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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名人系列之:思想大家李贽传略(二)

2018-08-23 09:44:54来源:世界王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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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姚安为官
 
     李贽一生为官的主要政绩,突出表现在云南姚安三年知府任上。
 
     明万历五年(1577),李贽51岁,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云南姚安知府。途经湖北团风时,便舍舟登岸,直抵黄安,并将女儿女婿留在好友耿定理家。李贽初到姚安,就自题两幅楹联于府衙两侧,表述他的施政思想: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当时,朝庭上下,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对百姓巧取豪夺,造成怨声载道。李贽十分严格地约束自己,不以权谋私。言行一致,替姚安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李贽府衙题联明志
  姚安路军民总管府
 
建连厂桥  造福百姓
 
     据《姚安县志》记载:“连厂桥,在府西三十里,在城西三十里,明万历间知府李贽建。”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 年)《增修连厂桥记》碑文云:“连水发源于州西鹤山,东北行汇弥溪水,北行经连厂遂名连水。州西千岩万壑成趋而赴之,夏秋霪霖,洪流暴涨,舟楫难施,旅行者有漂没之患。前明万历间,知姚安府事李卓吾先生始聚石为桥,利行旅,通往来,垂三百余年矣。”可见,李贽建连厂桥,造福百姓,功德无量。连厂桥长30米,宽45米,双孔石桥,因李贽建造,又称李贽桥。在当时,李贽造桥,开通了南方陆地丝绸之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至今,这座桥仍为两岸人民必经之途。
 
“李贽桥”说明碑
 李贽带头捐俸建造的连厂桥(李贽桥)
 
修火神祠  杜绝火患
 
     李贽还在姚安修建火神祠“光明宫”。李贽到任之前,姚安城后东面有一条街称火神街,连年火患,成为州城一大灾难。李贽听罢士民赘述,亲临街头视察,查明其原因一为木构楼房数十间相连,建房结构不合理,一旦起火,漫延难以扑灭。二是没设火神祠,于是,李贽顺乎民意,曾三次设坛祈祷,祭祀火神。我们姑且不去论证火神的作用有多大,但李贽从客观实际出发,一面提倡采用砖石木建筑,设置防火道,一面根据士民传统的思想,募化买地,建光明宫于城东门外,塑火神偶像于祠内。从而杜绝了姚安城内年年必发的火患。光明官建成之后,李贽已辞官了,但他仍然为光明宫作记。今光明宫荡然无存,但遗址尚能找到。
 
开设书院  重视教育
 
     李贽治姚期间,十分注重培养人才。于城南德丰寺开设三台书院,并亲自利用公余讲学,传播进步思想,为姚安的发展和建设培养人才。李贽“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淳淳亹亹,日昃忘倦。庙学颓圮,罄俸以营之;祀典废缺,殚力以致之。”(《李中溪全集·文集》卷六)
 
     他竭力抨击孔子儒学思想,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也。”他伸张女权,反对重男轻女,“人有男女,而见非有男女也”。作为父母官,他亲自登坛讲学,吸引许多人前来就学,如陶珽、郭万民等著名姚安学者,都是李贽的高足弟子,当时就在三台书院就学的。李贽办学讲学,重视教育,重视人才,深为姚安人民所称道。
 
      李贽在姚三年,留下了一批诗文,如《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光明宫记》、《龙山说》、《论政篇》等。
 
      李贽治姚三年,政绩不凡。被称为“千古特立之人物”,“自乃属、士民、胥吏、夷酋,无不化先生者”。大理学者李元阳赠诗赞曰:
“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清冥道独高。僧话不嫌参案牍,俸钱常喜赎民劳。
八风空影摇山岳,半夜歌声出海涛。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月正萧骚。”


