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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企干部到海洋生态专家

2016-03-25 08:46:48来源:惠怡 李慕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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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追求自由实现自我 我是深圳追梦人 
 
王炳 我觉得我很能代表深圳最普罗大众的精神面貌,不怕从零起步、重新开始,也不怕吃苦不畏挑战,用最时髦的话说就是勇于创新。在深圳24年里,我一步一步走过来并没有长远规划,只是遵循内心的想法去追求喜爱的生活,但我认为一个人持续做件事情,坚持7年或者1万小时,就会达到该领域专业水准。在我看来,凭着一个词——坚持,坚持总能守到花开月明。 

、2015年9月8日,王炳参加中科院南海所的大亚湾珊瑚调查。 

2013年1月,深圳水温最低的日子里,王炳坚持在洲仔头下水浮潜拍摄。 
 
我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没有大富大贵过、也没有倾家荡产过,仅仅人生经历较为跳跃。我因工作机缘来到深圳,只消一眼就爱上这座城市,为了留在这里,我放弃大型国企中层领导职位,成为个体户在社会底层拼搏奋斗。深圳是眷顾勤奋好学之人的,它让我生意有所收获的同时,也为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领我走进海洋生态的新世界。
 
深圳这座城市带来现代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憧憬,我走的这段蜿蜒、曲折之路,皆是出于追求自由、实现自我的本心。这样的我,才是每个深圳追梦人的剪影。
 
 
深圳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地方,早来有早来的机会,晚来有晚来的机会,只要想来,什么时候都能来
 
深圳就是一座不夜城
 
我是1992年因为公司外派来到深圳的。其实1991年年底公司就规划在深圳建一家中外合资的服装厂,我被委派参加筹建工作,1992年年初进入实质性操作,申报材料、选址招工、选购设备、人员培训等等。这时候传来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消息,很多人说此时去深圳时机正好,也有人说我来晚了。我想当时还年轻,就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看一看,而深圳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地方,早来有早来的机会,晚来有晚来的机会,只要想来,什么时候都能来。至今我还是这么认为的,也这么对别人说。
 
那年春天,我乘坐飞机从杭州前往深圳,落地后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当时机场还没有更衣室,很多人都站在大厅里换衣服。走出机场改乘汽车,一路从宝安往市内开,途径不少服装厂、电子厂、玩具厂等工业区。那会儿是夜晚八九点钟,却看到很多高楼一层一层都亮着灯,就像一座不夜城。当时就觉得来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土地,不仅是指气候温热,连整个环境都是朝气蓬勃的,令人精神为之亢奋。
 
当年公司设厂选址在布吉,布吉在原经济特区外,与原经济特区内差别很大。比如,高楼大厦远没有特区内那么多,那会儿工业区的房子一般只有六七层楼,附近民居一般也是5层高。我刚到布吉时,龙珠花园才建了一栋30层的楼,就成为布吉最高的楼;交通拥挤情况也很严重,当时进出布吉关要查边防通行证,办理查证手续时人车要分离,乘客不能坐在车里过关,因此进关堵、出关也堵。
 
我在深圳办厂的4年时间里,前两年做厂长、后两年做总经理。当时深圳发展速度太快,水电供应等基础建设都来不及跟上,很多工业区都购买柴油发电机,昼夜不停地发电;当时东江供水工程规模还小,即使后来拓建了数次,工业区的供水仍然紧张,很多时候白天都没水,而我们企业是做丝绸服装的,工人工作不能汗流浃背,否则在衣物上留下汗渍会造成清洗的麻烦,所以厂里就安装了系统空调,系统空调需要用水来冷却,供水不够就自己打深井,使用地下水进行空调冷却。
 
印象最深刻的是加班时间很长,我在深圳的最初前八个月里一直住在工厂。一方面是企业刚起步,千头万绪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另一方面是单子多、要赶货,于是没日没夜地加班,晚上睡在办公室里,白天把被子一卷、找个壁橱一放,就直接工作了。加班最多的时候,有一回连续两周没有出过大楼门,订单赶制完成后走出去,竟会感到阳光明亮得刺眼。
 
