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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升的荣辱看蒋经国的台湾政策

2015-05-09 09:39:58来源:中国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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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国先生1978年5月就职“总统”,这并不意味着蒋先生就此南面而王。时值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总政战部左右开弓,王升(字化行)更成为经国先生跟前炙手可热的红人,王升官场的顶峰时期持续了五六年时光,却因为多种复杂微妙的因素,由绚烂归于平淡,他的宦途也因此跌入谷底。我们不妨从几件事例,来回顾晚期他与经国先生互动的曲折过程,并从而管窥王升官场起伏的幽微玄妙。

  1978年12月,台湾异议人士纠众爆发美丽岛事件,继之以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而大陆方面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也大力进行对台统战工作,积极渗透台湾各个阶层,当局面临三面作战的窘境。
  某日,蒋经国主持情治首长汇报,会议主题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复出对台湾可能的影响。经国先生指示各首长次第发言,说说如何因应邓小平复出后的两岸新局面。小蒋开会一贯习惯最后发言,听完各单位的敌情汇报,蒋经国眉头深锁,语调低沉地讲了几句话:“我同邓小平熟得很,这个人很厉害,厉害啊!今后我们的工作更艰困了!”
  这次情治首长会议之后不久,蒋经国又在一次私下场合,告诉几位老情报同志:“我跟邓小平中山大学同学,我们经常玩在一起,我拍他的屁股,他拍我的屁股,大家熟得很,这个人是厉害!够狠!我们要格外小心了!”
  世界在变,潮流在变,蒋经国意识到若继续要在台湾生存发展,必须改变他的用人重心,在一次内部会议中,他说:“今后我们要同台湾人多做朋友!要多用台湾人!”
  提携台湾人,蒋经国剑及履及,提拔林洋港、李登辉,初时甚为欣赏看重林洋港,为林派遣特别警卫,保护他的安全,显露蒋经国原本有意培植林洋港更上一层楼。更早期,他通过王升,礼聘台大教授彭明敏到干校当教授,派彭明敏参与“阳明山会议”,并引介彭明敏晋见蒋介石,礼聘他当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盛传,蒋经国对这位由胡适之博士发掘的人才,十分欣赏,有意大力拔擢,作为未来国府接班梯队的一员,要不是彭氏稍后发表了“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潜逃出国,日后不可能有李登辉出头的机会,而1988年1月14日继任蒋经国宝座的人,很有可能是彭明敏而非李登辉。
  从彭明敏乃至林洋港、李登辉,蒋经国先生任用台人并非仅只着眼笼络,更思广泛吸纳台湾干才,为之服务。
  经国先生当选“总统”不到半年,接连遭逢“中美断交”、高雄动乱、邓小平复出,台湾本土异议势力崛起,这几件大事轮番上阵,先后于一两个月间引爆,把蒋经国的神经搅得空前紧张。除了岛内动乱,有三件事情最让蒋经国寝食难安,先是叶剑英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国际舆论竞相报道;之后,廖仲恺儿子廖承志写了一封信给宋美龄,呼吁国共双方接触谈判;再稍后,大陆透过香港关系,转来一整套奉化溪口故居修葺的照相簿,把奉化故乡即景全部一网打尽,印证大陆统战工作的细腻。照相簿交蒋孝武面呈蒋经国,经国先生翻了两三页,即阖上照相本子,沉默不语。究竟是“近乡情怯”,还是怕坠入所谓“统战花招”?不得而知。
  一日,小蒋找“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咨询,面对北京的统战攻势,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大家能不能帮我想点法子?
