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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王氏在北宋的沉浮

2016-05-08 11:27:27来源:陈爽 我也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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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朝高门大姓当中,太原王氏是一个很独特的家族。北魏初年,东晋太原王氏的后裔王慧龙只身渡江降魏,以此为契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重新立足于北方社会;北魏太和中,王慧龙之孙王琼又以孤子之身得入“四姓”,成为北朝士族中的一流高门,历隋唐而声名不坠。作为魏晋旧门,太原王氏由北至南,又由南入北,先显于南,而后达于北,其经历与其他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的北方士族迥然有别。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一家族与乡里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北士族社会环境的差异。

一 王慧龙的北奔及其家族背景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历史,始于东晋丧乱、北魏勃兴之际。在东晋末年的主相矛盾中,太原王氏的两支分别依附于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翻云覆雨,最终两败俱伤,死亡殆尽,王辑之子王慧龙幸免于难,只身降魏[1]。
  据《魏书》本传及《通鉴》系年,王慧龙北奔的情况大致如下:晋安帝兴元三年 (404),刘裕讨灭桓玄,独秉朝纲,以谋反为名,诛杀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王绥。王愉之孙、王辑之子王慧龙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投靠叔祖王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义熙元年 (405),刘裕荆州刺史魏咏之卒,习辟疆与江陵令罗修、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奉王慧龙为盟主,举兵欲袭江陵。刘裕恐荆州有变,遣其弟刘道规至荆州,起兵密谋流产,罗修与僧彬奉王慧龙北投襄阳,在雍州刺史鲁宗之的资助下,投奔后秦。北魏太常二年 (417),刘裕灭后秦,王慧龙遂入北魏。
  王慧龙北奔,事起张惶,身无信物,来历难明,其士族身份在当时就曾引起普遍怀疑。崔浩见“慧龙鼻大”,符合江东“齄王”的相貌特征,遂以为“信王家儿也”[2]。其后鲁宗之子鲁轨入魏,谓王慧龙为私生子,本人亦无从辩白。至太和年间,郭祚与王慧龙之孙王琼争并州中正,仍谓“琼真伪今自未辩”[3]。北齐魏收著《魏书》,属王慧龙郡望为“自云太原晋阳人也”,述其北奔事为“其自言也如此”,引起王氏家族的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秽史”风波[4]。唐李延寿作《北史》,力矫魏收之失,却又不得不在王慧龙北奔事后重重加上一笔“自言如此也”。于是,北朝一流高门太原王氏的谱系,遂成为一段历史公案,千载之后,更无明证可寻。但寻绎现有史料,还有可供推测的余地。
  关于王慧龙的身份:晋宋易代之际,诛杀惨烈,某一家族被诛后,有个别子嗣在故吏亲旧的保护下得以幸免,这种情形在当时较为常见。如桓玄诛王元德,其弟王仲德奉元德子出奔刘裕[5];刘裕族诛渤海刁氏,“子侄无少长皆死,(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阳”[6] 。刘裕诛杀东晋宗室,司马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7]。王慧龙的经历与上述情况类似,其自叙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与南北史传中所见的重大史实基本吻合,无明显的破绽可言,参照其相貌特征和文化素养,王慧龙系太原王氏之后,当无大问题。至于王慧龙是否为私生子,在“不避庶孽”的南方士人中本是件无足轻重的事,而在“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则成为前途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一旦王慧龙被鲁轨指认为私生,虽有崔浩“成赞其族”,亦只能“久不得调”。北魏承十六国战乱之余,谱牒流散,多有豪强冒入士流,《魏书》中郡望属“自言”者不胜枚举,其中甚至包括累世贵显的弘农杨氏[8],而唯独对太原王氏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非议,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伪托名族”,而在于“私生侧出”,而《北史》所删的,正是鲁轨指王慧龙为私生的一段记载,这也许正是太原王氏最为敏感的隐痛所在。
  关于王慧龙入魏的时间:《魏书》记载有矛盾之处。本传谓“泰常二年(417),姚泓灭,慧龙归国”,崔浩弟以女妻之,其后,鲁轨入魏,揭其身世,似乎其间经历了数年时间。而据《魏书·明元帝纪》,泰常二年九月,刘裕灭后秦,大批羁留于后秦的反刘之士悉数入魏,中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畅、温楷、桓邃、桓道子、鲁轨、韩延之、段约、袁式等,独无王慧龙之名。[9]这样看来,王慧龙既与鲁轨等大批南人同时入魏,其士族身份本来是不难确证的,却要经过本人自陈,崔浩亲验等周折。司马休之、刁雍等人长期为后秦政权所庇护,南北皆知[10],王慧龙自义熙元年(405)至泰常二年(417),在后秦的十余年中却声迹全无,亦有些费解。据此推测,《魏书》本传恐有误,王慧龙入魏时间可能早于泰常二年,王氏与降魏的其他反刘势力并无较深的渊源,也没有任何反刘“功业”可言[11]。
  关于王慧龙的家族背景:王慧龙以“羁旅南人”的身份只身入魏,既无雄厚的土著根基,亦无强大的宗族势力。早在魏晋之际,太原王氏曾是北方一流的高门大族,王浑、王济等人并显于西晋,既是累世贵显的公卿,又是雄张乡里的强宗,在并州具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西晋初年,王濬与王浑争平吴之功,所上自理表云:

  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今浑之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互,并处世位。[12]

而百年之后,南北形势发生变化,“孤根独立”、“久弃遐外”的反倒是太原王氏自身了。太武帝初,除王慧龙乐安王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他却“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又“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瘁,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临终之时,谓“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慧龙身殁之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按北魏之制,南人入国者皆葬于桑乾,以为羁縻之策。而王慧龙既不愿葬于桑乾,为何不归葬其郡望所出的乡里太原晋阳,却立冢于南北对峙的前沿?似乎是有些难言之隐。检《宋书·王懿传》: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王慧龙祖父)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投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太原王氏中王承一支自永嘉南渡后,脱离乡里达百年之久,旧有的宗族观念已十分淡薄,“不为乡里所容”的王慧龙不得不舍并州而改葬河内[13]。
  总之,太原王氏自入魏之始,即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既无确凿可信的士族身份,于北魏又无寸叶之功;与其他入北南士既无过深的历史渊源,又缺乏强大的宗族根基,因而在北方士人眼中不过是一介“羁旅南人”,而非重归故里的汉魏旧门,从而决定了这一家族在北方坎坷而曲折的历史。

二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及其门风的转变

  北魏自太宗明元帝末至高祖孝文帝初,历五朝近80年。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人物单鲜,官宦不达。自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一脉单传。王慧龙官至荥阳太守,授龙骧将军,赐长社穆侯;其子宝兴袭爵,闭门不仕;其孙王琼,太和初始为典侍令,例降为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寡人物、乏仕宦的家族,却在太和中得入“四姓”,一跃成为与崔卢齐名的北魏一流高门,无怪一些当朝的士人也颇感不平[14]。 事实上,王氏地位的陡升并非偶然,这是其家族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与其门风的转变也有着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太原王氏北奔之后,孤根独立,既无功业,更无实力,只得放下南方士族不以庶务自缨的架子,置身朝政,谋取功名,以为其门户的久远之计。王慧龙入魏之始,即见明元帝,流涕痛陈,“请效力南讨”,不惜甘为南人所不耻的将门,却终因个人实力和政治影响有限,多年不为所用。而与其先后入魏的司马楚之、刁雍等人,却均被魏廷赐以刺史、将军之号,在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宋边。王慧龙至明元帝末年,一度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镇金墉,十余日后,因皇位易主,“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至太武帝之世,才终于得到领兵之机,历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长史,至龙骧将军、长社侯,拜荥阳太守,“在任七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曾参与了太武帝对刘宋的数次重大战役,屡败刘宋名将王玄谟、到彦之、檀道济。太平真君元年 (440),拜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王慧龙一生虽历尽坎坷,备受冷遇,“功高而位不至”,却终于建立了足以为北人所称道的功业,为整个家族在北朝博取了起码的立身之资。
