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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剥开历史认识的老茧

2016-08-14 12:45:45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也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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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历史缺乏反思性认知,因而对自身的社会身份认同缺乏反思性认识与感触,如同人脚下生了老茧,踩到尖锐的砾石不知痛。"
    现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的王明珂,四十多年前曾是眷村中的叛逆少年,后来,叛逆延伸到其学术生涯中,他自称是“各种典范学术与典范历史的叛逆者”。
 
 
王明珂
    第二代外省人的眷村生活经验,以及其母为“本省人”(闽南人),对他后来长期研究边缘、边界与边缘族群有很大影响。“外省人,这名称本身就有被排拒的意味,被排除在‘真正台湾人’之外的族群,与一个‘外来殖民政权’相关的族群。然而我母亲是台湾的台南县人,因此我在眷村内也是边缘人。也许便是这样的认同背景,让我在美国初接触族群理论、边缘理论、边界研究时,接触混杂性、认同等概念时,便对这些学问十分感兴趣且易有体认。”
    长期以来,王明珂处在台湾及大陆以学科为界的各主流学术圈外,有时受到一些批评与质疑。他自称是学界的“毒药猫”,有主动穿越、破坏学科边界能力的毒药猫。他也享受被边缘化。“若我的学说、思想能让年轻学生质疑他们的老师,质疑西方学术强大的典范性(包括理论及学术政治),即使是目前一丝丝的质疑与犹豫,都能在未来逐渐造成学术及社会的改变。”他说。
    今年4月,王明珂出版了《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书。他有一个野心:“我希望它可以让一般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观察、认识周遭世界的方法,让读者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借以看透凡尘世界变幻万端的表象,认识表象下的事物真实本相。”
    王明珂近日在云南大理剑川搜集研究资料。这离1994年他第一次到大陆已经22年了。因为从事羌族研究,有近十年的时间他每年一两个月都住在川西羌族的村寨,四川话也讲得地道。
    2013年,我曾到访王明珂在史语所的书房。挂在墙上的是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分布图,以及助理们费尽心思帮他拼接制作的中国西部卫星地图。阅读或写作时,他一抬眼便可以望见走过的千山万水。房间的各个角落塞着少数民族乐器、藏族金翅大鹏鸟铜雕,还有装满一整个柜子的访谈录音磁带……门外墙上挂着他数年前拍的边疆照。
    王明珂脸上总带着温润的平静。他说,年轻时他尤其喜欢溪钓。整个台北最吸引他的便是清澈见底的山溪。在台北读硕士班时,每当他感觉读书没效率时,就背起背包入山,扎营钓鱼,一直钓到内心恐慌,下山回到书桌前,再以奇佳的效率继续读书。他最爱钓一种俗称为“苦花”(鲴鱼)的鱼。苦花鱼存活在溪流上游最洁净、最宁静自然的环境中。王明珂常登山、溯溪、爬岩找寻它们的踪迹,“也是找寻一片心灵净土。”35岁以后,他几乎便没有钓过鱼,但至今,在晚上入睡前,他经常会冥想神游于那些山溪、深潭、急流之间。
    他答应过太太,此生最后两本著作是,一本食谱,以及一本谈溪钓的书。
    Q=人物周刊 A=王明珂
    “我不认为互联网能让这世界更民主”
    人物周刊:你最近为何经常谈起毒药猫传说?是否对这个理论有新的思考?
    王明珂:是的,最近我在几场演讲中都提及“毒药猫”。简单说,这是过去羌族村寨中流行的一种神话传说与闲言闲语,称村中有些女人为“毒药猫”,说她们能变身成魔性的动物来害人。我由过去本地村寨生活中人们对外界的恐惧,对别家族及他寨人群的猜疑,来解释为何在恐惧与猜疑下一两位女性成为“代罪羔羊”。近年来,ISIS的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恐怖主义急速蔓延、扩张,以及相关的欧洲难民问题,都让我对自己在羌族中所见的毒药猫现象有新的感触及认识。在过去的著作中我曾说,在当代人类社会中,“毒药猫”仍存在。我指的是,人们在一种封闭的群体认同中,因恐惧、猜疑而集体施暴于一代罪羔羊的现象不会消失。而在世界许多例子中,我发现“代罪羊”有时也会变成“毒药猫”——我以这个词来指对主体社会有反噬能力的社会边缘人。很不幸,最近ISIS带来的世界性骚乱,证明这看法。因此我将这方面的研究(人类村寨社群及代罪羊、毒药猫现象),作为目前最紧要的研究工作,也希望能与相关学者或研究机构合作。
    人物周刊:你强调毒药猫理论跟代罪羔羊理论的不同是,毒药猫会有自己的行动。这一点在现实中有何意义?