  蒋公卧病,小蒋实质接班,头一件遇到的棘手大事,1973年5月,毛泽东派专机把高龄九十二的章士钊送到香港,章士钊对外宣称到港是为了探望他的太太。外界解读,章士钊实际上负有统战任务,目的是要鼓吹国共和谈。从章士钊事件,到“叶九条”,乃至廖承志致函宋美龄,诸如此类的动作,都被蒋经国视为邓小平拍屁股突袭行动的故技重施。
  为了突破岛内外困局,特别为反制中共的“统战攻势”,1978年底,“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向蒋经国提议,成立一个任务编组,专门对付岛内日益猖狂的“台独”异议活动,和中共日趋积极的对台统战工作。
  蒋经国接受了马纪壮的建议,但是,谁去主持这个反统战机构呢?马纪壮建议了两个人选,一是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上将,一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
  蒋经国看了马纪壮的签案,当面告诉马纪壮,反统战工作需要有与“敌人”斗争的经验,蒋彦士是农业专家,缺少和共产党正面交锋的经历;王升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指示由王升当副手,蒋彦士负主要责任。小蒋因此交代王升筹备成立代号“刘少康办公室”的单位,“少康”二字,寓意“少康中兴”,蒋经国殷盼它能肩负“反统战”、反“台独”的重责大任。“刘少康办公室”组织体制上的领导,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王升则是实际上负责工作执行的主管。
  从国共斗争或者岛内斗争(和党外分子斗争)的角度观之,“刘少康办公室”的功能和任务如同中共的“统战部”,在1978年蒋经国四面迎敌的环境下,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筹组此一任务编组,是任何统治者都会想出的权宜之策。
  邓小平上台,非但台湾方面全神贯注,驻台美军情报部门大感紧张,也临时抱佛脚,利用卡特总统宣布“断交”后即将从台湾撤军的最后时光,在台湾大做邓小平的情报分析工作。
  邓小平复出前一个月,美军顾问团情报组官员,连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军事武官共七八人,邀请时任总政战部中将副主任萧政之夫妇餐叙。席间,某位美军情报组官员问萧将军:“依王升先生和你的看法,如果你是邓小平,你刚上台,国内和国外会怎么做?”萧政之从历史角度分析邓小平的可能作为:“‘文革’使中国动乱了十年,邓小平会走中国西汉初年的道路,除秦苛法,与民休养生息。对台湾,从此会走上和平之路,在国际上,也会广泛交友。”萧将军进一步阐述,所谓邓小平“除秦苛法,与民休养生息”的意思,是指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会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左倾共产主义方针,恢复私有制度,实行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走自由化的道路;对亚洲国家,则是协和万邦,不再挑起战争、四面出击。萧将军认为,大陆会待台湾如同兄弟,逐步走上合作的道路。
  尽管有此认知,国府内部依然是外弛内张,深恐稍有差池。
  先前任务编组型态的“固国小组”,是组成“刘少康办公室”的基础。“刘少康办公室”作为国民党中央的“特别业务”幕僚任务编组,在名义上,归秘书长蒋彦士督导,王升主其事,幕后老板当然就是蒋经国,层次甚高,故而被视为“太上中常会”。
  “刘少康办公室”地点位在台北市信义路黎明文化公司大楼,初时,编制虽有二十人左右,专职人员实际只有十余名。工作人员和干部主要来自“国安局”、“外交部”、新闻局、国民党文工会等单位。
  “刘少康办公室”的核心灵魂人物是秘书长李廉。李氏出身西安王曲中央军校七分校,原本是胡宗南的手下,当过军校七分校的政治部副主任、教官,很受胡宗南器重。来台之后,国军编阶缩小,许多将领投闲置散,成了光棍司令,李廉大材小用,屈就政工干校教授,因为文笔练达,思想丰富,在干校颇出风头,甚受王升器重,逐渐成为王升核心骨干之一。李廉思想深刻,头脑灵活,王升命他在总政战部组织成立“心战小组”,专责“反制中共的心战”。
  李廉担任干校教授期间,正是干校师资阵容最强的一段岁月。王升一时之间延请到不少台湾知名的“匪情专家”和“马列主义权威”,针对大陆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分析。那时干校教授均是一时俊彦,例如郑学稼(大陆问题专家)、林一新(曾任陈独秀秘书,讲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资本论》的权威),而李廉不但能教,笔下还能写出精辟的好文章,颇富文名,曾经应《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之邀,担任《中国时报》总主笔;李廉还曾经和军统、保密局出身的夏晓华,合办正声广播电台,夏晓华以总经理职务礼聘李廉。