  作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以玄风相扇,名士辈出,而南方士族那种纵心调畅,放任自达的门风与北方士族尚儒学、重礼法的社会习俗有着相当的距离。[15]王氏由南入北之后能否在文化和社会习俗上认同于北方士族,已经不是个人的好尚问题,而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声望与前途[16]。王慧龙入魏,门风为之一变,“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被游雅奉为“古之遗孝”。其子宝兴,“事母至孝”,蒙崔浩之狱,“尽卖家产,以赎卢遐之妻”,时人称为义举。其孙王琼,史传中见不到什么可称道的品行,但《魏书》所载的诸多“鄙陋”之事,也不过是些悼女“哀痛无已”、“造次之见令人笑愕”,以及贪财好物等,无碍礼法宏旨;而琅邪王诵贬王琼,谓“东海之风,于兹坠矣”[17],这种评价恰恰反映出入魏数世之后王氏门风与东晋时期的巨大差异。至孝明帝之世,王遵业、王延业为天子讲《孝经》,时人以为荣;北齐初,王松年恸悼孝昭帝,朝臣咸敬。经过数代的苦心经营,王氏家族最终在北朝树立起一个忠孝传家、礼义济世的门户风范。
  与门风的转变相关,王氏家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王慧龙出奔到入魏的十余年间,沙门僧彬一直追随左右;王慧龙死后,“吏人及将士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像而赞之”;王劭事隋,著《舍利感应记》二十卷[18],又广引佛经之言,取媚文帝。据此推测,太原王氏入魏之后,已逐渐由玄转佛,成为一个世奉佛法的家族。王氏家族的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世说新语》中有许多王门名士与高僧交往的记载,但东晋名士对佛学的认识毕竟有限。王慧龙六世祖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以为“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而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19]。而佛教在北方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南方迥然有别,无怪王氏入魏之后,逐渐弃“高士”而奉佛法了。
  太原王氏地位的上升,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就是它与北朝高门大姓的累世婚姻。太原王氏是魏晋时期首屈一指的显门,历江左而官宦不坠,有着北方一般士族难以企及的“世资”。北魏初年,东晋一流甲族入北者罕有其人。因此,王慧龙虽既无根基,又无功业,但对于以“整齐人伦,分明姓族”为政治理想的崔浩来说,仍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奇珍。为此崔浩不计私生之嫌,不顾“讪鄙国化”之非议,“数向诸公称羡”,以“成赞其族”。在崔浩的一手筹划之下,王慧龙娶崔浩弟崔恬之女,其子宝兴娶卢遐之女,而王慧龙之女又嫁李宝之子李承[20]。据《魏书》本传,王慧龙仅有一子一女,以二世三人之族竟分别与当时北方一流盛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结为姻亲之家。通过这一特定机缘,太原王氏得以顺利进入北朝高门大族的婚姻圈内,这种关系又在以后的数世中不断得到巩固[21],从而使王氏家族在婚姻方面赢得了与崔、卢等高门同等的社会地位。
  经过数世的苦心经营,太原王氏终于在孝文一朝骤显于世。太和中,分定姓族,太原王氏凭借其雄厚的魏晋“世资”、有迹可追的入魏“功业”,以及“无贬于时”的婚姻和严整闺肃的门风,得以占据要津。在其姻亲之家陇西李氏的大力举荐之下[22],孝文帝纳王琼之女为嫔,太原王氏得以成为“四姓”家族。《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后魏定氏族,佥以太原王为天下首姓,故古今时谚有“鼎盖”之名, 盖谓盖海内甲族著姓也。

