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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王岐山

2015-12-07 15:26:24来源:三槐堂王氏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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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王岐山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刘安琴提供)
    1【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2【大学时代爱读书,有魄力】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3【研究生涯:爱思考,有担当】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4【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我们知道,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日后,他走上更大的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诚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腐和廉洁政治建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牵动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严于律己是一个答案。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以致在干部门诊遭到护士的奚落;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让顶着酒杯跪地的干部灰头土脸……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青年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十八大以来,气势如虹的正风反腐,不正是基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逻辑起点吗?不正是为执政党乃至整个社会扫除积弊、涵养正气吗?从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编辑王朝利)

编 辑:xbj 标签:王岐山 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