     临危受命,李廉职司“刘少康办公室”策划及执行作业,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刘少康办公室”揭幕,搞得人气鼎沸,轰轰烈烈。在信义路黎明文化公司大楼开会,坐在会议主席位子上的是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二把手是王升及李廉等人。各部会首长和相关的政府部门人员,只要和当天会议议题有关的首长,一律都要奉召来此开会。“刘少康办公室”全盛时期,经常直接召集各部会首长和党政高官,到会列席,王升的直言质问,得罪了不少豪门巨室和政治明星。“刘少康办公室”故而被指桑骂槐地讥讽为“太上中常会”、“太上行政院”。
  王升性格原本直率,手上握有尚方宝剑,心中有恃无恐,讲起话来,不免拉开嗓门,针针见血。1979年至1980年间,岛内政治异议分子甚是张狂,“内政部”辖下有不少业务属于政治事务。“刘少康办公室”开会时,主其事者往往深入追问工作情况,经常把“内政部”官员问得瞠目结舌。
  70年代末期,台湾校园盛行自由化风气,蒋经国向来重视青年工作,忧虑校园成为散播“台独”思想的温床。某次情治首长汇报,蒋经国批评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做好,许多大学生在党外杂志乱写文章,搞得人心惶惶,乱七八糟。国民党党内曾有人把大学校园这股自由化潮流,解读为遭“共产党渗透”。
  是时,军中“莒光日政治教学”已如火如荼展开,总政战部引为莫大成就。王升和 “刘少康办公室”李廉等核心骨干,密商在各个文学校实施“莒光日”教学的可能性。不久,草拟了一套文学校实施莒光日教学计划方案,王升赶紧向蒋经国上了一份签呈,连同这份计划,一并呈给蒋经国。
  “刘少康办公室”的重要公文,最后都要经过经国先生批阅。这份计划在大学实施“莒光日政治教学”的签呈,先送到马纪壮手上,马秘书长直觉这公文恐怕要出问题,直接找蒋经国请示。经国先生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只讲了两个字:“不准!”
  经国先生之所以批驳这份文件,其理甚明,大学校园洋溢自由风气,教授们也都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学校不同于部队,怎么可能把学生和教授关在教室里上“莒光日”?再者,蒋经国也考虑到避免外界攻讦政府箝制思想,在忧谗畏讥的情况下,命令由马纪壮署名否决王升提出的学校实施“莒光日”方案。
  王升见公文由马纪壮署名批了“不准”两字,觉得事有蹊跷,起先以为是马纪壮个人不同意此事,就找马纪壮查询,马秘书长告诉王升真相,否决大学办“莒光日教学”,是经国先生下的命令。
  蒋经国一方面担忧校园被“台独”思想大量渗透,一方面要包括“刘少康办公室”在内的若干单位“想想办法”,等到王升建议在校园搞“莒光日教学”,却被蒋经国示意否决。前后言行不一,显现经国先生内心的矛盾和焦虑。既对“台独”势力蠢蠢欲动感到不安,却又无法痛下决心施展铁腕遏阻歪风,蒋经国深陷投鼠忌器的两难困境,蒋经国的首鼠两端、进退失据,难免让王升和“刘少康办公室”的同志们不知所措。蒋经国的妥协性格,也一度让同志们备感不满。
  事过境迁之后,王升才晓得蒋经国这种矛盾心情,实因受制美国当局的政治压力。美国一再拿“台湾关系法”做文章,以是否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要挟蒋经国对岛内的“台独”和反对势力作出让步,并且照美国的那套“标准”,逐步落实“民主政治”。
  持续运作到1982年底、1983年初,“刘少康办公室”受蒋经国重视程度似已不如过去。未几,王升和蒋经国在思想上发生巨大分歧,两人之间多次为了部队人事权是否仍由政工掌控问题,发生严重口角冲突,为王升遭调职及贬谪埋下伏笔,蒋经国决心对王升动手。
  王升遭贬抑调职,固然和他直言贾祸、忠谏犯上,有绝对之关联;他和经国先生在政工思维上的分歧,尤为重要关键。
  1983年三四月间某日上午,蒋经国在“总统府”约见王升。开门见山,蒋经国问王升:这件事我跟你提了好多次了,你始终不赞成,我还是决心改变;我要把军队政工的人事权全部划归部队长,把政工交给“参一”或“联一”部门,今后政工不再掌握部队人事权。王升不赞同把政工手上的人事权交出来,因为,这么一来,政战部门形同拔去牙齿的老虎,政工制度无异瓦解。
  但是,蒋经国却不以为然,他说,现在政局和军队均甚平稳,政工力量太过膨胀。蒋经国观念上倾向部队长制度,王升则仍坚持政工人事权仍应归政工部门掌握,不宜放给部队长,以免削弱政工力道。
  王升不假辞色,直以近代历史教训,与蒋经国抗颜,并说,现在中共和“台独”那么厉害,哪能削弱政工力量?不怕大陆失败的历史重演吗?两个人在“总统”办公室相持不下,最后王升气不过,一手拍打沙发椅的扶手,一手拿起大盘军帽往茶几上重掼:“你不听我的意见,我宁可辞官不干!”、“拿掉政工的人事权,你杀了我都不干!”说完这两句重话,王升气呼呼拿起军帽,头也不回走出蒋经国办公室。这下子,把蒋经国搞得极不痛快。立刻电召前“国防部长”、当时的“总统府”战略顾问高魁元,蒋经国怒气冲冲地对促膝而坐的高魁元说:“请你传话给王化行,我蒋经国连共产党都不怕了,还会怕他吗?他不干就不干,算了!”
