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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涛·魏晋琅琊王氏述考

2018-06-21 17:25:23来源:世界王氏网 我也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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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系简表
 
《新唐表》记述魏晋琅邪王氏传承世系如下:
 
     融字巨伟。二子:祥、览。览字玄通,晋宗正卿,即丘贞子。六子:裁、基、会、正、彦、琛。裁字士初,抚军长史,袭即丘子,三子:导、颖、敞。导字茂弘,丞相、始兴文献公。六子:悦、恬、劭、洽、协、荟。洽字敬和,散骑侍郎。二子:珣、珉。珣字元琳,尚书令,前将军,谥曰献穆。
 
     按,《新唐表》是为在唐朝曾任宰相的人修立世谱的,上溯祖先,只记直系一支,入唐以后,才详及父祖子孙分支。故虽琅邪王氏实始兴于王祥,但《表》中王祥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却详细记述了其弟王览的后裔,因为唐宰相王方庆、王玙、王抟的始祖是王览,不是王祥。也因此,又上溯另一位宰相王璇的始祖到王正(这是因为前面已经记了王正是王览之子):
 
     正字士则,尚书郎。三子:廙⑴、旷、彬。彬字世儒,尚书右仆射,肃侯。二子:彭之、彪之⑵。彪之字叔武,尚书令,谥曰简。二子:越之、临之。临之生纳之(此后入南北朝)。
 
     体例攸关,《新唐表》只详于有唐一代任过宰相的家族。唐代以前均是上溯性质。自周灵王太子晋,至东汉末的王融,补上了子、史家未记琅邪王氏(包括太原王氏)之缺,虽然记述有缺有误,作为研究王氏家族的资料,起到拾遗补缺作用,其价值是其他文献不能代替的。其记魏晋南朝部分,由于正是琅邪王氏鼎盛时期,王氏重要成员,多人正史列传,故这一段,可依史书所载,立一个较详细的世系表。今参考正史及赵宋汪藻的《琅邪临沂王氏谱》,加上少量补正之处,列魏晋琅邪王氏谱表(3)于下。西晋琅邪王氏之兴,实由于王雄、王祥、王览三人。王雄、王祥,传三至四代后,史书失记。王览之后嗣,入东晋后,世系绵长,故分列三表,以明端绪。      
     (一)魏晋世系表:


     (二)说明:    
     1、这个谱表示笔者参考所能见到的资料编排而成的,主要依据的是《晋书》和《世说新语》。汪藻的《琅邪临沂王氏谱》本当作为主要参考书。但思贤讲舍本转载的此谱,错字不少,如王裁写作王义,王籍之写作王藉之。又考辨不足,只据《新唐表》把王廙写成王旷之兄,无视南朝多少著作称王廙为王羲之的叔父,故不用它来裁定自己的谱表。时贤的某些谱作,亦多在此表成后一翻阅之,并未据以修改此表。
     2、王雄,是王览的从祖兄,年龄大约比王祥略小。他的祖父是王仁的兄长或弟弟,也不可考知。足见东汉时尚没有一部琅邪王氏家谱,编《晋书》者无以为据,不敢妄拟。
     3、王敦弟竺道潛、王导弟释道宝,见于萧梁慧皎《高僧传》,本表据朱文民《两晋琅邪王氏家族的佛事活动及其两位高僧》⑷一文补入。
     4、王羲之诸子凝之的4子,涣之的一子,肃之的一子,徽之的3子,操之的一子,均据赵雪峰《王羲之在绍兴的一支后裔》(5)一文补入。
     5、传世各王氏谱,俱以王翘之为王彬的儿子,笔者旧作《麥华三〈王氏世系一览〉补正》,亦据此入谱。但近来地下出土文物订正了旧说。故据《文物》2000年7期中的《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报告》订正为王翘之为王彬之孙,王彭之之子,又补上王康之,又补入王仚之为王彬之子。但据叶炜《疏证》,仚当为企字之误,表上改正了。
 
二、魏晋时代琅邪王氏家族地位之奠定
 
      两汉的琅邪王氏,据史书所记,未入世家大族的行列,当时,也未形成以郡之望族相矜尚的姓氏大族(元城王氏因政治地位而显赫一时的“五侯”算是一个特例,只是王莽一死,家族立即式微了),但是王吉是王祥的祖先,毕竟有《晋书》为证,因此,台湾毛汉光在其《中古大士族的个案研究——琅邪王氏》一文中,以王吉为琅邪王氏的祖先,并且推断“琅邪王氏源起周灵王之说,可能为隋唐以后的王氏附会之说。”毛先生信史学,不太相信谱牒之学,只是从史学角度看,仍然未能解决王吉、王骏、王崇三代至王仁之间世系不明的问题。在这里,笔者大胆地提出一个命题,即:不论琅邪王氏的祖先是周灵王太子晋之子宗敬、是秦末王离之子王元,还是西汉的王吉,真正奠定琅邪王氏基础的,乃是晋代的王祥和王览。以为以这个观点考察琅邪王氏家族,才能解决家族不显于两汉,谱牒数有失误的问题。拙见之要点是:
     