 
离开前一天,我们去火车站买票,他抱着我,哭着求我带他走,能想象得到我离开以后,他一个孩子在屋子里哭泣的样子
 
而立之年来深下海经商
 
4年后企业承包给第三方经营,高层人员有所调整,新老板安排了管理人员到岗,我作为外派干部就面临着回浙江海宁上班的境遇。回到内地很不习惯,虽然海宁在我离开的4年时间里也有所改变,但发展速度仍远不及深圳,整体节奏和氛围都是缓慢安逸的。
 
这时,我想念在深圳连续加班、踏实而积极的日子,想要留在深圳,于是萌生了下海经商的想法。那时我已经33岁,人到中年做这个决定很需要勇气,得到家人支持后我才下定决心。由于我曾担任过相当于部门一把手的职务,公司规定一把手离职时要进行时长3个月的财务审计,这在过去的大型国企是一个惯例。3个月后,审计结果没有任何财务问题,就“净身出户”了。
 
由过去的国企领导一下子变成个体户,我心里很不适应,不敢毅然决然地辞职走人,而是申请留职停薪,就是干部关系仍保留着,但公司不会给我发任何工资,包括停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等等。1996年时养老险和医疗险已由过去的各单位统筹变为社保局统筹,我离开公司后,不仅要自己承担保险费用,连企业为员工支付那一部分也要自己出,生活压力一下子奔涌而来。在我返回深圳做生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父母还在担忧,经常在电话沟通时问“收入够不够生活开销”。
 
重返深圳后,解决温饱的生计问题迫在眉睫。当时我琢磨,要做什么才能生存下去?之前在深圳办厂时会有很多积压的库存,当时也做过一些尝试,出售库存将死货变现钱,于是这回就想到开个服装店批发成衣。那时我在笋岗一座写字楼里租了房间,即做仓库又做店铺,我和太太两个人常到工厂里进货,放在仓库里以供客人上门挑选,有时会去给顾客送样衣,选到合适的我们再去拉货,就这样以小型贸易公司的形式做服装批发生意。
 
那段日子生意时好时坏,好光景能有所盈余,差得撑不下去时也出去打过工,由太太守着店、我外出打工,一来可减少家中一人的开销,二来增添一份新的收入。虽说道理都明白,但内心仍会有强烈的落差感,我记得第一次打工是到一家大型服装企业的业务部担任总经理助理,能拥有一间单人宿舍,有天晚上躺在宿舍床上禁不住难受,想当初何必放弃做国企领导跑来深圳打工。好在我比较乐观,负面情绪不会维持很久,一旦投入工作、忙碌起来,就会把它冲淡。
 
最心疼留守老家的儿子
 
对于我而言,外出打工、开店做生意不算特别艰苦,最难受的是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至今想到与孩子的别离,我都难过得能哭出来。
 
当时我的孩子是想跟着我到深圳的,但我们夫妻不太稳定的生活状态不能给孩子周全照顾,于是就把他安放在老家由他外公外婆照看。虽说外公外婆对他关爱有加,但即便再好,孩子对父母的依恋是祖辈不能替代的。这点我深有体会,幼时父母在外地不同行业工作,我被安排在老家的外婆身边,有7年留守儿童的经历。
 
有一次我回老家待了一周时间,前几日孩子兴高采烈,过了几天就开始有些闷闷不乐,小声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我回答“还有5天”;第二天他又问同样的问题,我回答“还有4天”;后来他不再说话,但我明显感觉到他情绪低落,心情沉重。离开前一天,我们去火车站买票,他抱着我,哭着求我带他走,能想象得到我离开以后,他一个孩子在屋子里哭泣的样子。
 
