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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钧辞赋创作杂谈

2015-01-28 09:21:54来源:世界王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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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创作杂谈:古典辞赋与现代散文诗

辞赋是用韵的古散文,是介于诗、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与现代散文诗有相似之处。在振兴国学、倡导复兴传统文化的今天,两者相互学习和借鉴,在互动和交融中不断升华是十分有益的。本文就辞赋与散文诗的特点,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关于辞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集,五千年来所有传统诗、词、歌、曲、赋以及新诗、散文诗无不发源于此。“赋、比、兴”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主要三种表现手法之一;“赋”是铺陈排比,“比”是比喻,“兴”是起兴。“风、雅、颂”是《诗经》的三个基本内容;“风”指民风民俗,“雅”指歌功颂德,“颂”指祭祀。以上六者被称为“诗六义”。
  (一)何谓辞赋?
    辞是赋的初期形式,一种讲究句式和押韵的散文,是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种文体。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故称楚辞。汉代常把辞与赋合称为辞赋,辞和赋还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辞重言情,赋重铺陈。因为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国,又称楚辞、楚辞体。又因屈原所作《离骚》为这种文体的代表作,故又称骚体。到了汉代常把辞和赋统称为辞赋,后人一般也将辞赋并称。这种文体,富有抒情的浪漫气息,很像诗,但押韵和句式都较诗自由,比散文整齐,且篇幅、字句较长,句中多以“兮”字来帮助和谐语气,表情达意。一般四句一节,每一节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后稍作停顿;六字句为主,都按三拍。
赋的本义是铺陈排比,是《诗经》赋、比、兴三种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相当于近代汉语的排比修辞方法,南宋的朱熹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
又是介于诗、文之间一个流派,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它《诗经》楚辞发展而来,汉代形成特定体制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高过于诗。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所以也称为汉赋。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接《楚辞》,兼收战国纵横之文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

    (二)赋的来源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像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等。他创造的“楚辞”,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手法。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其中汉赋最具影响。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辞赋代表作:如屈原《离骚》,枚乘《七发》,司马相如《长门赋》、《上林赋》,杜牧《阿房宫赋》,诸葛亮《出师表》,王勃《滕王阁序》等等。

   (三)赋的体式和特点

    1汉赋的体式大致有三种,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代文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 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排偶和藻饰汉赋的一大特征。骈文又称四六文、骈俪或骈体)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排列相接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骚体赋赋体文学兴盛的开端,是从先秦时期到汉高祖时,继承了楚辞的特点,依旧使用“兮”字,枚乘的《七发》奠定了赋体文学的基础。

 散体大赋产生于赋体文学的发展时期,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登基之前,这段时间的赋体文学风格以雄大壮阔为主,因而又被称为“散体大赋”,代表作品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

2、赋的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句式错落有致并追求骈偶(排比对偶);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一般都用韵。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四、内容上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赋从楚辞的骚体发展到西汉的俳赋、律赋,逐步倾向诗化,强调押韵,可一韵到底,也可一段一韵,叫诗赋。经历长期                    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

(四)赋和传统诗的区别 
     赋由楚辞衍化而来,也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比如“诗赋”。但诗与赋毕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如“诗赋”。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屈原《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香草美人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引类譬喻
    (五)赋与散文诗异同点
赋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特点,类似于后世的散文诗。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
汉赋继承了《楚辞》形式上一些特点,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又吸收了战国纵横家铺张的手法,内容上着力“体物”,也注意到“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此外,趋于散文化,经常使用排比,对偶的整齐句法,既自由又严谨,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它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以文言文格式,讲究精炼,必须押韵,这是区别于散文诗的一个主要特征。
总之,辞赋(尤其是诗赋)比散文诗更短小精炼,节奏感与音乐感更强,便于朗诵与记忆。因此,古往今来名篇警句流传不息。名篇如诸葛亮的《出师表》、王勃的《滕王阁序》等,名言警句如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满江红》“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等等。我对散文诗研究不多,感觉散文诗通俗而含蓄,平白而富于哲理,声情并茂又富有诗情画意,感染力特强。由于它以白话文表现,今人容易接受;而诗赋以文言文表现,需要有一定古文基础的人才能接受,是属于“阳春白雪”。
  • 本人辞赋的创作实践
    1965年起,本人开始传统诗词的创作。四十多年来,深感传统格律诗字数限制严格,格律古板,需要对仗、平仄、押韵,有起承转合等很多要求;词相对不受约束,但字数也有限定,要求严格按词谱格式填写,很多现代场景、内容、词汇难以表达。对比于诗词,赋的篇幅取决于内容的需要,可长可短;可以表现大题材和大场面。由于赋的内涵更广、气势更大、句式多四六句、排比对仗,其用韵也相对诗词宽松自由,因而更为笔者所爱,几年来连发数十篇而一发不可收拾。
从2008年起,本人开始试作辞赋。仅2009年一年间就创作辞赋作品18篇,到现在共创作50余篇。作品大部分发表于县级以上报刊杂志,不少赋作还被省、市党报发表,有的在全国赋赛中得奖。如:《南安赋》发表于福建日报,《玉树之歌》、《董酒赋》等发表于泉州晚报;《己丑清明祭黄帝陵文》获陕西省海内外征文二等奖,《辛卯清明祭黄帝陵文》获陕西省海内外征文三等奖,《铁观音赋》荣获全国征文三等奖,《董酒赋》获全国征文二等奖等等。其中《己丑清明祭黄帝陵文》还荣获泉州市政府“刺桐文艺奖”三等奖,开泉州古诗赋入选得奖之先河,在泉州诗赋界引起不少轰动。本人一些赋作还被撰刻为碑,树于旅游风景区。如《乐山赋》、《郭岭赋》、《南安赋》等。泰宁县委曾华彬书记看了我写的《泰宁赋》后十分高兴,特地来信致谢并将作品在该县宣传。成绩和荣誉,只是一种鼓励与鞭策。对于古代辞赋的研究及如何用现代题材入赋,自己仅在摸索之中,可以说是刚刚起步、小有成绩。面对历代浩如烟海、高手如云的辞赋作品,更会觉得自己的粗浅与不足。
    (案例:《觉海诗帆》:“安溪铁观音赋”、“石头赋”)
在创作实践中,我认为从写诗词转入写赋有一定优势。因为两者都是诗,都要用韵,都要求用词精炼括约、描写形象生动,在跳越、对仗、比喻、铺垫、渲染等表现手法也大致相同。
散文诗也是诗,它比新诗更自由、容量更大;比散文更富有激情和感染力;但它文字精炼、词藻典雅和乐感节奏方面不如辞赋。但辞赋过于深奥古雅,没有一定古文功底的人难于欣赏,属于“曲高和寡”之阳春白雪,不能像散文诗那样富于想象、自由挥洒。我认为,不同文体都有它的优缺点和局限性,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提升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传承和发展之路,在当今重经轻文与拜金主义双重冲击下,于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但相信只要有中国文字的存在,其音形义演绎的最高境界——传统诗赋决不会消亡。中华传统诗赋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足见它的生命力。但愿通过诗人们不懈的努力、竭诚之心血,能感动上帝并唤起同志同心协力,共同继承和传扬中华文化瑰宝,为祖国之文化复兴大业尽微薄之力!
 
(本文系2014年8月在泉州市作协举办“古典辞赋与现代散文诗”讲座上的发言稿)
编 辑:wangshi 标签:王国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