    王明珂:毒药猫理论是对“代罪羔羊”理论的补充,强调被主流社会视为“代罪羔羊”者的情感、意图与作为,及因此可能产生的对主流社会的反击。在现实上,我希望这能引起主流社会中的个人反思自身对“内忧”、“外患”的恐惧,勿轻易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以及认识群体中哪些人在强调内忧、外患,哪些人强调群体的纯净与外界的污秽。我也希望藉此能让社会边缘人(或人群)认识自身“边缘性”的根源,能以行动摆脱此处境,勿让自己成为代罪羊,更勿成为毒药猫。
    人物周刊:过去羌族村寨里的“毒药猫”与近来ISIS的发展有何关系?
    王明珂:近一年发生在美国、欧洲的几场恐怖攻击事件,特别是个别ISIS效忠者(所谓孤狼)发动的袭击,报导称这些人都透过网络社群接受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最后造成灾难。“伊斯兰极端主义”,这词过于简化了他们从网络社群中得到的信息,我认为是那些信息中传布的恐惧、猜疑,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挫折,让一个人不顾自身生命地发动暴力袭击。更普遍的是,ISIS靠着网络社群宣扬其理念,并藉此吸引欧美社会的边缘人(主要为中东或北非裔年轻穆斯林)投入。我认为,网络社群便如过去羌族村寨,一个封避的人类社会社群。在此社群中,如同在村寨里,人们常将自身对外界、远方人群事物的恐惧(我称之为外界“毒药猫”),与身边的“毒药猫”(内部“毒药猫”)联系在一起。网络十分利于传播恐惧与猜疑,社群成员彼此交换信息以强调外界庞大的污秽、邪恶力量。我们可以想想,生活中要有多少恐惧、无助与无望,才会让一个人在身上绑炸弹。值得探究的是,这些恐惧与无望是现实或是想象?现实与想象如何交互增长?
    王明珂:剥开历史认识的老茧
    2015年,伊拉克摩苏尔,ISIS组织训练新兵
    人物周刊:基于“毒药猫”理论,你认为网络反而造成人与人进一步的区隔?
    王明珂:目前我还在研究、思考当前社会中各种“村寨”,特别是网络社群村寨,以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中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的根源,这也就是毒药猫理论欲解答的问题。我初步认为,网络的确可以让我们快速地得到大量信息,但也让人类社会中的恐惧与猜疑,以及言语暴力,以亘古未有的速度与效率传播。特别由于,在互联网中发言者的身份多是隐藏的,这鼓励了偏激、敌对言论与集体语言暴力;在受到刺激下,各群体更以对外的敌意来封闭自己。譬如在台湾,当重大政治社会议题造成民众意见分歧时,许多人便开始删除与己意见不合的脸书朋友,结果不久脸书上所见便都是“自己人”了——这就是我所称的网络村寨。
    人物周刊:你并不认为互联网能让这个世界更民主?
    王明珂:的确,我不认为互联网能让这世界更民主。民主需建立在一个个能独立思考、判断的“社会人”之上,至少社会中需要有大量这样的人。但在互联网中,第一,隐藏发言者身份的言论不能代表社会人的意见;第二,由于互联网的特质,人们经常将大量信息简化以利流通、阅读,在台湾这叫作“懒人包”,“懒人包”违反民主所系之深度问题思辨;第三,就是网络村寨,互联网让人们更容易在网络社会“村寨”中接受主流意见,或更普遍地,不敢违反社群中的主流声音,以此相互取暖。就是这些因素,让我对于互联网传播的“民主”理念十分不放心。
    人物周刊:最近两年大陆跟台湾两岸网友常出现对峙,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年初周子瑜事件引发两岸网友在网上激烈对峙,你怎么看?