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家族的延续
      琅邪王氏家族,由于王祥以耆老为晋开国功臣,位至三公。又晋用魏制,取士用“九品官人法”,此法延续至南朝末,琅邪王氏子孙,以品官定出身,故多以第二品(上中品)例赐六、七品官为起家官。关于王祥在晋初的地位,毛汉光以为“王氏是经过文化途径演变而成的士族(6)”。但据毛先生所界定一个家族,必须至少三世服膺某一文化,始得成为文化家族,实际上王祥不够这个条件。他最有名的孝行,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并未升华为文化。琅邪王氏由他发迹,乃是另有原因。王仲荦举出西晋十大家族终于成就了门阀专政的原因,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世家大族如琅邪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荀勖,河东卫瑾、裴秀,太原王浑、王沈,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或以国之耆老,特蒙优礼;或以参与魏晋递澶之际的秘策密谋,任掌机要;或以连姻皇室……为晋室爪牙虎臣。门阀专政的典型时期,实形成于这一时期。”王祥乃属于“国之耆老,特蒙优礼”这一类型的。这样分析,旨在说明,王祥兴于晋朝,成为琅邪王氏三百年荣华(自西晋初到陈末)富贵的奠基人,必然之中也有偶然因素促成。由于他出仕甚晚(避地庐江,公元222年为魏徐州剌史吕虔的别驾,时年38岁),与志在篡魏的司马昭搭上关系时,祥年已71岁,官至太尉。司马炎灭魏兴晋时,王祥未表示反对。这年,他年已81,司马炎利用他年老官高这两条,又封他为太保,晋爵为公,作为新朝的点缀品,琅邪王氏也随着声望大起。如果他出仕早或者寿短早死,赶不上西晋建国,琅邪王氏之奠基,怕要另待时机了。关于琅邪王氏受“九品官人法”之惠,有两个材料证明,一是毛汉光的统计材料。他将两晋南朝琅邪王氏成员列传中记载起家官(初出仕所任之官)加以分类统计,计以6品官起家的31人。以7品官起家的19人,以8品官起家的10人,没有以9品官起家的,更不用说9品以下的“流外官”了。故毛先生说王氏最高可以6品官起家,而以6品及7品官起家为常态。”二是《通典•选举》言:“因习(南朝)宋代限年之制,然而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中正官所评的上品)以二十登仕,后门(中、下品)以三十试吏。”这两种制度上的保证,就使得琅邪王氏子弟,二十岁出仕,起家官为6或7品,只要不短命早卒或捲进政变漩涡中去,约5年后可升为5品官或4品官。其中官运好或有才能者,在5品或4品任上迁调沉浮个5、6年,便可升至掌中枢政权或为地方重镇的3品或2品官。在当时被称为“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年纪也不过在40岁与50岁之间。考,“九品官人法”虽然因为其弊病颇多,两晋南朝作了些小的改动(如某一时间停设州、郡中正官之类),但一直到隋灭陈,江左大士族一直保持着仕途优势地位。故琅邪王氏虽然出了一品官王祥和三品官王览,如果当时仍用汉朝的察举与征辟的取士制度,没有“九品官人法”,琅邪王氏,还有其他大族,是不会连续坦步仕途三百余年的。
      当然,作为江南侨姓第一的琅邪王氏家族,如果没有经济制度(如晋朝的“占田法”)的保证,也许会有更多的衰败成员被淘汰于史籍之外吧。因为六朝更迭频仍,江左经济大族变动太大,不予详考了。
 
三、晋元帝永嘉南渡划了一条线
 
     永嘉元年,司马睿自琅邪封国,率百族南渡,开府作镇于建邺(后改名建康)。当时似乎只是为了逃避北方战乱。后来,北方的怀愍二帝相继蒙尘。大势所趋,他被拥立为皇帝,开创了东晋王朝。这时虽然未到南北朝时期,南北朝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北方的统治者是所谓十六国政权。东晋倚长江以建国,以西方的襄阳至东方的淮河一线为屏障。后来西取巴蜀,又北据汉中,稳住了半壁江山,政权延续了百余年。
     永嘉南渡及东晋偏安江左,相当大地影响了琅邪王氏的荣枯兴替。从整个家族说,是更加壮大了;从家族各分支说,是王览一系兴盛于江左,绵延不绝达三百余年。而鼎盛于西晋的王祥、王雄两支系,因未能渡江,传了三四代之后,族群衰微,在历史上消失了。
      先说王祥一支,他有五个儿子,次子夏、四子烈、五子芬早卒。烈将死时,遗言还葬故乡琅邪临沂。芬的遣言是留葬京邑(洛阳附近)王祥都满足了他们的遗愿。据《王祥传》,祥死后葬西芒,即今洛阳偃师一带。可见当时王氏祖墓在临沂,却又在京邑附近置了坟地。王祥生在洛阳为官,死葬洛阳。他的长子王肇庶出,由三子王馥袭爵。王祥生前封睢陵公,死后赐钱30万。不知何故,只隔了七年,王馥就“家甚贫俭”了,由朝廷赐絹300疋,拜馥为上洛(今陕西商县附近)太守。他死后儿子根嗣(当为嗣爵),官职只是散骑郎,也许不及升迁,又早卒了吧。王肇官至始平(在今陕西兴平附近)太守,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这位太子大约是惠帝太子司马覃,这就快到永嘉元年了。俊子遐,郁林太守,应该是王祥一支唯一处在江南的人,然而终于下落不明,也许在司马睿称帝之前死于任所了吧。这样,王祥一支因为大部分不过江,就没有传承人的记载了。
      再说王雄一支,王雄,任幽州刺史。子王浑任凉州剌史,封贞陵亭侯,远不如太原王氏中同名的王浑位高功大。第三代王戎才显赫起来,他是竹林七贤中人,曾仕至中书令、司徒。子万,早卒。兴,与从弟愔为嗣。王雄另一子王乂,生四子,王愔、王诩,任官情况不详。另二子:王衍,善清谈,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获益者东海王司马越所倚重,他曾为越画“狡兔三窟”之计,派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扬州刺史,以控制长江上下游。自公元309年开始,在山西的匈奴人刘渊,日益坐大,接连攻打西晋都城洛阳。司马越借口出兵抵御,把晋怀帝留在洛阳,自率精兵14万东逃。逃到项,听说怀帝要宣布他的罪状,忧愤而死。临死把兵权交给王衍。刘渊部下石勒领兵追司马越的灵柩,在苦县追上,王衍全军覆没,被石勒杀死。王雄族人同被杀死者不少。王澄:幸而早出为荆州刺史,逃过了这一难,后来却被族弟王敦害死。二子、詹、早卒。徽,仕至右军司马。这一支也式微了。
     再看与之成对比的王览一支
     王览最后一任官为宗正卿,封即丘子。他有六个儿子:长子裁,抚军长史。次子基,治书(侍)御史。三子会,侍御史。四子正,尚书郎。五子彦,中护军。六子琛,国子祭酒。除彦、琛官至三品外,裁等四人都是六品官。他们是这一支的第二代,除王彦参加八王之乱,在成都王颖部下立下战功,仕至中领军(大约也随司马颖的倒台而倒台)王琛升至同九卿待遇(三品官)的国子祭酒,后下落不明(有可能随同王衍等被石勒杀死。也有可能随怀帝留在洛阳被刘曜杀死)外,裁、基、会、正官品都不高,又似都早亡,故王旷、王导倡议全族随司马睿南渡时,他们一个也没有跟去。而这一支最显赫的人物乃是随司马睿渡江建立东晋王朝的第三代,王导,王敦,王含、王舒、王邃、王旷、王廙、王彬、王棱、王侃等人。因此,永嘉南渡等于是一条分界线,随从南渡的王氏家族,由于决策南渡,又辅弼司马睿的帝业,就成了江东侨姓第一大姓,从他们开始,琅邪王氏的声势远播、绵绵瓜瓞。留于北方的,在十六国更迭的战乱中,会像王祥、王雄二支一样,不知何时传承中绝了。
      再举同时的太原王氏为例。这一家族的奠基人,是曹魏的王昶,昶有二子,长子王浑,浑子济,在西晋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济尚常山公主。无子。庶出子二人:卓,拜给事中。聿,袭公主封敏阳侯。这一支未过江,后嗣如何,不见于史籍。昶次子王湛,湛子丞,为司马越参军,然而过江投奔司马睿。丞子王述,述子王坦之,坦之子王国宝,均为东晋有权有势的高官。甚至王国宝与同是太原王氏的王恭(关于王恭一支传承,见后文第5节)争权,终于两败俱伤之后,王坦之的曾孙王慧龙逃人北朝,还成为北方五大姓中太原王氏之祖。后之治太原王氏史者,均以王昶、王湛、王丞、王坦之……王慧龙为传承体系,可知永嘉年间的随司马睿南渡,是导致琅邪王氏成为五朝(东晋、宋、齐、梁、陈)世家大族的关键。
 
