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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家族史见证民族百年史

2018-06-22 10:25:37来源:人民政协网黄璧坤 口述 李忠杰 郭彬 白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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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台山黄嵩龄家族
      广东台山人黄嵩龄,一生有着多重身份:康有为的学生、公车上书的举子、清政府的三品大员、北洋政府交通部的官员、粤汉铁路的建造者、广东省议会的议长……
2004年以来,黄嵩龄小女儿、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天文专家黄璧坤女士,在其子郭彬的协助下,致力于黄嵩龄相关事迹资料的整理发掘,随着整理的深入,黄氏家族百年来的历史日渐现出全貌。
      说起研究家族史的心得,郭彬感慨颇深:“我母亲的家族中,有过立宪派、有过革命派、有过国民党、有过共产党,不管信仰什么、不管是哪个派别,大家的愿望始终凝聚到一点,就是希望祖国强大起来。这也是我们家族的中国梦。”
      维新志士:
      追随康有为和梁启超
      我的父亲黄嵩龄1871年出生在广东省新宁(今台山市)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清末外出前往美国、加拿大等国求生的一些台山人,给这个小城带来了西方的资讯,父亲自小耳濡目染,有意无意地接触到了洋务派思想。
     1894年,父亲黄嵩龄23岁,进入万木草堂求学,这里是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的“大本营”。在万木草堂求学期间,父亲以正榜第一中秀才。随后,又在广东乡试中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
     1895年春,父亲黄嵩龄北上北京,参加会试。在等待会试期间,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事情——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来,父亲黄嵩龄参与了“公车上书”。
     1898年,父亲黄嵩龄加入康有为等人发起创建的保国会。同年,他参与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教育改革,主要措施有: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学生到国外游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父亲黄嵩龄一直关注国家的人才培养,戊戌变法期间,他上书光绪帝,奏请自费带学生出洋留学,借此为国家培养人才。可惜,因为种种原因,父亲黄嵩龄的愿望最终落空。他的奏折如今还静静地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戊戌变法在推行短短百日之后,就宣告失败。京城人心惶惶,父亲黄嵩龄在朋友的帮助下躲避了一段时间,不久后,终于找到机会离开北京。
     入职北洋,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建设
     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始招生,父亲黄嵩龄以广东选派生的身份再次北上。两年后,还在就读的他,考取了清廷内阁中书。
     任职内阁后,父亲黄嵩龄上万言书,请改革官制,变法图强,并提议增设交通部和农工商部。不久,清廷采纳他的建议,不过,因为慈禧不喜欢“交通”二字,所以“交通部”变成了“邮传部”。邮传部成立后,父亲黄嵩龄又上万言书于邮传部,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看中黄嵩龄的才能,将他调入邮传部。1907年,黄嵩龄升任邮传部电政司四品主事,1909年又擢升三品衔。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宣告覆灭,黄嵩龄并没有选择老师康有为的保皇之路,而是带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国民政府。此时,之前的邮传部也经父亲黄嵩龄建议而更名为交通部。
     任职交通部期间,父亲黄嵩龄最重要的工作是参与修建了粤汉铁路。粤汉铁路跨越广东、湖南、湖北几省,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战略意义也非常重要,但早在19世纪末,粤汉铁路的路权就被出卖给了美国合兴公司。1905年,粤湘鄂三省民众极力反抗,最终高价赎回路权,但此后工程进展迟滞,举步维艰。
     父亲黄嵩龄长期关注粤汉铁路的建设,对于如何整顿眼前的烂摊子,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1914年,交通部总长周自齐决定委任黄嵩龄为粤汉铁路公司总理,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建设。然而,父亲黄嵩龄担心,如果担任总理,会有太多的应酬,反而无暇顾及具体的工程。于是,他以协理的身份挑起了粤汉铁路广东段建设的重任。黄嵩龄担任协理期间,工程修建到了广东韶关,这一带是山区,受地形影响,工程很艰难,大家建议缓建。父亲黄嵩龄力排众议,推进工程,顶住水灾兵乱,用3年时间实现了广州至韶关铁路竣工通车。
