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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春秋——豫西诸县刀客拾遗

2014-03-19 11:10:28来源: 洛阳网 我也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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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栾川盘踞匪杆与过境刀客

  三川匪首刘老四刚下水时连杀十余人,一些人见他有胆量,纷纷来投,遂聚起近百人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栾川,栾木丛生之地也,森林茂盛,大山连绵,最易藏匪。

  栾川有一句民谚:“冷水、叫河,四季不离灶火。”意思是冷水镇、叫河镇属高寒山区,环境恶劣。但越是险绝之地,土匪越容易立足,所以栾川土匪也最多,1912年至1938年共有30杆过境刀客,1912年至1942年共有25杆盘踞土匪。

  【一】土匪搭台子唱戏,公开为匪,肆无忌惮

  今年62岁的冯进宝,栾川人,有文化,洛阳晚报记者从他嘴里了解到:栾川盘踞匪皆土生土长,特点是盘踞山寨,公开为匪,不入山林。

  这就是说,栾川的土匪已不再遵守“异地抢劫”的规矩,兔子也吃窝边草,就近祸害百姓——这让人很吃惊,因为笔者研究豫西土匪多年,知道清末的土匪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譬如“杨山十兄弟”盘踞杨山时,把方圆30里之内的村庄划为保护区,把方圆30里至60里之内的村庄划为半保护区,抢劫时必须到60里之外,违反规矩,格杀勿论。

  进入民国后,土匪打破“异地抢劫”之束缚,开始在本土为祸。

  譬如,叫河匪首李景山,最初发动20人起杆,以他的老家叫河为据点,食物向当地父老摊派,后扩杆至50人,开始向三川镇和南阳内乡北部袭扰,劫来财物多了,便与刘老四、唐老四合杆(合并),形成200多人的大杆子,公开为匪,横行乡里。

  有一年,李景山为其母过寿,竟公开在叫河搭戏台,请来两个戏班子唱对台戏,大摆筵席3天,共杀猪70余头,宰羊130余只,米面、油盐、糖酒及各样蔬菜与筵席器具,均向当地老百姓摊派。由于太过铺张,叫河一地供应不上,他只好派人到卢氏的五里川,内乡的桑坪、米坪,淅川的荆紫关挨村逐寨向财主们索要,3天待客600多桌。土匪首领为老娘过寿,竟唱了3天戏,惊动三四个县,这说明土匪的势力很大。

  此地土匪也很绝情,杀人、放火、飞叶子(传出绑架条),都在本乡本土展开:三川匪首刘老四刚下水(开始当土匪)时仅有一支小手土炮(土造手枪,豫西土匪称手枪为“炮”,称神枪手为“炮手”),竟连杀10余人(包括仇人和无辜农民),一些人见他有胆量,纷纷来投,遂聚起近百人,全拿着鸟铳、砍刀、土炮,装备如此简陋却也能镇住百姓。

  1912年冬,刘老四突袭石宝沟,将富户岳长生的爷爷拉了肉票,随后半月内,陆续勒索岳家12头黄牛和一群羊(数量不详),但还不放人,直到岳家把20亩耕地全部典当,交了赎金,人才被放回。次年元宵节,刘老四又联合唐老四在三川做火神社,巧立名目,命令三川财主们供应米面、酒肉、菜蔬,这次共待客500多桌,当地人都骂李、唐祸害乡亲,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纷纷兑钱,用重金贿赂了各乡镇局子(地方武装团队),1913年冬设鸿门宴,将李老四、唐老四枪杀在酒席上。

  【二】大财主为了自保,拉杆为匪,横行乡里

  栾川县县志办王煊,1982年10月8日采访时任陶湾乡粮站党支部书记的张怀远,张怀远拿出一本小册子,是其1960年在庙子任供销社主任时,从收购的废纸堆中捡到的棉纸手抄本,封面标题是《解放前的30年栾川县境内纵起所有乱匪之统计及其群众所遭灾害之事实》,所记55杆土匪包括盘踞匪和窜扰匪,叙述清楚,资料珍贵。