四、永嘉南渡者为王旷考
 
     王旷,王览之孙,王正的长子,王羲之的父亲。他与司睿是姨兄弟,为司马睿画南渡之策的主要人物。在司马睿到达建邺后,官拜淮南内史,明面上是屏障江南,实际上是替司马睿为夺取督扬州江北二郡(淮南、庐江)兵权所安下的棋子。当时司马睿的官职是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共七郡)诸军事,决心夺取整个扬州的兵权,故安排亲信王旷去淮南,准备选择时机代替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北诸军事的周馥。结果是,王旷被派率领三万大军参加指挥一场远在并州(今山西)上党的战争。三万兵马几乎全军覆没,属下两个将军战死。王旷下落不明,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按体制说,淮南国没有三万兵马,内史也无权指挥两个官品相同的将军。令人怀疑这是周馥设计的一个阴谋(7),但史书记载不详,且疑点颇多,导致了《晋书》未给王旷立传。关于王旷,笔者有《一千七百年未解之谜》一文予以考证(8),这里却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司马睿永嘉南渡的画策者乃是王旷,而且由他说服王导、王敦助成其事。
     下面先引有关资料:
     1、王羲之,字逸少……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谋。(《晋书•王羲之传》)。
     2、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此时(涛按,指公元307年7月以前之某日),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太平御览》卷184,引裴启《语林》)
     3、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晋书•元帝纪》)
     4、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东海王司马越的妻子)之意也,(元)帝德之。(《晋书•东海王越传》)
     5、晋元帝为安东将军,(裴)郃为长史,侍中王旷(王旷曾为晋惠帝侍中,非怀帝时为侍中)与司马越书曰:“(裴)郃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宏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
     6、永嘉元年五月,上(司马睿,当时尚为琅邪王,未称帝)还国。六月,进军下邳,治严。九月,到扬州治……裴郃为长史,王导为司马,顾荣为军司,贺循为军祭酒。(《世说新语》敬胤注。载于赵宋朝汪藻《世说新语考异》中)
     7、九月戊申(农历十一),琅邪王睿至建业。(《资治通鉴》卷86)
     8、王导……后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帝(司马睿)为琅邪王,与导雅相亲善……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晋书•王导传》)
     9、东海王之收兵下邳也,假帝(司马窨)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镇下邳。俄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书•元帝纪》)
     上面9条材料,可以互证,但是人、时,地、事交错。今按时间前后,予以考证和说明。说明时,涉及其他事件,非关本文证据,就不再引证原文了。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北方并、冀、青、徐各州,乱象已成(故王旷说“天下大乱”)。东莱反了个王弥,有进犯青徐二州迹象。身为青州刺史的驸马王敦,借口朝廷(实际掌权者为东海王司马越)征他为中书令,不顾公主之丧,单车出走。他顺道先回家乡琅邪临沂。王导本为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事”,不知为何不在司马越身边,也回家乡来了。王旷本为丹阳(今南京市一带)太守,305年12月,陈敏反于历阳,伪称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任命他为扬州刺史,又任命顾荣为丹阳太守。原任扬州刺史的刘机,丹阳太守的王旷,便弃位让出城池。307年2月,陈敏乱平。刘机又回到扬州任他的刺史。王旷却因为顾荣既为江东四大姓顾氏的头面人物,又有里应外合平定陈敏的功劳,不愿意与他争丹阳太守的位子,也回到了家乡。这时他姨兄弟司马睿任平东将军镇下邳。王旷先去到他那里,不免提到北方的乱象。王旷很了解建邺有长江天险,而尚没有一个亲王镇守,说服了司马睿请求移镇江东。他与司马窨商议,为增厚力量,设法说服王氏长门嫡长子王导率领全族同行,王旷便去家乡找王导(从王旷剔壁窥之判断,王导是在自己宅中),导恰巧和王敦,也许还有王颖、王敞、王含、王邃等人也正聚会,“共为谋身之计”,也就是商议他们这一伙人的前途问题。王敦被司马越征为中书令,王导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司马越当时又独掌朝政,挾天子以令诸侯,想来他们的谋身之计是大家一齐投奔司马越。当时司马睿刚从八王之乱的中心洛阳逃回封国不久,想当然地不愿意再去洛阳,故王导等人不但不去约他,还背着他开会。王旷来到,王导、王敦知道他是司马窨的亲信,也就不让他进屋参加会议。王旷呢,先打破窗子往里看,然后说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欲告官”。他们大部分都是官,王敦还是未来掌朝政的三品官中书令,谁能管他们?但是,临沂属琅邪国,司马睿是琅邪国王,军事上琅邪又是平东将军的辖区。王旷不啻告诉他们,自己乃是奉了司马睿的命令而来的。加以王旷移镇江东之策又确实比不带兵马,赤手投奔司马越的办法为优,所以王导、王敦等人也就同意举族(王导留下了两个兄弟在原籍)随司马睿南渡了。但是,亲王移镇必须得到皇帝的允许,恰巧王敦要去洛阳任中书令,于是请求移镇的奏表就交他带去。这时,司马越并不在洛阳,他于三月份出镇许昌了。他知道王敦要去洛阳上任,告知王敦,自己的妻子(裴妃)在洛阳,可以帮得上忙。果然,大约王敦307年6月(资料第6条,“6月,进军下邳,治严”。治严即整理行装)通过裴妃,获得怀帝的允诺,有信息告知司马睿,睿才令全部南迁者治严。七月已末(农历十一)下诏以平东将军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九月戊申(也是十一日)琅邪王睿至建邺。
      因为有资料第3条第4条的记载,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才用有饼大家吃的办法,写道:“它说明南渡的问题不是一人一时匆匆的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策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琊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其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于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当然,此事的促成大家都有份不假,但田先生的解释有三处不当:1、共谋于密室分前后两截,前半截王敦,王导共为谋身之计,显然是背着司马睿的,也当然不是打算移镇江南,只能是投奔司马越,因此才不允许王旷进屋,后半截是待到王旷先威胁,后说明依司马睿移镇江南之利,才使得敦导同意。王导怎能算关键人物?考:他那时连司马睿的部下都不是。等到诏书下来。司马睿从平东将军改为安东将军,从都督徐州诸军事改为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应当重组军府。据材料第6条,知道新班底四个主要人物为裴郃(9)、王导、顾荣、贺循,全是新人,王导是此时才为安东司马(不是平东司马)的。看第5条,组织安东军府,应该是王旷的建议。因为四人中,顾荣、贺循是江南头面人物,王旷任丹阳太守时自然相识,他又在陈敏败亡后给了顾荣一个面子,未重回丹阳太守原任。王导,既已决定率领全族南渡,自然不能再作参东海王军事。司马睿让他作安东司马,是最合理的安排,只有这个裴郃,任安东长史似乎是王旷推荐的,因此王旷,才写信给司马越报告裴郃在建邺受人欢迎的情况(裴郃是裴妃之兄)。综上所述,司马睿的永嘉南渡,王旷(而非王导)才是关键人物。2、说“裴妃亦有其意,居内大力赞助”也不含乎事实。王导等人密议的地点在琅邪临沂,事先连王导都想不到会去江南,裴妃在洛阳,怎么能“亦有其意”呢?她所以参与其事,只是因为此事必须由晋怀帝下诏书,司马越在许昌,裴妃在洛阳,她能替王敦将申请移镇江南的奏表送达怀帝并劝说怀帝批准而已。3、说这件事最终由司马越、王衍决策,也对也不对。王敦由临沂去洛阳,路经许昌,自然与司马越商议此事,司马越自然是同意的,所以才有裴妃在洛阳帮助操作。至于王衍,他一直在洛阳,官拜司徒。308年5月,尚有他击败寇洛阳的王弥的记载,那时司马越在鄄城,王衍尚未入司马越军府,二人不在一起,怎能共同决策?事实上直到310年司马越率众出许昌时,王衍才作为他的军司(10)与之同行。司马越死去,王衍代领其军,为石勒所破。衍越二人的经历,《晋书•元帝纪》记载历历分明,田先生坚持司马越王衍之间已有“王与马共天下”的关系,不顾时与地的变化,司马越的事,过早地加到王衍身上。
      以上旨在考证王旷在司马睿决策南渡上的作用。南渡对琅邪王氏兴盛的作用,前文已予以考辨。决策的到底是何人,正史中记得含胡,埋没了王旷的功绩。兹事体大,故立专节以辨之,顺便说一句,记此事最详尽的,是《太平御览》所引《语林》之文。《语林》,裴启所撰,他成此书时为公元362年,时王羲之刚死一年。王旷之孙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俱健在。王导之孙王珣、王珉也都健在,对裴启所记,王氏诸子弟都没有异议,可见裴启所记不虚。当时人记当时事,算得上是接近第一手的资料。
 
