们或恃才放旷,或温和宽厚,或激情热烈,但无一不是饱学之士,可谓是“真名士自风流”。这种自由的思想学术氛围,对于北大后来成为思想解放的前沿、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令人不由遥想起那个思想碰撞、风雷激荡的年代。
    正是在北大,傅斯年遇到了对他寄予厚望悉心栽培的多位大师,遇到了一生师友胡适,遇到了挚友罗家伦、陈寅恪、俞大维;正是在北大,傅斯年投身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杂志社,领导学生运动......在北大的所学,一生都在影响着傅斯年。后来他随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就任台大校长,竭尽心力为台大招徕人才,提出“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有权利,然我认为好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的办学理念,实际上就是当年蔡元培先生建设北大时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的制度已在他体内根深蒂固。
    “中国的知识分子像牛一样忍辱负重,出于良心和责任感,他们往往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只要利国利民,便一往情深的投入,最大限度的释放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傅斯年就是这样一个“牛”一样的知识分子。他创建史语所,收购“大内档案”,完全出自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知识精英的远见卓识,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的自尊自重情绪。为将博物馆午门楼仓库批给史语所做存放资料只用,他上跑下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四处奔波,后又组建“明清史料编刊会”,大量工作基本由他一人承担。“一个不热爱民族历史的人绝不是一个爱国者”,即使历史的海洋浩渺无边,迷雾重重,他仍是坚定不移的带领一班寒儒,焚膏继晷的埋头于案牍,整理出鲜活的、真实的历史细节,他将一腔赤忱的爱国热情奉献在泛黄的纸张中,打捞先人留下的吉光片羽,将一腔悲愤与忧患,化作点点心血,洒于汗青之上。
    傅斯年唯才是举,不仅任用了一大批顶尖学者,还提拔、培养了许多优秀青年学子;史语所在他的带领下一跃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龙头”,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更是开启了“中国田野的考古”,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后来史语所迁至李庄,傅斯年辞去中研院总干事之职,携妻儿至李庄。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古镇敞开她的怀抱,接纳了来自四方八方的漂泊的异乡人,为民族、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傅斯年为安排史语所、文科所、社科所费尽心力。在李庄的办公治学条件极为简陋,大家却都很珍惜时间,埋头案牍,钻研学问,秩序井然。他们在乱世之中奋发图强,研究学问,小心守护着文化的烛炬,“他们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度仇恨,在另一个战场上展开民族精神和文化博大精神的砥砺。”
    傅斯年与一众学者一起创作出的“李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他们不尚奢华,不慕权贵,耐得住寂寞,忍得住穷困,即使在困厄之中,青灯黄卷仍不坠青云之志,在传统与现代交汇之际,在漂泊流亡之时,仍抱赤子之心,自强不息、救亡图存。钱穆先生说:“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正是这些人,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依然为我们守住了历史之“生命”。
    傅斯年是热烈的、斗争的、纯粹的,但又的确是挣扎的、矛盾的,而这种矛盾的根源,事实上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便纠结不清的问题:当时局动荡、无法安安稳稳的读书学习时,是该抛弃这浊世,遁入山林,保自己“质本清洁”,还是该投身乱世、尽己之力呢?千百年来,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选择,我们无权论其优劣对错,但傅斯年所选的,分明是更难走的一条路。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清流知识分子”。他也曾想远离政治,专心做学问以终其生,但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却不允许他像传统士大夫一样,政治上绝望就隐居山林、放浪江湖。他不是俞平伯、梁实秋那样的纯粹文人,也不是邵洵美、徐志摩那样的诗人,他是亦学亦政、忧国忧时的学人。即使专心学术不涉政治,他也绝不会躲在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一直关切着社会,关切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构成他伟大人格的是立身行道,忠义忘我,无私爱国。这精神的元素又分明是儒家思想的内核。