  这本小册子列举了栾川盘踞匪的几件事。

  其一,土匪能在城镇上连宿5日,无兵来剿。

  合峪街人海建华、关庄人曹德义二匪首,曾率匪众100多人来到庙子街上盘踞5日,吃喝玩乐,无兵来剿。他们打听到从庙子往西走,雷湾村有个孙姓大财主,金银财宝无数,遂决定去雷湾抢劫孙家。但到那里一看,孙家住在黑虎岩大石窑寨内,刀枪弓箭都用不上,怎么办?匪徒就寻来几堆干柴草,在里面放入辣椒、皂角等物,再用绳子捆成团,将此物点燃发烟,从寨顶吊至窑洞口。

  孙财主家的主要成员孙小明、孙良娃与家属皆在窑洞内,柴草发烟弥漫,从早晨一直熏到晌午,起初他们还能忍受,后来生不如死,只好请求拿走柴草,甘愿献出家财。土匪见孙家服输,呼啸而下,把寨内财物洗劫一空,又绑架孙家5名成员作为肉票。土匪返回庙子街又住了5日,5天后杀回合峪,一路上拉男女肉票70余人,抢马30多匹。1913年又到外县拉肉票120人、大牲畜30余头。

  你想,100多人的土匪杆子,就能在地方上肆意抢劫,并能在镇上安全住宿5日之久,说明当时的剿匪力度很小。

  其二,大财主也可能当土匪。

  狮子庙街人张占明、王复沟人张延彬、罗村后地人李青春和李振甲,皆为当地的财主,彼此也是好朋友,这几人看到民国初建,盗匪蜂起,袭扰不止,富户只能筑寨墙、买枪支、聘家丁护庄园,花费甚大,且朝不保夕,便萌生了当土匪的念头,于是四人分别起一杆,每杆吸收30名土匪,在狮子庙、白土一带对富人绑票,对贫苦人要粮。这4杆土匪配合默契,平时各守巢穴,外出时四股合一,拉回的肉票和财物,仍归各杆所有,如此数年,骚扰不止。当地乡绅看到这种情况后,认为这4杆土匪鲜犯命案,若能招安,当能消停,遂出面说合,令4杆土匪100多号人全部“转正”入局子,由当地供应钱款,负责维持治安,这才消停下来。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不招安他,他就袭扰你。

  这本小册子还提到柴老八、马老三等25杆盘踞匪,横行乡里,各有恶行。笔者总结这些盘踞匪的特点为:杆子不大,最多200多人;行走不远,多在当地作案;时间不长,一般盘踞2年后匪首即被杀掉,余匪星散。

  【三】外地土匪入境,杀人放火,更加血腥

  大杆巨匪张巨娃、崔二旦,都曾入栾川境。张巨娃是老汝州人,先当兵,后为匪,喜欢用铡刀杀人;崔二旦是鲁山县人,双手双枪,百发百中,杀人不眨眼。

  有一年腊月底,张巨娃匪帮2000多人流窜至栾川,在叫河、陶湾拉肉票40余人,限定赎人时间极短,故很快撕票10余人,烧毁房屋100余间;在栾川区拉去潘常忍、刘成信等肉票50余人;在庙子、合峪两区拉去肉票60余人,后经南阳别廷芳和栾川李起凤“十大连”追打,张匪向东逃去。

  崔二旦匪帮3000多人于民国20年(1931年)正月廿六进入栾川,公然在庙子盘踞20日,期间拉肉票100余人,烧死无人领赎肉票30人,刀杀肉票40人,打死无辜农民20余人,烧毁房屋3000余间,宰杀耕牛200余头,杀食羊400余只,拉去骡、马30余匹,还有50余名肉票被割耳、剜眼、挖鼻。他们祸害了庙子后,即赶往栾川、陶湾两区,又是一番抢夺杀戮,行为甚是血腥,百姓逃亡无数,沿途十室九空……(首席记者 孙钦良)
 