  高魁元一头雾水,根本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见蒋经国盛怒也不好细问何事,找到王升私下叙谈,才知道两人为政工人事权存废,意见不同,小蒋不满王升掼帽拍桌、怒言相冲。高魁元以黄埔第四期老学长的身份,略带责备的口吻劝抚王升:“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不可以对‘总统’不敬,更何况‘总统’身体不好,我们做部下的人怎么忍心再刺激他呢?化行,我希望你跟‘总统’道个歉。”几番劝慰,王升火气渐遏,高魁元要王升写一份书面报告,向蒋经国表达道歉之意,王升听从学长规谏,上书面报告言明悔过。
  王升犯颜直谏事件,非常不乐意政工放掉人事权。王化行听从高魁元的意见,向蒋经国道了歉,他的处事原则仍然未退却。更显而易见者,王升势力退潮,政战系统实力大不如前。
  1983年5月,王升掼帽及犯颜直谏事件之后一个月,蒋经国突然调王升为“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不久,“刘少康办公室”也熄灯打烊。从1979年春天成立到1983年5月王升调“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刘少康办公室”走进历史,风光了四年。
  王化行的宦途沉浮,应验了国府官场一句谶语:“大红大紫,红得发紫,紫得发黑。”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蒋经国收到王升的道歉信,心里怒气才消了一半,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升发生掼帽及犯颜直谏事件之后,此事马上被蒋经国二子蒋孝武辗转得知。之前,孝武为了几件事,和“王叔叔”发生过几次言语冲突,“叔侄”之间矛盾甚深,掼帽事件恰好予孝武报复之机。
  发生作家江南命案前,蒋孝武大力介入情治系统,蒋经国明显有意让孝武掌权。孝武经常出席“情治会报”,时时插手情报事务,如非蒋经国授意,孝武岂敢造次,此事,情报首长人尽皆知。
  某次,情治会报刚散会,孝武告诉一位与会将领,意谓:“近年以来,党外分子南北串连,愈来愈不像话,我父亲年纪大了,万一有个闪失,军队又控制不了,如何是好?”孝武又称:“情治单位有必要结合‘社会力量’,来对付党外分子。”孝武所谓的“社会力量”,就是帮派势力之意。
  孝武的“帮派救国论”,不仅止于徒托空言,还想付诸行动。某日,蒋孝武造访调查局局长阮成章,欲推销他的“帮派救国论”。
  阮成章,湖北黄安人,是王升身边核心骨干之一。年轻时毕业自湖北省立师范,抗战军兴,投笔从戎。抗日战争时,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研究室上校主任,国民党武汉稽查处处长、海军总部情报处处长。到台湾之后,历任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海军总部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之后,接任警总副总司令、“司法行政部”调查局长、“法务部”调查局长等职。
    阮成章辈分上当然是蒋孝武的叔辈,但是,此时的孝武已经在情治体系“见习”了好几年,虽无战功也无实际情报经验,此刻羽翼丰满,对王升这位“叔叔”都是一副睥睨傲慢的态度,何况面对的是王升下属的阮成章。孝武会见阮成章,三句虚伪客套之后,就打开天窗,直言国家今后应借重“社会力量”增强情治单位实力,打击党外势力云云。阮成章对孝武的讲法颇不以为然,话不投机,据说阮成章当场把蒋公子给轰了出去。
  除了阮成章,孝武也向王升推销“借重社会力量”的构想,王升也认为孝武孟浪无行,果真落实他的帮派计划,势必激发社会仇视对立。王升责备孝武年纪轻轻不学好,孝武自命不凡,完全听不进王升的好言规谏,反因提议被否决,心中更耿耿于怀,怒气冲天之下,推开房门,扬长而去。