 李贽在姚安德丰禅寺(三台书院)讲学
 
 顺民减负  宽法缓征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偏于一偶,较为闭塞,且经济落后,各方面条件较差。李贽体贴部属,决不求全责备,无故加罚。做了错事,犯了规矩,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他当采用宽容的态度,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李贽还提出对“边方杂夷”“恒顺于民”等宽法缓征的施政方针,减轻百姓负担,改善山民生活,充分体现了他的爱民思想。李贽在姚安地区精心治理三年,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有了发展,展示出他杰出的从政才能。李贽在姚安任上清廉简朴,“禄俸之外,了无长物”,他严于律己,励精图治,关心吏民,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因而博得了很高的声望,深受姚安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李贽在青莲寺办公
 
至人之治  以德化民 
 
     李贽治姚三年,治政有方,“务以德化民,不贾世俗能声”。他明确提出了“至人之治”的主张,与传统的“君子之治”相抗衡。他认为,一个好官吏,应该是“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他说:“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是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他指出,“君子之治”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等级划分,导致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虽然“有教条之繁,刑法之施,但民事日与多矣”。而“至人之治”则是要“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弗其能”。要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才能。只有如此,人们才能水乳交融,相安无事。李贽还提出“因性牖民”的主张,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加以疏导,开通民智,建立“尊尊而亲亲,老老而幼幼,化民成俗,各止其所……岁时朔望,积羡盈资,以兴义举,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理想社会。基于以上思想,在他治姚的三年时间内,对古称“蛮夷之地”的姚安少数民族实行宽松政策,不用内地的尺度一概苛求。对民族纠葛,持“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何须细问”的态度。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相待,竭以至诚。“凡有一能,即为贤者。”故李贽在姚三年,境内安然,各民族和睦相处。
 
平易近人  居官清正
 
      李贽身为知府,但作风随和,平易近人,且“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期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以致“时人怪之”。李贽居官清正,一世清贫。由南京刑部调任姚安太守时,原拟将妻室儿女留寄湖北黄安,只身一人前往。但他此时已年愈半百,且又历来不注意饮食起居,夫人黄氏放心不下,执意要求同行,以便照料。于是,李贽只好将儿女、女婿留寄黄安密友耿定理家,托其照料。仅带夫人,轻车简从,到姚安赴任。至任满辞官离姚时,两袖清风,“囊中仅图书数卷”。他为官一世,除 “俸禄之外,了无长物。陆积郁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无以过也”。而对一些公益事业,却又“俸钱常喜赎民劳”。当时姚州为洱海地区通向中原的古道,但因连厂河“夏秋淫雨,洪流暴涨,舟楫难施,行者有漂没之患”。为解决此问题,李贽“捐资聚石为桥,利行旅,通往来,以垂永久”。后世为追记他的功绩,将此桥易名为李贽桥,此桥受益至今,巍然尚存。
 李贽撰《论政篇》
 
得罪权贵  挂冠而去
 
      李贽在姚安虽政绩斐然,却仍然遭来上司的打击和排挤,为当时的社会权贵所不容。他们罗织各种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时与他针锋相对的有巡守道骆问礼、巡抚王凝,诬李贽“太坏风化”,声称“当以法治之”。李贽在《又书使通州诗后》一文中说道:“吾之居衷牢,尽弃交游,独步万里,戚戚无欢,谁是谅我者?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但是,他并非逆来顺受,对骆、王给予了无情揭露,“吾为郡守时,即与巡抚王触。王本下流。不必道者。骆最相知,其人自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遂不免触也。渠初以我清苦而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
 
      官场腐败,吏道处境恶劣,加之李贽不迷仕途而有志于学,故于万历八年(1580)三月,即“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竟自免归,离姚而去楚雄”,请求密友刘维代他向朝廷辞官。云南巡按刘维称赞李贽“姚安守,贤者也。”竭力劝留,特地上疏朝廷,嘉奖李贽,得致其仕。但李贽去意坚决,不为所动。他“三载竟自归,士民攀卧道旁,车不得发,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姚安县志》)。可见,为人民办实事好事的清官,老百姓是多么拥戴和感激他呀!
 