于是,太原王氏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北朝第一流的高门大姓。王琼四子在孝明帝时翩然登朝,长子遵业领黄门郎,多参机事,世谓“小宰相”,弟广业卒于太中大夫,延业位中书郎,季和位治书侍御史、并州大中正[23]。时人呼为“英英济济,王家兄弟”。
  从王慧龙到王琼,经明元至孝文五朝,太原王氏历三世而基本完成了由“羁旅南人”向北朝一等大姓的转变。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就此完结,入为“四姓”后,王氏家族的门户等第与其在政治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尚有相当的距离。王琼在孝文、宣武之世“多年沉滞”,先以受纳之嫌为权臣王显所劾,后由宅居之争为宦官刘腾所屈,郁郁而终。王遵业领黄门郎,“政归门下”,有其特定的原因,权力有限,且在任时间很短[24]。王松年于北齐参定律令,却因“恋旧情切”而为武成帝所忌;王劭事隋,在著作二十年,除广引图书谶纬、苟媚取容外,别无事迹可言。太原王氏人物单鲜,权位不达的阴影始终未能彻底摆脱。
  长期官宦不达势必要影响到门第的升降,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太原王氏在“四姓”排列中的位置。太和中,以崔、卢、郑、王为“四姓”;而到唐代,却逐渐演化为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为“五姓”[25]。《唐国史补》卷上:

  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岗头崔、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汲镂王家,誉金质而银饰也。

“汲镂王家”之称,反映出王氏的实际地位:虽属誉美之辞,却反映出王氏的实际地位:虽为“金”,毕竟是“饰”。至少到唐朝初年,太原王氏不能不恭居豹尾,被摒弃于“四姓”之外,成为与崔、卢、李、郑虚相称美的装饰物。
  太原王氏在北朝隐约透露出这一家族一个最根本的先天不足,那就是在世资、婚姻、家学、门风等种种优越条件的背后,缺乏宗族势力和土著根基。这一点,正是我们下文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三 “中山王氏”与并州地方势力

  《通典·食货典·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略云:

  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

这段史料涉及到魏齐之际北方豪强大族的势力和动态,向为学界所重视。其中“并州王氏”指称何族,与太原王氏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可以较为肯定的是,文中“并州王氏”并非太原王氏(王慧龙一族)。理由之一,自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至王琼始有四子,而此时已近魏末,太原王氏人丁不盛,又“不为乡里所容”,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具备如此强大的宗族势力。理由之二,太原王氏与其郡望所出的并州联系并不紧密,王琼与其子季和曾先后担任并州大中正,中正之官在北朝多为尊崇之位,仅表明其郡望所出,于地方事务干涉有限[26]。而终北魏之世,太原王氏似乎始终没有在并州居住,据《魏书》本传,王琼历光州、兖州刺史,“去州归京,多年沉滞,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27]。王遵业“以胡太后临朝,天下方乱,谋避地徐州”,也证明太原王氏在并州没有可为依托的地方势力。如果说《关东风俗传》确有所本,是否意味着在王慧龙一族之外,另有一支太原王氏在并州活动呢?我们当别寻线索。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魏故假节龙骧将军豫州刺史李(蕤)简子墓志铭》:

君讳蕤,字延宾,陇西郡狄道都乡和风里人也。……亡祖宝……亡父承……夫人太原王氏,父慧龙,荆州刺史,长社穆侯。君夫人,太原王氏,讳恩荣……父洛成,太宰,中山宣王。

表面看来,这条材料反映了陇西李氏与太原王氏的累世婚姻;而细绎史传,却发现两个太原王氏夫人竟出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家族。《魏书·恩幸王睿传》:

  王睿,字洛诚,自云太原王氏人也。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父桥,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太和)四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谥曰宣王。……睿既贵,乃言家本太原晋阳,遂移属焉,故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县。……父子并葬(代京)城东,相去里余,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

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太原王氏栏:

  中山王氏亦出晋阳。永嘉之乱,凉州参军王轨子孙因居武威姑臧。五世孙桥……生睿,封中山王,号“中山王氏”。后徙乐陵。[28]