“十大连”名为地方民团,实为盘踞土匪,横行乡里,祸害百姓 绘图 李玉明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20世纪30年代,栾川出现了一支很有名的队伍,号称“十大连”,约有3000人马,以“剿匪为名”而创建,统一着装,建制公开,名为地方民团,实为盘踞土匪。其首领李起凤率“十大连”横行乡里数年。研究这支武装,对了解豫西匪患成因十分有利。

  记者每到一处采访,总爱收集旧时民谣。民谣具有时代印记,可唤起历史的记忆。洛阳晚报记者曾在栾川三川镇听过一则民谣:“头天过红军,秩序可平稳;隔天‘十大连’来,活像过刀客。”

  分析这则民谣,有两层意思。

  第一,红军从三川镇路过,不扰民,秋毫无犯,社会秩序平稳。而“十大连”来,骚扰百姓,活像刀客(土匪)。

  第二,从“活像”二字上分析,“十大连”的公开身份不是土匪,但其行为像土匪,民谣用“活像”二字,表明对其的厌恶。

  那么,“十大连”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其结局又如何呢?

  1、好一个乱世,“十大连”产生的时代背景

  历史上栾川建置多变,夏商为有莘之野,汉魏置亭,唐代置镇,北宋置县,金代废县改镇,元、明、清均置镇。民国置区,隶属陕州卢氏县。

  这就是说,民国时无栾川县称谓,只有栾川区(或栾川街),如今属栾川县的潭头、秋扒、狮子庙、合峪、大清沟等乡镇当时属嵩县,而陶湾、栾川、冷水、叫河、三川等乡镇当时属卢氏县,当时卢氏县城和嵩县县城距栾川街皆遥远,鞭长莫及,土匪丛生,社会混乱。

  说来也怪,当时栾川行政区划与南阳无关,军事上却属南阳管辖,民国10年以前,栾川驻有“南阳巡防营”,群众呼为“南阳队”,这类队伍属地方武装,清朝时称“禁”,队员称“禁丁”。民国初期,豫西此类武装改称“局子”,首领称“局长”,班长称“棚头” ,队员称“局丁”。

  当时天下大乱,中原大乱,豫西大乱,再偏僻的乡野,也是三天两头“过队伍”,这个军、那个旅、本地刀客、过境土匪、凯旋之师、败军之将、地痞流氓、散兵游勇,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吃喝抢夺,奸淫烧杀,轮番为祸,民不聊生。老百姓就干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躲兵,第二件事是“跑匪”,“跑匪”就是躲刀客,各地为了对付刀客,筑寨御匪、建立民团武装——“十大连”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2、好一个乱象,“十大连”应运而生

  当时栾川一带,局子多如牛毛,基本一个保(10户为甲,10甲为保)一个局子,多则二三十人,少则七八个人,甚至六七个人就是一个局子,用土枪鸟铳维持秩序。土匪多,小局子管不了,就要靠大局子。当地的付、杨、尤三大姓商议后,推荐石庙镇(时称大王庙)局子的局长李起凤挑头,组建“栾川总局子”,对付土匪。

  李起凤,字腾蛟,大王庙李家庄人,出生于大家族,其父辈兄弟3人繁衍13个男儿,人人喜欢结友,个个剽悍好勇,老大李起龙领家,老二李起凤不耕不读,专交官、绅、侠、匪,下面还有老三李起志(绰号李野猫)等11个剽悍兄弟。李起凤当上总局长之后,立即连人带枪整合了许多小局子,设置了10个战斗单位。