     李贽离姚后,姚安人民不忘其德,巡按刘维及蕃、臬两司,辑当时士绅名人赠言,辑为《高尚册》,以彰其志;佥都御史顾养谦,亦撰序以赠其宅。其弟子陶珽在姚城东南隅青莲寺建“李卓吾先生祠堂”,并撰文以纪之。 姚安人民怀念清官李贽,至今流传着李贽治姚轶闻故事。
 
 李贽离姚时官民卧道送别
 
 第五章·流寓黄麻
 
     万历八年(1580)三月,李贽离姚安之后,得姚安一生郭万民相随,遍游三迤山水。先后游大理、鸡足、威楚、昆明,期间与朋友相聚同游,相互酬答,创作不少诗文。五月,登九鼎山,入鸡足山,初寓大觉寺,后移寓迎祥寺。当时,李贽所建姚安光明宫已建成,李贽为之撰《光明宫记》。
 
安家黄安
 
      七月初,李贽离滇赴楚,取道西蜀,穿三峡,览瞿塘,访故人,回到湖北黄安,住五云山耿定理的天窝书院,与女儿、女婿相聚。“闭门独坐,日与古人为伴侣矣”。年底到麻城,与周柳塘商订明春游龙潭之事。本年,李贽与龙潭僧深有(法名无念,麻城人)初次相会。
 
      李贽辞官后之所以选择黄安为终老之所,是因为黄安有胜友耿定理,且生活方便。他说:“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李贽既不为官又不想回家,流寓作客在外,是为了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从事著述讲学,改变斗争方式。
 
      寓居黄安天窝之后,李贽从事著述。“唯有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自五十六岁至今七十四岁,日日如是而已”。 冬,著《庄子解》。十月二十三日,好友耿定理不幸亡故,李贽作《哭耿了庸》诗二首。十月,到麻城,“以无馆住宿,不数日又回”。
 
南京崇正书院,耿定向讲学所筑
李贽与耿定理切磋道学
耿定理去世,李贽悲痛不已
 
徙居麻城
 
     因挚友去世,其兄耿定向与己不睦。春三月,李贽离开黄安,徙居麻城,住好友周思久的女婿曾中野家;又得周友山的介绍,次智慧禅定为教导之师,暂时打消了寻师访友的念头。不久,维摩庵建成。李贽便往进维摩庵与周友山论学。寓居麻城维摩庵,春患脾病,年余始愈。
 
     李贽移居麻城芝佛院不久,落发为僧,潜心读书著述,长达以十六年。先后著有《说书》、《藏书》、《焚书》、《续藏书》、《续焚书》、《史纲评要》、《九正易经》等。
 
     秋间,李贽妻黄氏率其女、女婿回泉。李贽遣眷后,妻子黄宜人对丈夫孤身在外,甚放心不下,族人也不甘心身为四品知府的李贽一脉无后,遂说服其弟,将其子贵儿过继给李贽为子。李贽得此消息,颇感欣慰,因这毕竟了却了人生无后的一大遗恨。
 
     不久,李贽妻黄氏派李贽之弟送贵儿至麻城。自此,贵儿一家(妻子与儿子)便在李贽身边伴随,早晚侍奉。有了贵儿一家代劳家务,李贽身心方感到安逸多了,生活之事无须操心,脾病经调养也很快痊愈,从而能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读书研讨中来。
 
     七月的一天午后,贵儿独自到潭中洗澡,凭他长在海边的水性,在这个水塘中拨弄几下,本如儿戏一般,一家人谁也未把此事放在心上。谁想深通水性的青年,一头扎下去后,竟再也没露出头来。
 
    李贽悲痛之余,写《哭贵儿》三首悼之,诗中提出让儿媳再嫁。
“汝妇当更嫁,汝子为吾孙。汝魂定何往?皈依佛世尊。
   汝但长随我,我今招汝魂。存亡心不异,拔汝出沉昏。”
 
     闰六月初三日,李贽妻黄氏在泉州逝世,享年五十六,由女婿庄纯夫在麻城,由其女料理丧事。李贽闻讣约在七月间,他写墓碑碑文交庄纯夫带回镌石。
 
     在芝佛院,李贽“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初到龙潭湖后,李贽开始编纂《初潭集》,《说书》、《焚书》、及《藏书》的个别单篇评论在麻城相继刻行。
 