     在粤汉铁路协理任期内,为了节约开支,父亲黄嵩龄自降薪水,只拿前任1/3的薪水;他还裁撤拿高薪混日子的洋雇员。努力终见成效,铁路营业收入从第一年的70多万涨到第五年的180多万。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通车后,父亲黄嵩龄力主继续推进工程建设,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他的计划最终搁浅。
     1918年,父亲黄嵩龄提交《任满离职宣告股东书》,在该文末尾,他沉痛地表达了自己失望的心情:“庸医杀人,庸才误国,庸商误路。因循坐误,实此心痛也。”父亲晚年回忆起那段岁月,发出这样的感叹:“以吾不居总理,无权办事,诸事不举,悔之晚矣。”
     临终遗言:“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
     1928年,父亲黄嵩龄离开北京,经南京返回广州。那时候,他对交通部非常失望,因为这个部门对全国的铁路建设毫无建树,而且长期拖欠职员工资。返回广州后,他致力于公益事业,是多个民间组织的领导或会员,其中之一是全省黄氏公所及千顷书院董事会会长。千顷书院是广东省各地黄氏族人集资兴建的大宗祠,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后多次增建重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氏族人在原千顷书院基础上建立了千顷小学堂,后发展为千顷中学。父亲担任董事会会长的第二年,千顷中学的学生已经超过500名。
     父亲黄嵩龄回到广东后,用积蓄盖起了一座三层楼的砖木结构住宅,起名“春声草庐”,读书、写诗、培养子弟,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心。
     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全面抗战爆发,父亲将家中成年的孩子送到抗战前线。1938年,日军进攻华南,父亲举家避居香港。他本以为,一年半载就可以回到家乡,谁知道,胜利却来得太迟了。那几年,父亲的心情非常糟糕,密切关注全国各地的战况,把对战事的担忧和关注,都写进了诗歌当中。
     日本人侵华,香港也未能幸免。日本占领香港后,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弟弟返回广州。当时,从香港开往广州的轮船分男女舱,但因为父亲年老、弟弟年幼,10岁的我陪父亲在男舱,而弟弟则与母亲在女舱。轮船抵达广州上岸时,乘客携带的行李都要交给日本兵检查。我们携带的行李被日本人看中,要拿走。父亲自然不肯,和对方理论。对方凶相毕露,夺过他手中的铁拐杖,对着71岁的父亲照头就打,鲜血直流。母亲吓坏了,再三哭求,这才有位人力车夫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父亲叮嘱我们:“我这件长衫不要洗,留下来给子孙看,让他们替我报仇。”
     自那次头部受伤后,父亲就渐渐失明,但他仍然不忘抗争。时常要我搀扶着,前往被日本人占领的千顷书院,据理力争,想要回书院。可是,一介失国寒儒,怎斗得过手握武器的侵略者?1944年12月25日,父亲在悲愤和不甘中去世。他未能等到抗战胜利,也未能看到我的哥哥们凯旋回来。
     父亲生前曾写有遗嘱,叮嘱我们黄家的子孙后代:“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若有一毫依赖之性,便是无志,便是无远大之图。”
黄家十兄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经世致用”是父亲黄嵩龄一生信奉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也是他教育13个孩子(其中10个长大成人)的准则。在变化无常的生活中,他倾其所有地培养我们。当时的社会风气,非常重男轻女,但他对女孩一样看重,要求我们有一技之长,经济独立,婚后不靠丈夫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在政治、水利、医学、军事、教育、工业、天文、音乐、文学等不同领域发展,大哥黄谦益、二哥黄建勋、三姐黄式坤、六哥黄震廷、十哥黄伯飞,堪称出类拔萃。
     大哥黄谦益:海珠桥的设计者
     我大哥黄谦益,1893年出生。上世纪20年代赴美留学,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专业是“城市与海港设计”。
     他在美国学习期间,有规定要求华人只能在唐人街居住。当时旧金山的唐人街缺乏医疗设施,华人就医很困难。大哥向当地的中华会馆呼吁,要建立华人自己的医院。经他倡议、设计、监工,后来真的在旧金山建成了中国人的第一座医院,叫做东华医院,大哥担任院长。如今,在这家医院里还有一块石碑,记载着黄谦益的事迹。
     1929年,黄谦益回国,担任广东省珠江水利局的总工程师。珠江有三条支流:北江、东江、西江,每年雨季,洪水泛滥成灾。黄谦益重新设计、引导河道,挽救了许多人的财产和生命。