“中山王氏”的郡望显系伪托,却受到北魏当权者的认可;至唐代,这一家族已堂而皇之地成为太原王氏谱系中的一支“中山王氏”支。为与太原王氏的嫡宗王慧龙支相区别,我们在行文中仍按《世系表》,称之为“中山王氏”。
  中山王氏初入北魏时,声名不显,王睿少传父业,以天文占卜之术见长。冯太后临朝,王睿“因缘见幸”,数年之间,由太仆迁给事中,再迁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内参机密,爱宠日隆,朝士慑服焉”。太和三年,诏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次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一跃成为北魏政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29]。与此相应,中山王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也得到迅速上升,赏赐“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王睿两女,一嫁陇西李氏,一嫁赵郡李氏,冯太后亲主婚仪,“时人谓天子、太后嫁女”。及王睿之薨,“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士女“造新声而歌之”,成为轰动朝野的盛事。
  王睿得幸于文明太后,有一定的偶然性。孝文帝亲政后,王睿子“袭王爵,例降为公”,“仍在高祖左右,然礼遇稍薄,不复关与时事”。但中山王氏并未因此而迅速退出北魏历史舞台,而是由中枢逐渐转入地方,在其“移属”的并州一带,成为一支颇具影响的地方势力。从北魏末到北齐初的数十年中,这一家族长期把持并州地区的政权,子弟多出为刺史太守之职,仅《魏书》所见的计有:

  王袭 并州刺史
  王祖干 并州刺史
  王椿 太原太守
  王超 并州治中
  王穆 上党太守
  王绰 并州刺史

在北魏末年的政治角逐中,盘踞并州的中山王氏成为各派势力竞相笼络的对象。史载:“孝昌中,尔朱荣既据并肆,以汾胡构逆,表加(王)椿征虏将军、都督,慰劳汾胡。汾胡与椿比州,服其声望,所在降下。事宁,授右将军,太原太守。”及高欢据晋阳,“霸朝所在,人士辐凑。椿礼敬亲知,多所拯接”。
  中山王氏得以雄张并州“乡曲”,除文明太后的政治权势外,自身还有着强大的宗族势力作为后盾。在《魏书·恩幸传》中,这一家族有名讳可考、有官位可称者,近30人。以如此庞大的家传形式为一个“恩幸”列传,在正史中十分罕见,足见其宗族之强盛[30]。值得注意的是,同属客徙之家,中山王氏与只身北奔的太原王氏情况有别。据《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太延五年(439)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犍……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代京)。

又据《魏书·刘暣?罚�

  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

据此,东迁的三万余家中,绝大部分属举族入魏,王桥一家不应例外。随着王睿的显达,这一家族便携众多的故吏、部曲、奴婢,拥巨万之资移居晋阳,数年间“僮仆千余,园宅广华,声妓自适,无乏于时”。
  魏齐之际,一些由凉州入魏的王姓人士似乎也逐渐聚集到并州一带。《周书·王士良传》: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晋阳人。后因晋乱,避地凉州。魏太祖平沮渠氏,曾祖景仁归魏,为敦煌镇将。祖公礼,平城镇司马,因家于代……(东魏初)授士良大行台右丞……令辅其弟(高)演于并州居守……齐文宣即位……仍总知并州兵马事……(周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乡既久,忽临本州,耆旧故人,犹有存者,远近咸以为荣。