  由于经常和情治单位人员互动,孝武不知从何处得知,王升奉蒋经国之命,负责照顾章孝严、章孝慈兄弟,按月致送新竹章家生活费用。这是孝武首次得知父亲有两名非婚生儿子,基于嫡庶之争,及为母亲打抱不平的心态,孝武心中甚为愤恚,并且将这种情绪迁怒到王升头上。孝武知悉孝严、孝慈兄弟之后不久,又听闻台视总经理石永贵,某次竟邀请章孝严到台视演讲,孝武连忙派人调查,是谁出的主意,要石永贵请章孝严演讲。
  孝武明知父亲曾经嘱托王升对他好生管教,在公开场合遇见王升,竟然故意摆脸色给王升看,甚至迎面走过,也不正眼看王升。明明听见王升叫唤,孝武也是相应不理,如此种种犯上不逊行为,皆印证孝武对王升的怀恨。
  因此,当孝武听闻王升“御前失宠”,遭父亲申斥,即趁各种面见父亲的机会,大进谗言,无所不用其极数落王升的不是。
  为了罗织罪名,绘声绘影,蒋孝武谋串当时的调查局沈之岳,编造“证据”,诬指王升借着“刘少康办公室”,意在扩大影响力,夺权谋反。所谓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竟是指王升被转调“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后,时常仍有不少友人和门生故旧进出王升官舍,络绎不绝去办公室会客叙谈。王升门前车水马龙,竟也成为调查局诬陷王升“夺权谋反”的“证据”。“刘少康办公室”成立以来,管的“闲事”不少,得罪不少党内自由派大老,媒体大老板,这些人沆瀣一气,众口铄金,让余怒未平的蒋经国接到更多有关王升的“黑材料”。1983年10月某日,蒋经国召见“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蒋经国语带愠怒地说:“我要把王化行调走,调得愈远愈好!”于是,他被外放为巴拉圭“大使”,巴拉圭和中国台湾恰在地球的两端。
  继王升之后,马纪壮、蒋彦士也相继失势被贬,王升的左右股肱,也都中箭落马,全部遭调职贬官,虽然表面上平静无波,台北官场实则浊浪涛天,人人自危,大家不知道下一分钟蒋经国会下达什么出人意表的人事命令。
  1987年初冬,走到生命尽头的蒋经国,靠大量服用类固醇维持生命力,犹未意识到死之将至。那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蒋经国仍拖着病体勉力出席主持,民进党“国大代表”在后侧座位叫嚣反蒋口号。蒋经国表面不愠不怒,但是心里已有盘算。会后某日,蒋经国紧急电召“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彦士。
  蒋彦士奉召至七海官邸面见蒋经国,蒋经国劈头便问:“王化行最近如何?”蒋彦士回答,王升在巴拉圭任所,表现不错。蒋经国说:“叫他回来吧!还是王化行说的对,我还是要重用王化行!”一味姑息党外“台独”分子,饱尝教训的蒋经国几经反省,终于意识到王升掼帽事件当天,那番重批蒋经国的逆耳忠言,言之有理。
  蒋彦士临走,蒋经国再三交代:“你先安排王化行回来,我要给他更重要的任务。”走出七海官邸,蒋彦士急忙直接返家,打越洋电话向王升“报喜”:“化行,恭喜你,教育长今天召见我,提起要重新重用你……”王升的回答不温不火,平静如昔。
  蒋彦士挂上电话,台北的天空忽然飘起细雨。冬天来了!
  1988年元月13日,在巴拉圭任所的王化行,正打算赶办安排去职事宜,蒋经国的死讯已经传到亚松森。台北“外交部”转来继任“总统”李登辉的命令,所有“驻外大使”一律坚守岗位,不准返国奔丧。事后,王升每次和朋友谈及此事,都将未能赶回为老长官、老朋友蒋经国送上最后一程,引为此生至恸。
  王升没来得及在蒋经国有生之年调回台北,更没获得再次重用。怀着感伤的情绪,回到台北,人事已非。蒋彦士到机场迎接王升,两人紧握双手,泪眼相对,沉默良久。■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

编 辑:wangshi 标签:蒋经国 台湾 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