他现在已经28岁了,这是发生在20年前的事情,在深圳经商期间最难过的就是孩子的留守问题,给我烙下了一个心病,工作再艰苦、生活再困顿都不能与之相比。如今深圳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仍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有人跟我说到类似经历,我感同身受,心痛依旧,有时候还会陪着一起掉两滴眼泪,但我只能体会这种难处,却无法为他们分忧。
 
契机出现在2000年以后,之前的苦苦支撑终于云开月明。我们偶有机会接触到广州的服装批发市场,发现广州服装批发市场的规模、营商环境比深圳好得多。当年深圳还有“二线关”的格局,国内外的批发商、进货商交易都不太方便。后来我们把服装贸易的重心转移到了广州,这成为下海经商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广州租了店铺,买了车子开始大量地跑工厂找货源,也大量地联系同样在跑厂子找货的人,根据彼此需求送样品挑选货物。
 
可能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缘故,我们的业务与外贸相关,得益于此就做得顺风顺水。从2000年到2006年,我们几乎就没有休过假,几年时间下来累计跑了珠江三角洲上千家企业工厂,每年汽车行程记录里都达到五六万公里,平均每天要跑100多公里。那几年房价低,挣得利润足够一年买一套房,于是顺理成章地在深圳买了房、落了户,从此站稳了脚跟。
 
眼前就游过一群青绿色的小鱼,在水下鱼腹呈现半透明的质感,鱼鳞反射着耀眼的光芒,那一瞬间仿佛庄周梦蝶
 
浮潜时鱼群就在眼前游走
 
大概在2007年经济危机初显征兆,股票突然不行了,房价不再暴涨,来广州进货的外国客商一夜之间数量骤减。待到2008年形势更为严峻,加上仓库里积压了七八年间没有处理的库存,我藉此将仓库服装处理掉,同时把生意规模逐步缩小。其实最主要的是,那时候我已45岁,希望能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服装生意大约是花了4年时间才慢慢收档的,这期间我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慢慢地接触到户外运动。那时发现驴友们的环保意识、团结互助精神、积极向上态度都很鼓舞人,于是我跟随他们参与不少户外活动。比如,我走的第一条海岸线穿越是东西涌,参与的第一次溯溪就是马峦山溯溪,大都是大部分深圳人玩的入门级路线。
 
就在此时,我产生了下水里看看的想法。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对大海并不陌生;我的祖辈都靠海为生,爷爷是渔民、外公是海员,家族中至今仍有跑船、打鱼的年轻一辈;深圳东部有170公里的海岸线,每次户外运动经过海边,看到清澈的海水都有下水看看的冲动。有一次经过大梅沙,偶然发现有一家水上用品商店,里面有面镜、呼吸管、潜水服等运动装备,之前常在电视上看到水下拍摄的纪录片中,潜水员都戴着一副面镜和一支呼吸管,于是我也效仿着买了一套。
 
后来在网上看到有驴友召集队伍去三门岛,我琢磨着那边小岛有沙滩,总有水浅的地方可以让我趴在水边看一看;我水性不怎么好,潜在水底怕有意外,旁边有人还能救我一把,于是就报了名。出发的那个周末阳光灿烂,近岸浅滩的海水澄清得能直视海底,我找到一处水刚没过膝盖的地方,戴上面镜、呼吸管就往沙滩上趴,头一浸没在水里,眼前就游过一群青绿色的小鱼,在水下鱼腹呈现半透明的质感,鱼鳞反射着耀眼的光芒,那一瞬间仿佛庄周梦蝶般,我已忘记自己是人还是鱼。
 
自从那一次的经历,我就一发而不可收地喜欢上了浮潜。下水次数多了,新的痛苦又产生了——水下那么美好的景致不能与人分享,于是我到华强北商圈购买了一台能在水下摄影的卡片机,将拍摄到的鱼群、珊瑚等放在社交网站上,很多朋友在图片下面留言赞美,还有的说没想到深圳的水下世界是那么漂亮的。
 