    抗战爆发后,他创建《独立评论》,与其他人一道,笔起风雷,声讨日军暴行,痛斥卖国投降之流,动员全民族抗日。“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他与他的偶像文天祥、黄道周一样,是碧血孤忠之士,一直有着勇赴国难的思想。所以,在胡适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停战、公然支持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傅斯年怒而与其断交。这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怯懦保守的思想的决裂。胡适是优秀的学者,却不是勇敢的斗士;而傅斯年不同,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属于绝不妥协的抗战派。他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但对其消极抗日的做法极为不满。后来汪精卫叛变,极力宣传投降卖国论调,傅斯年与联大其他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蒋介石,痛斥汪精卫“集无耻之大成”,傅斯年又做了“汪逆之罪行”的演讲,言辞如刀。他只想为国家、为民族做些事情,而不是独善其身,颇有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即使后来因此受到同行的误解、师长的拒绝,但他知道,自己从未将官位权利放在心上,以学者身份参政而绝不从政,只是因为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罢了。抗战胜利后,他坚持不肯当官,只愿可以从此安心研究学术。后来代理北大校长,清扫日伪官员,也只是为了还原一个“清清白白的北大”。
    他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各学科均有涉猎,可谓集大成者,有时难免偏激,比如曾将中医批驳得一文不值,却偏又有着传统士大夫的忠君爱国之心。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感到痛心疾首,却又荒谬的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代表国家的“正宗政府”而始终不肯接纳共产党。明明自己不党不群,却为国民政府操碎了心。他因为自己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那几分侠肝义胆,冒着生命危险,向蒋介石提意见,言辞激烈,一如“傅大炮”的称号,扳倒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他只是一介学人,并不懂政治,却为了自己心中的清明理想而抗争。在台大时,他整顿台大各种不正之风,清理滥竽充数的教授,狠抓各项制度,为了台大,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所有的心血付诸于此,直至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都燃烧殆尽。这样一个谔谔国士,纵党派不同,政见有别,仍令人生高山仰止之感。
    而此书触动我的的不仅仅是傅斯年先生一人的品格与风骨,更有那段历史带给我们的痛苦和教训,有千千万万仁人志士教会我们的赤诚与勇敢。
    日军的侵略暴行,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一桩桩一件件,仅仅是阅读文字记载,就让人有心肝俱裂之痛。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这是中华民族从未遭受过的劫难,是五千年历史上最屈辱、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烽火连天,国将不国。但是仍然有人坚守着,不论是战场上的将士,还是大学里的师生。“国家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九一八事变之后,广大知识分子们纷纷上街示威游行,不在其位却谋其政,身处清流却勇赴国难。他们以笔为剑,唤起国人的热血与豪情。他们将自己的一片丹心化为火把,照亮这个民族黑暗的夜空。南京中央大学外迁,校长罗家伦最后一个离校,文房四宝都没有带齐,却带着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请客没喝完的香槟酒,发誓说“不回到南京我永远不会开启这瓶酒!”史语所随临大南迁,一路上跋山涉水,还要散发宣传册,向群众宣传抗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联合南迁昆明,山高水远,迢迢数千里,他们让体弱多病的同志先走,身强力壮的学生们,包括许多教授都全程徒步,克服路途艰险、生活困苦,把这一场一千七百五十公里的“小长征”当作“课外实习”,历经两个多月,从长沙来到昆明,终护得文化之魂不熄。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总是忍不住落泪。“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伴随着这雄浑激昂的歌声,将青春激情和满腔热血洒遍南国山山水水,给苦难的大地带来沉郁的力量。正是有了这千千万万人的努力与坚守,我们的民族才能从苦难中奋起,才能一步步走向光明与胜利。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不论是傅斯年先生,还是鲁迅先生,还是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其他怀着赤子之心的人,都是这“中国的脊梁”。“千秋耻,中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西南联大的校歌声经久不灭,先辈们将满腹才华与一腔热血献与祖国壮丽山河,也时时警醒着我们这些后辈应当有着怎样的风骨与操守,应当怎样创造出一个先辈们心心念念的、更好的中国。
编 辑: 标签:傅斯年 繁霜 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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