  这10个战斗单位号称“十大连”,1931年秋正式统一着装,每连110人,共有2900多人,拥有步枪2700余支,手枪100余支,设立有秘书处、财政处、庶务处、交际处、息讼处、军械处、粮秣处、招待处。从这些建制来看,“十大连”绝非一般的地方民团,而是建制齐全的地方军政组织,用李起凤的话说,这叫地方自治,他学的是南阳“宛西地方自卫团”司令别廷芳。

  李起凤让“十大连”的连排长轮流到“宛西地方自卫团”的“教导团”接受军训,并于1933年成立了自己的“教导队”,煞有介事地练兵备战。他还聘“红笔师爷”李宝安担任秘书处处长。李宝安是栾川北街人,饱读诗书,满腹计谋,李起凤很器重他。

  那么,这看似正儿八经的“十大连”,后来都干了些啥事儿呢?

  3、好一个“坐山虎”,横行乡里肆无忌惮

  “十大连”人多势众,势力覆盖方圆200里。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揽枪”,即把中小局子的枪强行收缴。第二是杀害、排除异己,李起凤刚当上总局长时,总怀疑别人不服他。

  一日,他带着30名局丁从庙子返回栾川,晚8时走到朝阳村准备过河,七里坪局丁以为是过匪,朝他们开了枪,双方打了一阵,其实并未打死人。但李起凤怀疑是一个乡绅办他难堪,便派人枪杀了那名乡绅。

  接着他听说栾川西街的付国栋(里长)说“李小云(李起凤的乳名)来到栾川烧开(显摆)了”!李起凤大怒,遂派杀手私下买通付国栋的护兵吴某,吴某开门放入杀手,杀手把付国栋枪杀于院内。

  1931年年底,李起凤又听说雷湾绅士常乐英对他有看法,就交代弟弟李野猫把对方干掉。李野猫派自己的护兵,长时间跟踪常乐英,1931年5月的一天,常乐英从石宝口去河北村走亲戚,刚趟过河弯腰穿鞋,就被打死在河沿上了。

  4、好一个公审大会,3万人目睹李起凤被处决

  李起凤利用“十大连”独霸一方,实行所谓“军政合一”一系列自治政策。

  第一,重新清丈土地。1932年,李起凤建立“清丈土地委员会”,清丈了全区(包括三川、冷水、叫河)所有土地,按金、银、铜、铁、锡5级标准造册登记,然后统一折成金地亩数,形成《地亩册》,名曰“地件”,再根据这些“地件”征粮派款,这一来不要紧,等于废除了国家标准,农民土地的多少与优劣,完全由李起凤操纵的“清丈土地委员会”说了算,他实际上成了“土皇帝”。

  第二,公然违背禁烟(鸦片)令。李起凤让农民种植大麻,传说卢氏县县长来栾川视察,见漫山遍野开满“毒花”,刚想过问此事,李起凤察言观色,马上吩咐手下说:“枪都上膛!这道沟有刀客,可不敢久留,快保护县长撤离!”几个护兵不由分说,架起县长就走。

  李起凤太强势,得罪了很多人,有人想杀他。常乐英被杀后,其弟常乐奎发誓要为兄报仇,他联络了八九个人,本想趁李起凤去黑虎庙看戏干掉他,但当晚李起凤带的护兵较多,常乐奎没敢下手。农历二月十二日,由内线(“十大连”的一李姓排长)约李起凤打牌,牌场设在药铺小套房内,但枪手开枪后,子弹从李起凤左颧骨下部进去,从嘴里出来,只打掉了李起凤两颗大牙。李受伤后立即打灭油灯,溜到桌下顺门蹿出,逃脱了。

  事后,李起凤和他的“十大连”更加疯狂了,只要看见外地武装入境,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追杀,但“十大连”的战斗力很差,还曾被经过此地的红军狠狠打击过两次,打得“十大连”落花流水。

  “十大连”也就是在老百姓面前逞能而已,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25师373团入栾全面剿匪时,李起风马上落入法网,并于1949年11月17日在3万人的公审大会上被处决。