剃发之迷
 
      李贽流寓麻城时期,还落了发,以“异端”自居。李贽落发,是否是真正皈依了佛教?事实并非如此。李贽自己曾多次讲到他落发的事,汪可受在《卓吾老子墓碑》中记载:
 
     老子(指李贽)曰:“吾宁有意剃落耶?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中蒸蒸出死人气,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复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这是他落发的第一个原因。他落发的另一个原因,也如李贽自己所说: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他的朋友刘东星也说李贽:“虽弃发,盖有为也。”
 
     综合上面这些材料,再结合李贽虽落发而又留胡须,虽出家而又食肉,身居佛堂而又挂孔子像,挂孔子像而又批孔批儒,从这种种思想与行径来看,李贽的落发,与其说是为了出世、皈依佛教,还不如说是为了入世,进行反封建理学的斗争。李贽何尝是谨守佛教戒律的虔诚僧徒,这不过是李贽探索人生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李贽弃官以后隐居龙湖的十多年间,并不是出世的佛教徒或隐士,而是在紧张而艰苦的探索、著述和斗争。尤其是《焚书》和《藏书》的写作,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追求。
 
北走山西
 
     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当时任吏部右侍郎的刘东星,为父丧守制,住在老家——山西沁水百里外的坪上村。他想起了老友李贽,特地叫儿子用相到龙湖去邀请他到上党作客。李贽不顾年迈身衰,路途遥远,在用相的陪同下,离开麻城,来到了东星的家乡。
 
     刘东星对李贽生活安排得甚为周到,在家内专辟书斋,还在不远处的植山寺,为李贽修建“精舍”。衣食专人负责,每日大餐小宴,极为丰盛,花样不时翻新。
 
     李贽在山村,白日闭户读书,夜间与刘东星讨论学问,教刘东星之子用相与侄儿用健读《大学》、《中庸》。刘东星将李贽的到来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摒弃杂事,几乎逢夜必至,两人“夜夜相对”。白日闲暇,他也常来看视,每见李贽手抄不辍,感慨万分,叹道:“虽新学小生,不能当其勤苦也。”
 
     用相与用健是两位有心人,见老师平日出言精妙,警语连珠,三言两语,直入毂窍,令人见识大进。遂将师生问答,一一回忆,记录下来,集为2卷24章,取名《明灯道古录》。
 
     《明灯道古录》虽然也存在许多陈腐的内容,但它的反封建束缚,要求自由发展的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要求平等的思想,以及对孔子及儒学的一些批判,都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定的影响。
 
三会教士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夏,意大利人利玛窦和西班牙人庞迪我从南京到北京,途经济宁,得知李贽在此,特来拜访。
 
     李贽与利玛窦见面,这次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在南京,李贽与之在一次儒、释辩论会上的相遇,主角之一是利玛窦。但李贽未与利氏交谈,并非一次正式的拜会。去年,在南京,李贽与刘用相曾第二次会过这位西洋人,印象甚佳,很快成了好朋友。
 
     这位利玛窦是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意大利人,少年受业于当时的名人孟尼阁。17岁到罗马攻读法学,19岁入耶稣会,20岁进罗马学院,受教于当时最负声望的数学家克拉约乌斯,成为当时罗马学院一位小有名气的科学才子。不久,便被派往远东,成为一位具有东、西方文化修养的优秀的传教士。
 
      此次是利玛窦与西班牙人庞迪我为伴,入京向皇上献贡品。那庞迪我的身份是礼科文引,又是贡献方物,所以当地地方官待之以礼,一路绿灯。他们沿京杭大运河乘船北上,途经山东济宁,得知李贽住在漕运总督刘东星府上,特来拜访。
 
     利玛窦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的自由的个性观念及关于西方文明的介绍,使李贽眼界大开,同时对自己平时所追求的“真率、快乐”精神,似乎又从另一世界找到了知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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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编辑 | 王国钧
     图文排版 | 黄英l
     审核 | 林志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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