    王明珂:近年来两岸网友在一些时事上针锋相对,便是很好的例子。发表意见者的身份是隐藏的,因此他们可以说一些其作为社会人时不可能说的话,这些话也彼此刺激。周子瑜事件对台湾选举的影响也说明,至少在此例,网络传播中情绪多于思辨。有趣的是,这也是一个毒药猫的例子:原来被集体凌虐的代罪羊,运用弱者的武器而成为反噬的毒药猫。
    人物周刊:能谈谈台湾外省人这些年情感和心态的变化吗?某种意义上,他们算是台湾的内部“毒药猫”吗?你也是外省人,是否有感受到自己是“毒药猫”?
    王明珂:台湾有各种不一样的外省人。在血缘上,有父母双系都来自大陆者,也有相当多祖母、外祖母或母亲为闽南、客家与原住民的外省人。在政治态度上他们中有统派,有独派(虽为少数),也有人对统独漠不关心。典型外省人并不存在,那只是台湾族群社会现实下的集体想象与建构。被刻板化的“外省人”在台湾少部分极独派人士心中成为恐惧大陆的“毒药猫”(及代罪羊)。他们视大陆人为外界“毒药猫”,外省人则被视为内部“毒药猫”(身边的大陆人),将两者相联结在一起。他们憎厌身边的外省人,因此更敌视远方的大陆人;因恐惧与敌视远方的大陆人,所以也敌视身边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因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或加上自身的社会经济挫折,而成为敌视主流社会的毒药猫。我自己,则根本怀疑本省人、外省人这样的人群区分,怀疑支持此人群区分的“历史”。
     历史认知的老茧
    人物周刊:为什么如此积极推动反思历史?跟你长期在台湾观察到的族群分野问题有关吗?
    王明珂:无论在台湾、大陆,还是在美国、日本,我都曾观察周边人群的社会认同(族群认同只是其中一部份),以及在种种认同下人们如何主张及争论“历史”。我积极推动反思性思考,特别是对“历史”,是因为经常看见人们成为被“历史”塑造的社会人,并在此身份认同下以行动维护“历史”,甚至为了维护所谓正确的“历史”而牺牲生命。另有一些人,消极地接受“历史”,因此接受自身较劣势的社会地位。这都是我所称的,对“历史”缺乏反思性认知,因而对自身的社会身份认同缺乏反思性认识与感触,如同人脚下生了老茧,踩到尖锐的砾石不知痛。
    人物周刊:你说过“历史”是让我们对社会现实感觉麻痹的脚底老茧。从反思史学的视角出发,你感受到现代社会中有哪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老茧?
    王明珂:譬如,在社会主流人群所建构的典范历史下,有些人成为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他们接受这样的“历史”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因此坚持自身的狩猎习俗,强调自身原生态饮食、居处(如蛙蛇虫蛹料理及石砌草筑房屋等),这些都是让自己边缘化的认知老茧。又如,相信我们的祖先箕子到朝鲜、徐福到日本,成为开化当地人的英雄始祖,这也是让许多中国人难以公允地认识韩人、日人及其社会文化的认知老茧。
    人物周刊:人们被“民族情感”过度裹挟的话,会有哪些问题发生?
    王明珂:民族情感是一种模拟同胞手足之情的认同感。由于同出一母的兄弟姐妹是人类最基本的认同群体,因此这种群体感情常被人们延伸运用。譬如,松潘附近藏、羌族中过去有牛部落、羊部落的区分。这明明是藏传佛教两个支派村落间的区分,但当两教派村落间的冲突十分严重时,人们会说,牛部落与羊部落是不同民族,“根根不一样。”在激列的“民族”认同下,冲突的症结(教派区分)反而被忽略了。在我们当代也一样,许多受挫者在民族认同中寻求慰抚,或因民族情感而愿为本民族牺牲,而浑然不知基本原因是其个人的经济社会挫折。如此,人们在民族情感下的作为自然无法改变任何现实。
    人物周刊:你说过,民族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是“造公民”,是在社会现实情境中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能再谈谈这一点吗?