王士良之族属及其与中山王氏的关系,已不得详考,但两家相同的郡望以及极为相似的履历使我们有理由推测:中山王氏移属并州后,又有一些由凉州入魏的王氏疏宗攀附其间,张大其势。北齐河清三年,当地造像碑铭中也有“时王氏互根太原”的语句[31]。北魏时期,晋阳本地以至整个并州地区有无魏晋之后未曾迁徙的土著王氏宗族,情况有待后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山王氏自属的郡望不仅被上层权贵所承认,也为下层吏民所接受。史载:“(王)椿于宅构起厅事,极为高壮。时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岂是王太原宅。’椿往为本郡,世皆呼为王太原”。“椿性严察,下不容奸,所在吏民,畏之重足”,俨然以宗主自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关东风俗传》中“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并州王氏”,不是指高居“四姓”的太原王氏,而是指以中山王氏为核心(可能包括部分由凉州内徙的王氏疏宗和部分土著王氏)在并州一带盘根错节的王氏宗族势力。于是,在北魏后期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观:同一时期,同一王朝之内,有两支郡望相同的士族分显于世,一支自属嫡宗,却广招非议;一支显系伪托,却攀附甚众;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一支宗族繁盛,雄张乡曲,颇有些“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味道。
  就史传所见,尚未发现这两个家族发生过直接冲突。二者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家兼领中正之虚位,一家掌刺史、太守之实权,相安无事。究其原因,当是两家实力各有所长,利益各有所重。
  北朝后期,两家王氏的际遇又有所不同,盛极一时的中山王氏历北齐之后,便逐渐悄无声迹。这可能与《关东风俗传》所云“文宣之际,政令严猛”,诸豪多被逐徙有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中山王氏“后徙乐陵”,可能即在此时,等到这一家族的后裔在唐代重新出现时,郡望已变成“沧州景城人”了[32]。而太原王氏凭借其显贵的婚姻和文化优势,历魏、齐、周、隋,间有闻人,至唐初仍不失为关东士族的主要成员,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时期,除王慧龙与王睿外,还有一些自称为太原王氏的家族。1989年出土于洛阳邙山的《魏故使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王简公(温)墓志铭》:

  公讳温,字平仁,燕国乐浪乐都人。……汉司徒霸,晋司空沉之后也。祖平,魏征虏将军、平州刺史。……父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昔 逢永嘉之末,晋太中大夫。从祖司空幽州牧浚遇石世之祸。建兴元年,自蓟避难乐浪。因而居焉。至魏兴安二年,祖平携家归国,冠冕皇朝,随居 都邑。[33]

另据《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王)卓字世盛,历魏晋为河东太守,迁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东裴氏,父仲贤,任雍州牧。卓翁年七十九,薨于河东,时属刘聪、石勒乱太原,晋阳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焉。……至今子孙族焉。[34]