五、在东晋的兴替沉浮
 
      东晋王朝存在了104年,在此期间,有北方“十六国”的南侵,有门阀大族有兵权者的窥伺大位,有掌有兵权者的内斗,有境内人民的“起义”(11);也算得动乱频仍。像琅邪王氏这样参与开国大业的家族,不可能不被捲人这些动乱之中或者受其影响,随着动乱的结果不同,参与者也随之或得势或失势。不过,如琅邪王氏这样子孙支系众多,而又各立门庭,对朝政国是,就未必能全族观点一致。因此,本节打算梳理两个问题;一、琅邪王氏本支内的兴替变化;二、与其他大族比较,琅邪王氏全族在东晋时的浮沉。
      1、琅邪王氏各分支过江后的延续与中断
     王览六子,其孙辈随从司马睿过江的为王裁子王导(为僧者不计人)。王基子王含、王敦。王会子王舒、王邃。王正子王旷、王廙、王彬。王琛子王棱、王侃。王敦作乱,病死,被开墓扬尸。王含及其子王瑜、王应(过继与王敦)战败,去荆州投王舒,被王舒沉于江。王基一支中绝。王舒本是王敦同党,因沉王舒父子于江有功,未受连累。讨苏峻,封彭泽县侯、卒。长子宴之被苏峻所害,孙崑之,曾孙陋之嗣。又其次子允之后来官至卫将军,下传三世,王希之、范之,似已至晋末。以后可能无嗣。王邃因为不应明帝发兵讨王敦之诏,因而在王敦之乱平定后,忧惧而死(12)。王会一支中绝。王棱因为反对王敦作乱,敦使人害之。棱弟侃,仕至吴国内史,不知有无后嗣,王琛一支也中绝。王彦于西晋末年便后嗣无闻,故王览六子中次子基、三子会、五子彦,六子琛四支,至东晋末俱已中绝,只剩下长子王导、四子王正两支经历南北朝而入隋、唐,世泽绵远。只是所谓其传中绝,不一定都是子孙断绝,或许后世无显宦,史书不载,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吧。晋、宋之间的《王氏谱》已佚失,今天传世之谱,多为明朝以后所修,无法据以补入了。
      2、琅邪王氏在东晋的沉浮
     司马睿南渡时,王敦在洛阳,王舒还在青州(他本在青州投依王敦)料理公主的后事。王廙、王彬在濮阳。真正辅佐安东军府的是王旷、裴郃、王导、顾荣、贺循等五人。顾荣为军司(即军师,避司马师讳而改称,是军府的首席幕僚,并非军司马,但后人往往把二者弄混了),职务最高,可是与贺循均是司马睿为安抚江南大姓而委任的。真正的心腹是王旷、裴郃、王导3人。当务之急,为了巩固地位,非要把都督扬州江北诸军事的兵权拿到手不可,便派王旷去淮南。都督江北诸军事的周馥发现了这一阴谋,不知怎么说动了司马越,派王旷千里迢迢,越淮渡河去救上党。王旷为淮南内史,兵马最多不过五千人。周馥把自己管辖下的兵马三万人让与了王旷。他算定了王旷必败,但自己的兵马可以另行补充。果然王旷战败,全军覆没,他个人下落不明。但是司马睿没有放弃兼併淮南兵马的原计划,又派裴郃(《晋•元帝纪》作裴硕,《裴秀传》作裴邵,疑本作裴邵,字形相似误为郃。邵、硕一音之转)任淮南内史,时为公元310年。11月,周馥上书以洛阳孤危,请迁都寿春。司马越以馥不先告知自己而直接上书于怀帝,大怒。召馥和裴硕(即裴郃)。馥不肯行,令硕领兵先行。硕诈称受越密旨,袭馥。战败了,向司马睿求救。311年正月,睿令甘茂攻周馥,周馥兵败奔项,忧愤而死。裴郃终于担任了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扬州江西(即江北)淮北诸军事。他领兵去与司马越相会,不料,卒于军中。司马睿终于得到了扬州江北的兵权,却损失了王旷、裴郃两大亲信。随他南渡的亲信只剩下王导一人。王导是很佩服裴郃的,到了晚年,还说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所谓此位《晋书•裴秀传附裴邵》作司空,《刘隗传附刘畴传》作司徒。涛按,作司徒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琅邪王氏渡江投奔司马睿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首先,王旷的两个兄弟王廙、王彬奉侍母亲来到。接着,王舒“与诸父兄弟”(13)也“渡江委焉”。这里诸父兄弟不知所指何人,大约有王含、王棱、王侃。早在309年时,司马越已假怀帝之命任王敦为扬州刺史,但未将原刺史刘陶免职。敦到扬州,司马睿暂时任命他为安东军府的军谘祭酒。不久,刘陶卒,王敦才得为扬州刺史,广武将军。接着迁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节。这都督征讨诸军事,没有军府常驻之地,实际上专为替司马睿扩充地盘特设之官。果然,不久便与甘卓讨平华轶,得了沿江又一大州江州。当时,荆湘流民首领杜弢叛,占领湘州、荆州,王敦又督陶侃讨平之,于是,巴蜀以下,沿江各大州均为司马睿所占有。随着地盘的扩大,司马睿先是升为镇东大将军。313年,怀帝被前赵刘曜所俘,司马邺(即晋愍帝)在长安即帝位,先封司马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315年又晋封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右丞相。无异将全国兵马大权及行政权名义上都交与了他。这时,司马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又有了江南的广大地盘,奠定了316年司马邺降前赵后他成为晋朝惟一有资格称帝的地位。果然,在部下文官武将及西晋宗室的拥立下,他于317年称晋王,318年称帝。因立国于江东一带,史家称为东晋。
      王导随着司马睿的职位日高,不但历迁丹阳太守,拜宁远将军,丞相军谘祭酒、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骠骑将军,加散骑常待,都督中外诸军。后来升到领中书监,假节,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如故(扬州为司马睿寄居之地,刺史照例用亲信人。录尚书事等于有实权的丞相,虽然这时司马睿也不过官居丞相),而且将过江的兄弟子侄,陆续安插在中朝、外朝。当司马睿称帝时,已知琅邪王氏的第三代人物任官如下:王导晋封武冈侯、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因为加了司空的头街,成为一品官了)。王敦,侍中,大将军,江州牧(后改江州刺史)。王舒、廷尉。王廙:宁远将军,荆州刺史。王彬;侍中。王棱,广武将军,豫章太守。王含,南中郎将。王邃,尚书。这时,文武两个最高官,沿江三大州(荆、江、扬)的刺史,都由王氏子弟担任,故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是琅邪王氏最为鼎盛的时期。