    王明珂:是的,但“造公民”不同于“造民族”;我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造民族”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建构,而“造公民”在理想上是透过个人的自我建造,学校教育只是为这样的自我建造铺路而已。更重要的是社会教育,我指的是,每一个人具反思性与反省力的行动,都对周边的人造成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教育。在学校历史教育方面,我并不反对爱国、爱乡土的历史教育,问题是什么样的“历史”让人们皆以本国、本乡为荣?若“历史”强化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区分,强化征服者、被征服者及先来、后到者区分,那么这样的“历史”自然无法让所有的人感到光荣,更让不公义的生态体系难以得到自我调整。在我的理想中,有助于“造公民”的历史知识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类生态为纲的“历史”。这样的历史知识,可以让个人了解其在周遭生态体系中的地位与处境,知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而非在民族与国家认同中盲动。
    认识镜下之物
    人物周刊:史语所大部分学者都遵照傅斯年的教诲走史料派的道路,但你似乎则更注重概念的形成、演进与诠释,这种研究取向是怎样形成的?
    王明珂:史语所固然仍有重史料的传统,但目前许多本所同仁与我一样,受过社会科学与新人文学洗礼,而努力扩大史料范围,以及尝试从史料中得到更多、更深入的信息。我的研究取向,与我在哈佛大学所受训练有关,也与我的研究对象“羌”有关。“羌”不只存在于文献史料中,也是当今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我的学术训练,让我无法附和或致力于补充近代史家建立的绵延三千年之羌族史。我在羌族中所进行的非典范人类学田野考察,以及在此过程中逐渐增长的现实关怀,也让我反思西方的人类学知识,反思解构民族的后现代学风及其知识基础,反思学术与现实之循环相生。我的研究取向大约便如此形成。这虽然让我至今仍处在两岸典范历史学与人类学之外,但我甘之若饴。
    人物周刊:跟其他史料派学者不一样,你非常重视田野调查。这些年你很强调移动式的多点考察法,而不是在一个地方蹲点,原因是什么?
    王明珂:我在哈佛习得规整的人类学知识,当然知道如何“蹲点”(指在一个田野点长期驻留考察)做田野。然而我另一个知识泉源是社会记忆、口述历史记忆,了解人们之经验与记忆的多元性与论辨性,这又让我质疑田野经验(与记忆)以及结构化的人类学知识。多点田野也常被当代人类学家采用,其原因及预期效果是多样性的。我在羌、藏族中进行移动、多点田野,其理由便是以“凹凸镜”为喻的说明——我们所见只是凹凸镜上被扭曲的表象,而难以见到镜下之物的本相,因此移动此镜,观察比较镜面之相的变化,可让我们了解此镜的性质(指人们的文化与学术偏见),因此能进一步认识镜下之物。
    人物周刊:你在《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那篇文章中说,自己体会到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这种对身边人痛苦的切身感受对你后来做历史记忆的研究有影响吗?
    王明珂: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注重人的情感、意图,让我反思典范历史,而反思历史也让我注重历史中的个人。典范历史只注重历史中的大人物,而忽略造成历史及活在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典范历史中的战争结束对个人而言并无意义,人们仍活在战争记忆及因此造成的身份认同中。我目前进行的工作,有一部分是推动以人为本的历史记忆采访与书写。
    人物周刊:你很爱读报纸(报纸新闻),也经常看电影,在几本著作中都提到许多有趣的电影细节。这也是你“田野”调查的一种方式?
    王明珂:的确。最早,我被我太太逼着,以促进亲子关系之名,陪3个儿子看电影,看的都是一些卖座的美国通俗电影。后来我发现愈是通俗、卖座的电影,愈宜于作为社会分析的对象。这也是我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那本书中所表达的——偏见常隐于最通俗而又自然无邪的事物中。报纸上的政治、社会新闻,甚至广告,都是能让我们了解自身所处世界的表征;读报,也就是解读周遭社会的本质及偏见。也因此过去我经常在报上发表社会评论短文,藉此指出一些社会本相。
    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研究员,长期关注华夏与华夏边缘问题,结合人类学与历史文献进行中国民族研究,著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等。(文/文/钟瑜婷 吴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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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wangshi 标签:老茧 历史 王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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