对于各家的世系真伪,本文不拟一一考辨,由此却可以大略反映出北朝隋唐攀附名族的普遍性。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由王慧龙至王琼(明元至孝文帝),际遇坎坷,官宦不达,但随着门风的转变及其与北方高门间的婚姻缔结,整个家族逐渐摆脱了“羁旅南人”的困境,逐渐融入北方士族社会。(2)从王琼至王遵业兄弟(孝文帝至北魏末),以孝文帝定“四姓”为契机,太原王氏骤显于朝,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北朝一流高门大姓。(3)从北齐至唐初,太原王氏基本上维持了作为山东士族主要成员的社会地位,但与其他高门相较,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已开始下降,并始终未能确立起强大的宗族势力和土著根基。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为我们探讨中古时期南北士族社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证。北魏一朝,由南入北的士人不在少数,血统纯正、世资高贵者有琅邪王肃、彭城刘昶之属,宗族强盛、实力雄厚者有渤海刁雍、河内司马之流,为什么只有太原王氏最终上升为北方一流门第,而其他诸族却历数世而湮没无闻?在北朝门阀体系的确立过程中,官爵、婚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各起了些什么作用?有无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没有中山王氏的崛起,太原王氏是否能够凭借政治权势重新确立自身的土著根基?中古士族演进的一个长远趋势,是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日渐消失,而士族本身最终成为“中央化”的官僚士大夫。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意味着太原王氏由于根基不固这一先天不足,在客观上比北方其他高门大族“先行一步”,在北朝现实政治中“家族化”的色彩较弱一些,而“官僚化”的色彩更浓一些?
  中山王氏的出现,反映出北朝“冒称士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愈到后世,这种情况愈为普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唐一代,太原王氏拜相者七人,而其中六人竟出自“中山王氏”、“河东王氏”、“乌丸王氏”等郡望可疑或先世无考的支系,而《世系表》所言唐末唯一的一个出自太原王氏嫡宗的宰相王溥,在其本传中却“失其何所人”[35]。如果这种情况还普遍存在于其他高门大姓之中,我们对士族在唐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当如何评价?
  凡此种种,远不是一篇个案研究所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谨识于此,以待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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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中“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详见前揭书中“齄王世家”一节。案《北史》述此事,谓“慧龙鼻渐大”,一字之差,语义有别。
[3]《魏书·郭祚传》。
[4]《北齐书·王松年传》。
[5]《宋书·王懿传》。
[6]《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
[7]《魏书·司马楚之传》。
[8]详见唐长孺先生《<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载武汉大学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
[9]《通鉴》系此事,其中有王慧龙之名,显据《魏书·王慧龙传》补入。
[10]《魏书·叔孙建传》载太道武帝谓叔孙建语,对“司马休之、鲁宗之父子、司马国璠兄弟、诸桓宗属”的动向了如指掌,不及王慧龙。
[11]王慧龙“谋袭江陵”一事,并无实际意义:王慧龙年仅14岁,在事变中作用无足轻重,此其一;密谋流产,无“功”可言,此其二;整个事件悉属王慧龙“自言”,不足凭信,此其三。
[12]《晋书·王濬传》。
[13]不欲北葬似乎是这一时期入魏南人的普遍心理。《魏书·韩延之传》:“泰常二年,与司马文思来入国,以延之为虎牢镇将,爵鲁阳侯。初,延之曾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因谓子孙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我死,不劳向代北葬也,即可就此葬之’及卒,子孙从其言,遂葬于宗之墓次。”
[14]《魏书·郭祚传》。
[15]东晋末年,上层社会重兴儒学的呼声甚高,太原王氏六世祖王坦之曾著《废庄论》,唱和其间;但这种理论旨趣的异同并未贯彻到现实行动中。在东晋玄坛,王坦之仍旧是“独步江东王文度”(《世说新语·赏誉》),“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三国志·王昶传》)始终是王氏的门风所在。
[16]渤海刁氏等南方士族入魏,即因“门风不甚修洁”而“为时所鄙”。事见《魏书·刁雍传》。
[17]王承曾为东海内史,详见《世说新语·政事》。
[18]《法苑珠林》卷四十。《隋书》本传称有《皇隋感应记》三十卷,不知是否为一书。今本《广弘明集》卷十六录有该书片断。
[19]《世说新语·轻诋》。
[20]《魏故假节龙骧将军豫州刺史李简子(蕤)墓志铭》,载《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21]王宝兴蒙崔浩之狱后,曾尽卖资产以赎卢遐之妻,王琼之女后嫁范阳卢道亮。至于王家后世与其他高门的婚姻关系,史传中未具明文。
[22]《魏书·郭祚传》:“琼真伪今尚未辨,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
[23]自王广业以下兄弟三人传,《魏书》并脱,当参看《北史》。
[24]详见祝总斌先生《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北朝侍中不是宰相”一节。
[25]《新唐书·柳冲传》。
[26]参见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北朝之中正》一节。
[27]北朝士族多为“城市乡村之双家形态”,因此这段史料并不能完全排除王氏在并州别有宅业的可能性。详见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412页。
[28]《世系表》之文显袭《魏书》,唯其中“凉州参军王轨”乃“张轨参军王横”之讹。
[29]据万斯同《魏异姓诸王世表》,北魏异姓诸王除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和南朝宗室外,汉人封王者仅王睿、高肇等寥寥数家。
[30]《魏书》特重王睿一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魏收姑母乃王椿之妻,“抚兄子收情同己子”。这段记述见于今本《魏书》,恐原书本无,由《北史》窜入。较为明显的破绽是文中有“椿名位始终,魏(收)有力焉”之语。
[31]《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一《王氏道俗等百人造像碑》。
[32]《旧唐书·王晙传》。参见《全唐文》卷二六四《长安尉赠陇州刺史王(行果)府君神道碑》。
[33]《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图版54,参见张乃翥《北魏王温墓志纪史勾沉》,《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34]此碑是否为唐人所撰,史家有不同意见,详见《全唐文》所附辨语。
[35]《新唐书·王溥传》:“王溥字润得,失其何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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