      司马睿为帝后,逐渐感到王氏势力太大,便重用刘隗、刁协,抑裁王氏势力。王敦倚仗手握重兵,两次起兵攻打建康。第一次以“清君侧”(清除刘隗、刁协)为名,杀了周觊、戴渊、刁协。王氏族内意见不一,王含在王敦兵至芜湖时,逃出建康,投奔王敦。王导率领族中二十余人,在台等候处分,元帝赦免了他们。等到王敦占领建康,王导貌似中立,实际站到王敦一边。王彬却公开指斥王敦“抗旌犯顺。”王敦因为更换皇帝的条件不成熟,更换了百官百余人,退兵回武昌,但留下了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又清除了湘州刺史谯王司马丞。他自己遥控朝政,“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结果,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忧愤而死。王敦看到元帝已死,自己最畏惧的祖逖、甘卓也死去,便决定二次起兵,纂夺皇位。新继位的皇帝司马绍(史称明帝)决心用自己能指挥的兵力抵抗。王敦走到于湖,有病,越来越沉重,用从王含过继来的儿子王应领兵,王含主张向建康进军。王导知道王敦病势沉重,站在明帝一边劝王含退兵,王含进兵,大败。王敦病死,王含与沈充合兵再攻建康,又大败。烧营夜遁。王含、王瑜、王应投奔王舒,被舒沉于长江。这一次大动乱后,琅邪王氏中王基一支绝后,王会一支的王舒虽因沉王含等于江有功,后来明帝发现他一直站在王敦一边,将他由荆州刺史迁湘州刺史,已不受重用。只是不久,苏峻作乱,他儿子允之平乱有功,留下了这一支,直到晋末,王允之以后再也没出人才。王邃因暗助王敦,忧愤而死。因此,琅邪王氏只剩下王导一支的王洽、王恬、王劭、王荟。王旷一支的王羲之。王廣一支的王颐之、王胡之、王耆之、王羡之。王彬一支的王彭之、王彪之、王兴之、王企之。明帝对于王导,表面上待以殊礼,加太保,却夺去了他的录尚书事,又调应詹为江州刺史,陶侃为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凉诸军事。讨王含立了大功的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假节,镇广陵。这样,完全控制了长江上下游要害之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从此结束了。
      明帝在位三年死去,遗诏辅佐太子的共七人,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扬尹温峤。王导知道自己在其中只是陪衬,当群臣向新皇帝进玺时,王导称病不参加,被卞壶公开批评,又赶紧到场,新皇帝司马衍才6岁(史称成帝),尊明帝后庾氏为皇太后,庾太后临朝称制,以王导为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参辅朝政,但事之大要却由帝舅庾亮决定。
      不久,庾亮处事不当,引得历阳内史苏峻举兵攻入建康。他本以讨庾亮为名。攻人京城,尚末篡位,只是“改易官司,置其亲党,朝廷政事,一皆由之”。不久,出战被杀。王导原留在建康,苏峻很尊重他。后来陶侃、庾亮、郗鉴、温峤等人起兵逼近建康,王导才携二子逃人庾亮军中。不久苏峻失败,论平峻功,王导未得升赏。庾亮因为逼反苏峻,苦求地方官,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镇芜湖。王导虽仍为司徒,朝政实掌握在庾亮手中。但王导颇受成帝的尊重。加以王彬为将作大匠,王舒、王允之立有战功,琅邪王氏的威望仍然未坠。不过,第三代只余王导、王彬二人(王舒于苏峻平后死去),第四代人刚开始走人仕途。王导很忧虑无人光大门户,当朝廷任命王允之义兴太守,允之以父丧辞却之后,王导给他的信中哀叹:“吾群众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
      陶侃不久病死,庾亮升任征西将军,假节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如果庾亮执掌朝政是从成帝即位的326年算起,这时已是声威最盛之时。可是王导在中朝以司徒身份处理日常政务,虽然有缺点(陶侃、庾亮先后都有废除王导的打算,分别与郗鉴商议,被郗鉴劝止了),但既是开国功臣,又是三朝老臣,足以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琅邪王氏有他一人在,就足奠定了“侨姓第一”的地位。公元335年7月,王导死去(8月,郗鉴死去。336年庾亮死去),其前,王彬死去。琅邪王氏第四代,大都尚在四、五品官间徘徊,计王允之任南中郎将,假节,江州刺史,四品。王恬:后将军,四品。王胡之、王羲之在庾亮征西将军幕府中。(《王羲之传》虽有庾亮临死,上书推荐他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事,但是他实刺江州,应在王允之卸任以后)。王彪之:尚书左丞或司徒左长史,六品。这是琅邪王氏因为青黄不接而衰落的时期,但衰而不断。还有这么几个人延一脉至第四代有更多人出仕之时。本来王允之在官场上是大有前途的,但因为和当政的庾氏家庭成员庾怿为争江州刺史有矛盾,后来被调出江州任二品官卫将军,可惜刚到任就死了,年方四十岁。与他同岁的王羲之“素自无廊庙志”召他为侍中(三品)、吏部尚书,都是可以升至尚书令仆,中书监令的。不知为何,他辞却,足有好几年身为布衣,经营男婚女嫁之事。
      庾亮之弟庾翼死后,会稽王司马昱录尚书六条事,以亲王而掌大权,这已是(穆帝)司马聃以冲龄(二岁)即位以后了。昱是皇族,从而短期摆脱了琅邪王氏、颖川庾氏大族掌权的局面,但是他也要倚靠亲信。首先,他重用“弱冠有美名”,父死后庐墓十年的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实际上“参综朝权”,常在台中辅佐司马昱)。同时也重用谯国桓氏的桓温以夺庾翼儿子爰之之权。桓温被任为安西将军,假节,都督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后,渐渐不听司马昱、殷浩的约束,举兵伐十六国中的成汉(立国巴蜀),拜表即行,只用了4个月,就占领了成都,俘成汉君主李势。灭蜀之后,声名大振。殷浩忌惮他,用荀羡为吴国内史,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以巩固扬州的地位。司马昱用人很宽松,桓氏而外,陈郡谢氏渐露头角,郗鉴的子孙渐居重位。王氏子孙出仕的也不少。王珣为桓温幕僚。王劭也很受桓温器重,由丹阳尹迁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领中领军。王荟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王胡之为丹阳尹。王彪之为廷尉,转吏部尚书。但这几个人已经分别参加到桓温一边和司马昱、殷浩一边,成为幕僚一类人物,自己不能左右朝政了。只有王羲之为了将相和睦,劝殷浩不要猜防桓温,但没有起到作用。