      珠江横穿广州而过,阻隔了广州市中心到河南区的交通,上世纪30年代,大哥监工修建了一座跨越珠江的海珠桥。这座桥的设计非常巧妙,每逢大船通过时,桥面可以翘起来。遗憾的是,后来广州解放,国民党败退时,将这座桥炸毁了。
      抗战期间,黄谦益担任盟军陆军的联络顾问,制定战略方案。他有很丰富的地理知识,且懂得英语和岭南多地的方言,所以在军中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士兵,训练他们使用美国枪械,并深入敌后抗击日军。1946年,身在广州的黄谦益收到从美国邮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杜鲁门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获得这个奖的中国人大约有50个,他是其中之一。
      1988年,大哥黄谦益在美国去世。
      二哥黄建勋:孙中山英文秘书
      我二哥叫黄建勋,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二哥回国后追随孙中山,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和大元帅府金库库长、大本营盐务署署长。1925年,他陪同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弥留之际,二哥与二嫂伍智梅一直陪伴左右。孙中山逝世后,他负责起草了讣告。1926年,二哥黄建勋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
      我的二嫂伍智梅,是辛亥元勋伍汉持的女儿。伍汉持是孙中山的挚友、同盟会会员,他敢想敢说,辛亥革命后,他是国会议员,在国会大骂袁世凯,袁世凯怀恨在心,在天津将他暗杀,被誉为“民国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去世时,二嫂只有14岁。她很崇拜她的父亲,个性也与她父亲相似———独立、果敢,勇于仗义执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唤起了女性的崛起,这年秋天广州成立了“广东女界联合会”,旨在“联络女界开启其自觉,灌输新的知识,提倡经济独立,注重妇女教育、注重道德”。二嫂是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同时,她也身体力行,是现代妇女的榜样。1920年初,在“广东女界联合会”的倡议和推动下,广三铁路局的局长开始聘用40位妇女担任售票检票等工作,这是第一批成为职业妇女的广东妇女。她们做得很出色,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
      在和我二哥黄建勋结婚后,二嫂虽然有自己的事业,但她以我二哥的事业为重,帮助和支持二哥。二哥去世后,二嫂将4个孩子寄养在娘家,全心全意为事业努力。她筹建了中山图书馆,并担任第一任馆长。1924年,她与何香凝等人筹建了广东平民生产医院,这家医院在一年之内就为近万人治病。她还与何香凝、宋庆龄等人一起创办了妇女儿童福利会。
     1950年,二嫂经香港去了台湾。她走的时候,宋庆龄和何香凝发电报劝她回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但是未能如愿。在台湾,二嫂曾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等要职,主持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台湾的医疗界举行会议,二嫂在台上发言,讲话的过程中情绪很激动,讲话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病发猝死。她去世后,蒋介石特地颁发诔词“尽瘁流芳”。
      三姐黄式坤: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影响了一批青年女性
      我的三姐黄式坤,出生于1897年,那个时代,女孩子很少有人出去读书,即便读书,一旦物色到合适的夫婿,马上嫁人成为家庭妇女。父亲黄嵩龄思想开明,反对女儿缠足,更反对女儿成为旧礼教的牺牲品。三姐15岁那年,父亲让她独自在广州学习西医,希望她能有一技之长,经济独立,不靠男人养活。受父亲影响,三姐从小很独立,而且比父亲的期望走得更远。
      1921年,她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医。在法国,三姐遇到了她的终身伴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创建人之一袁振英。
      1924年,三姐从法国回来,我们都很钦佩她。那时候,三姐还成为一批女青年求上进的榜样,我们的台山同乡雷洁琼女士,晚年谈到我三姐时就说:“看到她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主持公立医院妇产科,帮助女性解除痛苦,我深受启发。后来我志愿到美国留学也是受她影响的。”
      三姐一生命运坎坷。1928年,我姐夫袁振英,因为“共党嫌疑”被军阀陈济棠投入监狱,判处死刑。押赴刑场之际,一位亲戚陪同三姐前往,三姐受到沉重的打击。幸运的是,死刑并未现场执行。再后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姐夫被改判软禁,最终被释放。
