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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临终自称“愧对毛先生”?

2014-05-23 08:49:35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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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蒋介石临终自称“愧对毛先生”?

临终之际,蒋介石未能留下口头遗嘱

近日,网络上热传一份“蒋介石遗嘱”,其内容大略谓:“毛先生才是伟人,我干了一辈子坏事,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云云。此种捏造,本极拙劣,无奈何信之者亦甚众。
其实,蒋临终之际,并未留下遗言。1975年4月5日晚,蒋介石病重。工作人员急召蒋晚年“文胆”秦孝仪,起草遗嘱。秦于6日凌晨两点赶至官邸,蒋已过世,故“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①后来公布的遗嘱,乃秦事后所写,据医官熊丸回忆,“总统的遗嘱写好后,夫人表示要看遗嘱内容。他看完遗嘱后对孝仪说:‘你加几句进去,说明他是信基督的。’”②
该遗嘱内容大略谓: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矢勤矢勇,毋怠毋忽。”③
因遗嘱落款“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与秦孝仪在蒋死后起草遗嘱的事实不符,以致引起争议。如王丰称,“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④,因此将秦起草的遗嘱视为“假遗嘱”。

蒋介石游阳明山,1961年

蒋临终不可能说什么“愧对毛先生”

不过,也不能说秦孝仪所撰之遗嘱纯属捏造。蒋介石晚年至少两次预留过遗嘱。早在1971年6月的日记中,蒋已提及遗嘱问题:
“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⑤
当年底,蒋再次留下遗嘱。“这次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夹在1971年日记本中,形式上更像‘遗嘱’。全文如下:‘今后政府组织:一、以家淦继任‘总统’。二、以经国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指挥’。三、党务应集体领导。中正 12月23日’。”⑥
由此可见,秦孝仪所起草的遗嘱,在形式上模仿“总理遗教”,反映了蒋介石的一贯思想,当是早有预案,不过蒋没有来得及签名,导致为人所怀疑。
该遗嘱由蒋之遗孀宋美龄、“副总统”严家淦,“五院”院长蒋经国、倪文亚、田烱锦、杨亮功、余俊贤联名签字,对外发布,获国民党官方认可,亦说明其所反映的,乃蒋介石的真实意志。蒋既念念不忘“复国大业”,自无可能说出“毛先生才是伟人,我干了一辈子坏事,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一类话来。
此外,蒋介石在1920年援闽期间、1922年在永丰舰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934年在奉化老家各留有一份遗嘱⑦。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亦先后写下三份遗嘱。换言之,已知的蒋介石遗嘱,至少有10份。其中并无只字“愧对毛先生”。

1961年,蒋介石在台湾官邸

注释:
①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第163页;②陈三井:《熊丸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史所1999年,第124页;③《总统蒋公遗嘱》, 《中央日报》1975 年4月6日;④王丰:《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4期,第79页;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1年6月9日,转引自陈红民《蒋介石遗嘱知多少》;⑥陈红民:《蒋介石遗嘱知多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49页;⑦余元启:《蒋介石的另一份遗嘱》,《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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