      永和八年(352年)后赵灭。北方大乱,殷浩出兵北伐,九年大败,十年桓温上疏数其罪行,浩被免为庶人。桓温逐渐过问朝廷大计。为了立个能力弱的人为扬州刺史,他选用了王述。从此以后太原王氏势力日增,导致了这个家庭尔后成为继桓氏谢氏以后掌握朝政的门阀士族。桓温有野心,他志在北伐建立大功,提高威信,建立新王朝。故朝政仍由司马昱掌管,他只领兵在外。十年,北伐,一度战胜十六国中的前秦,打到长安附近的灞上,因缺粮而退兵。十二年(356年),又一次北伐,在洛阳打败姚襄,无大成就而退兵。海西公司马奕太和四年(369年),又北伐前燕,在枋头退兵,至襄邑而大败,威名受损。却于371年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史称简文帝)。不到一年,司马昱死去,立其子司马昌明为帝(史称孝武帝)。373年桓温死,虽然他的诸弟桓豁桓冲等仍掌荆州、江州兵权,朝廷中已是谢安、王彪之执政了。当桓温大权在握时,王羲之为王述所排挤,弃官,誓于父母之墓前,永不为官,不久死去。王胡之升司州刺史、西中郎将,代替谢尚领兵北伐,未动身便病死。王彪之因为得罪了桓温,官职几上几下,始终为司马昱所信任,遇到大事能决策,故能与谢安共掌朝政,在这段时间内,王羲之子凝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都已经出仕,只知其中徽之的起家官是桓温的参军,献之的起家官为州主簿。王恬已死,王洽被任为中书令,苦辞,升平二年(公元358年)卒于建武将军吴郡内史任上。其子王珣为桓温橡(幕僚)掌军中机务,转大司马参军。王珉,以州主簿起家。虽然除了王彪之、王胡之、王洽以外,王氏第五代官职都不高,但是仍然维持了王导、王旷、王廣、王彬四支于不坠。
     王彪之于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死去后,谢安以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执政。这时前秦苻坚统一了北方,有吞併东晋之意,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谢安指挥谢玄,取得了淝水大捷。王献之很受谢安器重,前后两次为谢安军府长史。但他不喜欢任幕僚,改官为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因而,他未参与淝水之战。这时,王氏其他成员官居何职不可考。王献之死于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当时他官居中书令。自太元8年起孝武帝便让自己的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欲夺谢安的权。淝水之战后,他更嫉妒谢安的功勋,一力排挤谢安。谢安死在王献之前面,王献之这个中书令是无实权的,王献之死后,王珉接替了中书令,二年以后死去。在谢氏掌政的这一段时间,琅邪王氏虽然出了两个中书令,实际上已呈中衰之势了。
    随着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太原王氏当权开始。孝武帝司马昌明的皇后王氏与会稽王司马道子妃王氏,分别出于太原王氏的两支:
     孝武皇后是王恭的妹妹。司道道子妃是王国宝的妹妹。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同掌朝政,朝政昏乱。孝武帝却培养外镇势力,以郗恢镇襄阳,以殷仲堪镇江陵,以王恭镇京口,与之相抗。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司马德恭即位(史称安帝),他是一个白痴,司马道子大权独揽。397年,王恭举兵讨王国宝,司马道子不得不杀王国宝及其弟王绪。398年王恭又起兵,以讨王愉、司马尚之、司马休之(三人都是司马道子新的亲信)为名,联合上游荆州殷仲堪、桓玄(桓温之子)两路来攻建康。俘王愉。这时司马道子已将大权交与儿子司马元显,元显买通了王恭手下大将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擒,满门俱死。王国宝一支在王恭起兵时,亦满门俱死。这样太原王氏除了被桓玄俘获的王愉以外,两大支自相火併,全都死亡。王愉后来也被刘裕杀死。从此太原王氏在南朝(宋、齐、梁、陈)中完全消失了。在王恭王国宝互相残杀中,琅邪王氏只有一人参与其中,即王荟之子王廞。他先助王恭,后来又上表司马道子欲讨王恭,被王恭部下刘牢之所杀。还有一个王珣,要调停于王恭与王国宝之间,既被王恭讥为像胡广一样圆滑,谁也不得罪,又差一点被王国宝杀死。王恭第二次起兵,他便不得不接受王恭委任的都督琅邪水陆军事了。幸而桓玄器重他,得以寿终,死后赠车骑将军(三品)。他的几个儿子,显名于刘宋王朝。
      另外,一个间接受到影响的人,人们不大注意到他,这便是王凝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大约才气平庸,一结婚便被妻子才女谢道蕴所嘲笑:“想不到天地之间还有这么一个(无才能的)王郎”。但是东晋时越是这种胡涂人越容易升官。太原二王相争时,他为江州刺史。司马元显为了控制上游,派太原王氏的王愉为江州刺史,代替了他。他被任为左将军,会稽内史,这是398年的事,399年,孙恩起义,攻会稽,王凝之被杀。他要是仍在江州呢,可能躲过这一劫,王羲之一脉也不至于完全衰败。
      再以后,桓玄攻人建康,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篡位,国号楚。三年,刘裕等发兵攻桓玄,破建康,又破荆州,迎回晋安帝复帝位。杀桓玄。此后,刘裕有大功,已经安排取晋而代之了。这过程中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桓玄篡位,王导的孙子王谧奉上安帝的传国玺。刘裕攻入建康后,他又推荐刘裕为扬州刺史。从此开了南朝改朝换代,必有琅邪王氏中有地位者劝进的先例。
      研究琅邪王氏一族在东晋的兴替浮沉,不可不与当时掌权的其他门阀士族作对比研究。综计门阀士族前后掌握政权的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殷浩执政的时间太短,就不计入了。五大门阀中,颍川庾氏与太原王氏的结果是几乎全族覆没。谯国桓氏在桓玄失败后,除了桓谦北投姚兴以外,也是全族覆灭。只有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进人南朝以后,仍为大族,阮裕曾说谢万是“新出门户”,而琅邪王氏不仅与东晋一朝相终结,更可上溯至两汉,门户的源远流长,在谢氏之上。
      今为作一简要概括如下:
      东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中,得以南渡,在建邺站往脚跟,得力于王旷的献策、王导王敦的辅佐。故王朝建立之初,王氏布列于朝中。内有王导,为丞相20余年,对稳定新建立的王朝,起了很大的作用,外有王敦,扬州之外,又取得了荆州、湘州、江州,形成了南朝的格局。其后的王彬、王彪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王嘏、王谧等人,或为尚书仆射、或为中书令,或为司徒,虽权势有大有小,都居于中枢决策之位。外有王舒、王廙、王含、王邃、王允之、王恬、王羲之、王劭、王胡之、王凝之,都担任过刺史、太守和各种名号的将军,统领兵马,镇守重要州郡。因此,在整个东晋王朝中,几个大门阀家族,旋起族灭,琅邪王氏,却在每代皇帝治下,都有辅弼人才,到南朝时,仍为四大姓(王谢袁萧)的首姓。有人称此现象为细水长流,以区别太原王氏那其兴也忽焉,其灭也倏然。然耶?否耶?此处不具论了。
 