      姐夫蒙难期间,三姐以一己之力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但她的精神备受煎熬,此后日渐失去勇气和锐气。
      三姐晚年,因为受到姐夫牵连,从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沦为衣食无着落的老人,一度陷入抑郁。上世纪80年代初,三姐随她的大儿子定居美国,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在美国期间,她给我们写来的家信中曾提到:“我每天看《人民日报》,知道中国在改革,这些成就让我为祖国的进步感到欢欣。”
      六哥黄震廷:德国柏林大学高材生,沉默寡言的家庭守护者
      我六哥叫黄震廷,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回国后任教中山大学。抗战期间投笔从戎,先后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秘书。1946年升至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风云席卷而来。六哥认为自己当初参军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而今打内战,杀害同胞,违背了初衷,便辞职回到广州。
     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都还年幼,父亲去世没两年,母亲也去世了。父亲生前表示,希望六哥能照顾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所以,六哥回到广州,担负起了照顾我和弟弟的任务。
      六哥在广州从事中学校长职务多年后,调入中山大学德语系任教。他读书看报,努力跟上新形势,帮助家中弟妹顺利度过人生的重要关卡。十年“文革”动乱中,他以平静的心态对待各种复杂的境遇,我从来没听他发过一句牢骚。
      六哥年轻时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但他一生几次错位,没能施展抱负。他早年在柏林大学读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学问在贫穷的中国用不上,只好改教德语。改革开放后,学习外语的人多了,六哥编写《中德音素对照表》,文稿寄到出版社,却被退回。六哥年轻时,一表人才,很多人给他提亲,可是因为怕自己的经历连累别人,他都拒绝了。
      改革开放后,我七姐和十哥回国探亲,邀请六哥去美国定居,六哥不肯,他写信给我说:“我并没有这种企图,如想,那早在1946-1949年就去了。德国也有人叫我去。当时的想法,一觉得中国共产党已将统一中国,国家有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看到中国富强起来,这是一生的愿望。二看到三姐和你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因此留下。现在国家又在蓬勃发展,出去干什么?”
      十哥黄伯飞:美国耶鲁大学老师,一生致力于创作中国古诗词
      我的十哥黄伯飞,1937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曾任香港《国民日报》总编辑。1947年十哥赴美深造,进入斯坦福大学读书,后执教于耶鲁大学。黄伯飞在斯坦福读了一年书,便没有钱继续读了,不得不开始工作。但他始终不忘学业,在50多岁的时候,终于完成毕业论文,获得斯坦福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
      黄伯飞幼年时,正值父亲在广州任粤汉铁路粤公司协理与省议会议长。那时候,政局混乱,父亲志向不得施展,睡前常在苦闷的情绪里吟唱古诗词。在父亲的吟咏中,十哥黄伯飞潜移默化,小小年纪便能吟诗,还跟着父亲读了四书五经。执教耶鲁期间,他常创作汉语古诗词,并尝试用英文写出汉语古诗词中的意象,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在教学过程中,还撰写出版了二十几种汉语教材。
      中美建交初期,美国教育部派代表赴北京高等院校交流汉语教学经验,黄伯飞任副团长,这是他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到祖国。在工作之余,他与留在国内的亲人短暂会面。从那以后,我与十哥常有书信往来。
      1985年,黄伯飞在耶鲁退休,校方为他举行隆重的欢送酒会,不少学生也从各地赶来参加。那期的校刊以十哥为封面人物,内有学生撰写的文章《凌越时空限制的诗境》。接着有人匿名捐赠20万美元在学校设立两份“黄伯飞奖学金”,以表彰他多年来为传播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努力。
(本文整理者李忠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郭彬为黄嵩龄外孙、江苏省政协委员、民进江苏省省委委员、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高职院和继教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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