 
深圳能浮潜的海滩我都潜过了,我向往更专业的领域和更深的海域。此时,我遇到瓶颈,必须要再前进一步,才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自学海洋生态知识成专家
 
浮潜运动的群体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潜摄,拿着专业的摄影、摄像机拍海洋生物;另一类是潜猎,寻找海洋里经济价值高的、形态瑰丽奇异的鱼进行猎取,售卖或食用,前者器材太烧钱,后者也不是我想要追求的,所以玩浮潜的最初几年时间里,我都很孤独。我对海洋生物有强烈的好奇心,真正感兴趣的是识别、辨别所见的鱼类。于是我将拍摄回来的照片进行存档,常常利用空余在网络、报刊、杂志、书籍中搜索,看到对应的知识或信息就编辑名目,慢慢地积累资料和知识并进行系统归档,渐渐地我的电脑硬盘变成了一本海洋生态方面的百科全书。
 
2012年经过朋友介绍,我结识了深圳著名文化人南兆旭。那时候南老师正在筹划“深圳自然笔记”项目。这个“自然笔记”涉及深圳的方方面面,包括花鸟鱼虫、自然与人文景观,当然还有海洋生态的部分,他在寻找对知识资料有足够了解的、能够创作素材的人,通过朋友搭线就找到了我。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太自信,认为我所积累的资料不过是自娱自乐,既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培训,也没有请专业的权威人士审阅过,南老师先是肯定了我过去四年来积累的资料,再说我们都还处于学习的过程中,很多东西当然是越精细越好,但目前我们辨识到哪一步就先做到那一步,十全十美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听完后我就释然了。“深圳自然笔记”以专版的形式在《晶报》上连载两年,每周一期,每期两版,共刊出了100期,还汇集成一本书籍进行出版,于是我渐渐地为人所熟知,不仅在媒体上得到更多曝光机会,还常常被邀请去高校开办科普讲座,比如北大研究生院、深圳大学、中山大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等高校,我常常去给学生们上课或带着学生实习。
 
然而这类活动大多是面向公众的、科普性质的,且深圳能浮潜的海滩我都潜过了,我向往更专业的领域和更深的海域。此时,我遇到瓶颈,必须要再前进一步,才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2014年年底我去考了潜水证,待到2015年年初我从一个开放水域初级潜水员升级为开放水域晋阶潜水员,我有能力去更深的海域潜水、参与更严谨的科考项目了。
 
2015年我进入全新的状态,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的大亚湾珊瑚调查项目。作为队员之一,我的任务就是潜入水下将样带附近一定范围内所有看到的鱼都记录下来,海中的鱼群常常结伴游过,多个种类同时出现,看一眼要辨识出来,还要将数量、大小记录下来,对我也是一种挑战;后来全程参加了广东省珊瑚礁普查项目,我在设点普查的所有区域都下过水;年尾还参加了由深圳广东海洋大学研究院负责实施的深圳东部珊瑚调查项目,这个项目要到2017年秋天才能全部结束,我是作为专家小组成员参与调查的。在水肺潜水的海洋生态记录方面,我从兴趣爱好开始积累知识,如今已被认可为一名专家,这是我人生经历中又一个新的旅程。
 
王炳
 
1963年生于浙江温岭,1984年毕业于浙江丝绸工学院(现浙江理工大学)丝绸工程系制丝专业,学士学位,工程师职称。现为深圳市蓝色海洋环境保护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海洋开发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深圳广东海洋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1992年因公外派到深,4年后合约期满返回浙江,后以留职停薪方式下海经商,重返深圳后经营个体服装生意。2009年接触浮潜,自学海洋生态知识,2012年始在多家报刊刊载科普专栏并在多所高校讲授科普讲座,2016年获聘深圳广东海洋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口述时间
 
2016年3月11日下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
 
深圳市政协贵宾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曾惠怡
 
实习生 李慕瑶
 
编 辑:wangshi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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