六、两晋墓志铭中的琅邪王氏
 
      1、两重证据法与两晋的出土墓志
     史学大师王国维倡“两重证据法,即治文、史学科应以地下出土文物及传世的文献资料,在研究学术时交互为证,始能得出较正确的结论。据此。今日研究中古琅邪王氏家族,所需要的论证,除了史部诸书与《世说新语》、《郭子》、《语林》以及晋以后传下的谱牒之书外,所需要参考的,无过于两晋、南北朝、隋、唐出土的墓志铭。本书将于本篇以及南北朝、隋唐两篇述考中引录一部分各该朝代的墓志铭,以资参考。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石刻中墓志这一大类型的产生和形成阶段。但是据赵超所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辑录的看来(14),汉魏两朝的墓志甚少,两晋时,才稍稍多了起来,却并未统一称作墓志,也没有铭文。只在南朝宋元嘉年间以后,才都有了铭文,而且统一称作墓志铭。这是因为汉人时兴在坟墓外立石碑,不大需要墓志。魏、晋都禁止立碑,但被埋入坟墓的人有必要使后世知道他姓甚名谁,所以开始有人刻砖、石为志,写明墓主的姓名、乡里、官职、卒年、葬于何地等等,放在灵柩前面或墓穴壁上。那时,名称还不统一。就西晋所立而论,有的称墓志,有的称墓碑,有的称神柩(表示这是某人的棺木),有的称柩铭,有的单称碑,有的单称铭。东晋时称墓志者渐多,却不提铭文。这一切志文,都字数不多,很少谀墓(对死者歌功颂德)之文。不过志文虽然简单,有的足以补上史之缺文,又能表现出书法的演变,所以还是有学术价值的。
      2、东晋墓志文选录
     《汇编》西晋部分中,没有琅琊王氏成员的墓志。东晋部分中,收入20世纪南京象山出土的王彬一家人的墓志四件,即王兴之墓志、王闵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夏金虎墓志。再据《文物》杂志所补入20世纪90年代在象山出土的墓志四件。计共八件:
      (一)(王兴之墓志)铭文(15)
      君讳兴之、字稚陋,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征西大将军行参军、赣令。春秋卅一,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阳建康之臼石,于先考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左,故刻石为识,臧之于墓。长子闽之。女子稚容,次子嗣之,出养第二伯。次子咸之,次子预之。(背面即碑阴铭文)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里宋氏,名和之,字奉贏,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于君柩之右。(下略)
      (二)(王闽之墓志)铭文:
      晋故男子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王闽之,字治民,故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彬之孙,赣令兴之之元子。年廿八,升平二年三月九日卒,葬于旧墓,在赣令墓(下转入碑阴)之后,故刻砖于墓为识。妻吴兴施氏,字女式。子嗣之,咸之、预之。
      (三)(王丹虎墓志)铭文:
      晋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琅耶临沂王彬之长女,字丹虎,年五十八,升平三年七月廿八曰卒,其年九月卅日葬于臼石。在彬之墓右,刻砖为识。
      (四)(夏金虎墓志)铭文
      晋故卫将军左仆射肃侯琅耶临沂王彬继室夫人夏金虎,年八十五。太元十七年正月廿二亡。夫人男企之,卫军参军。妇彭城曹秀姜。父蔓,少府卿。大女翁爱,嫡淯阳丁引。父宝,永嘉太守。小女隆爱,嫡长乐冯循。父怀,太常卿。
      据《文物》补人之四件:
     (五)(王康之墓志)志文:
     永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晋故男子琅耶临沂王康之,字承叔,年廿二,卒。其年十一月十日,葬于臼石,故刻砖为识。
     (六)(王企之墓志)志文
     晋故前丹阳令、骑都尉、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王企之,字少及,春秋卅九。泰和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卒。三年初月廿八日葬于丹阳建康之臼石,故刻石为志。所生母夏氏,妻曹氏,息女字媚荣,适庐江何粹、字祖庆。息男摹之,字敬道。
     (七)(王建之墓志)志文:
     晋故振武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琅耶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王建之,字荣妣。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彬之孙。故给事黄门侍郎、都亭侯彭之之长子。本州迎西曹,不行,袭封都亭侯。州檄主簿、建威参军、太学博士、州别驾,不行。长山令、廷尉监、尚书右丞、车骑长史、尚书左丞、中书侍郎、振威将军、鄱阳太守。春秋五十五。泰和六年闰月丙辰朔十二日丁丑,薨于郡官舍。夫人南阳湼阳刘氏,先建之半年薨。咸安二年三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迁神。其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午,合葬旧墓,在丹阳建康之臼石,丹阳令君墓之东。故刻石为识。二男未识不育。大女玉龟,次女道末,并二岁亡。小女张愿,适济阳卞嗣之,字奉伯。小男纪之,字元万。建中母弟翘之,见庐陵太守。小弟朔之,前太宰从事中郎。
      (八)(王康之妻何法登墓志)志文
    晋故处士琅耶临沂王康之妻,庐江潜何氏,侍中司空文穆公女,字法登。年五十一,泰元十四年正月廿五曰卒。其年三月六日,附葬处士君墓于臼石,刻砖为识。养兄临之息绩之。女字夙旻,适庐江何元度。
     3、八志透示的几点信息
     (一)象山,在今南京市的北郊,也就是志文中所说的臼石。上一世纪60年代开始,南京市文管会在其地发掘了七座琅琊王氏墓地,出土了若干墓志。加上2000年的发掘就是上面引录的八块。看来这是王彬一支所经营的墓葬地。那末,王导一支、王廙一支、甚或王舒一支也应当各有其墓地。墓地如此,居处亦然,想来琅琊王氏至少在穆帝永和以后,在建康的聚居地,必不止乌衣、马粪两处了。
     (二)王彬一系的墓志似乎自成一体。八文都字数不多,但名字、籍贯、官职、享年、子女及其配偶,下葬时间,都包括进去了。八篇中都有相同的一句:“立石(砖)以识之”。査赵超《汇编》东晋其他各志志文中,均无此一句,看来是用来说明所以立石乃为了记墓主身份的。所以八志均无“志额”,现在各志所加以“xxx墓志”及“铭文”或“志文”字样,均为后人所加。不可据以认为那时就通称墓志了。
    (三)墓志文虽简单,但仍然可以补史之缺文,例如《晋书•王彬传》,只说王彬长子彭之,次彪之,最知名。据墓志文,王彬有四子:彭之、彪之、兴之、企之(南京对象山王氏墓地的发掘简报,录文时把企之写作仚之。笔者昔年编《魏晋琅琊王氏谱》从其说。今志文既云字少及,自当名企之。今从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之言,改正旧说)。王彪之之子,《晋书》只言:“二子:越之……临之。”据墓志所记,应是三子即越之、临之、康之。又赵宋汪藻所修的《琅琊临沂王氏谱》,把王翘之作为王彬的儿子。今据《王建之墓志》,翘之显然是彭之的儿子,王彬的孙子。
      (四)墓志文偶用通假字,如立石以“识”之,“识”自是代替“志”字。又如《夏金虎墓志中的“大女翁爱,嫡淯阳丁引”,“嫡”字自是代替“适”字。可是八志中的琅临沂都写作琅临沂,就不是偶然的,可见当时自有这么一种写法,研究琅琊王氏的人,不可不知。
注释:
    (1)南朝论书法者,多称王廙为王羲之的叔父。又刘隗弹奏王籍之表(王籍之,王旷之长子,王羲之之兄)也说王廙王彬是王籍之的叔父。这是第一手资料,故王正之子的次序应为旷、廙、彬。《新唐表》排次序,错写作廙、旷、彬,贻误后人,影响甚大。
    (2)王彬4子,见后文《魏、晋世系表》之第二表。
    (3)魏朝只记王祥、王雄。其后均入晋,故实为《晋代世系表》。
    (4)朱文,载于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王羲之与琅琊王氏文化研究新编》。
    (5)赵文,载于红旗出版社版《王羲之书法与琅琊王氏研究》。
    (6)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367页。
    (7)指周馥向司马越推荐,情愿将麾下三万兵马交与王旷,令王旷去救上党。但这只是一种推测,无史料根据。
    (8)见中国文史出版社版拙著《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1至18
页。
    (9)裴郃即《晋书•裴秀传》的裴邵,亦即继王旷为淮南内史的裴硕。郃是形似邵导致的字误,硕又是邵一音之转。三者实为一人,详列《三国志》裴注,《晋书》及《世说新语》敬胤注以比较之,即可明白。
    (10)《晋书•元帝纪》及《晋书•王衍传》。
    (11)孙恩之父与卢循,俱为北方大族,他们起兵反晋,算不算农民起义,史学家尚有争议。
    (12)《世说新语》敬胤注。
    (13)《晋书•王舒传》。
    (14)除了赵超《汇编以外》,还有赵万里整理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汇编》错字较多,但收录较全,所以本书引录的墓志文全出自《汇编》。
    (15)赵超《汇编》中标题只有《铭文》二字,括号内五字为笔者所加。下面六墓志同此。按《铭文》,以作《志文》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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