 

  人恨天不恨

  天恨不能混

  刀杀短命鬼

  火烧没福人

  令人恐怖的“刀客诗”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民国时期,嵩县刀客甚多,譬如:在嵩县当土匪起家的孙殿英,祖籍嵩县的北洋陆军上将憨玉琨,屡剿不灭的何村匪首李永魁。这些都是巨匪,此前已经写过,此篇不再赘述,今日专讲几个“漏网刀客”。

  1、 “靠脑子抢劫”的匪首憨玉瑶

  过去,有人撰文说憨玉瑶是憨玉琨的弟弟,非也!这是看见憨玉瑶、憨玉琨名字相似,就认为二人是亲兄弟。

  这次,洛阳晚报记者来到憨玉瑶、憨玉琨的家乡,总算弄清楚了:原来,憨玉琨是德亭乡蛮峪村人,弟兄5个,大哥憨同生,二哥憨玉琳,四弟憨玉珍,五弟憨玉琪,憨玉琨是老三。而憨玉瑶本姓韩,原是德亭北乡人,后迁居蛮峪村,与憨玉琨要好,二人一同要饭,同入绿林,加上韩、憨同音,有人就认为他俩是亲兄弟。

  憨玉瑶幼年家贫,当刀客后不杀穷人。他是小杆首,“拉杆”(建立匪帮)时仅有20多人,以家乡五丈山为老巢,实行“两不得罪”政策:第一,对百姓实行“四不”政策——不在家乡闹事,不杀人放火,不强奸妇女,不滋扰贫农;第二,积极与地方民团修好,和平共处。这样一来,穷人来“投杆”(入伙)的络绎不绝,很快“涨杆”(队伍扩大)至300余人,民团剿他也不下劲儿,甚至给他通风报信。一日,民团来剿他,憨玉瑶隔着一条沟问:“来者是谁?请亮牌子!”对方答:“旧县壮丁队!”憨玉瑶说:“我当刀客,从不在家乡干坏事,你我无冤仇,都不要放枪,散了吧!”对方答:“不放枪无法交差,各自打几枪吧,朝天打!”于是,一阵枪响,各自回营。

  憨玉瑶头脑灵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马上举起“抗日救国义勇军”大旗,率部走出五丈山,沿路的民团和群众看见了,都不截击他,他便知这旗管用,于是把旗举得更高,大张旗鼓地进入白栎沟、庙湾、合峪一带活动。地盘扩大了,影响也大了,人们冲着“抗日救国义勇军”大旗纷纷加入,队伍发展到2000人。

  憨玉瑶是唯一高举“抗日”大旗的杆子,其实他没到过抗日前线。一天夜里,他率部路过嵩县一大寨,见寨上没有人敲锣报警,就捡起石头扔到寨墙上,发现连站岗的都睡死了,认为这是机会,遂让部下搭梯上寨,突然攻击,成功破寨。寨内人醒来,知匪已入寨,感到绝望,以为活不成了。谁知憨玉瑶喊道:“都别怕!我是憨老九(绰号),我的规矩是一不放火,二不糟蹋妇女,三不拉‘票子’,四是欢迎你们加入‘抗日救国义勇军’。”寨人见土匪不杀不抢,但拿着枪不离开,便知道是啥意思,赶快送上钱粮,再奉上枪械,憨玉瑶这才带队离开。

  如今看来,憨玉瑶是个“靠脑子抢劫”的匪首,窍门是:不得罪官吏,不得罪乡绅,不得罪富农,也不得罪贫农。但他最后还是被杀了,原因是他的队伍发展太快,最盛时有上万人,队伍成分复杂后,开始烧杀抢掠,两年后,此杆被“河南省保安处”先招安,后剿灭。

  2、六亲不认的旧县盘踞匪

  旧县,如今是一个镇,位于嵩县西南部,因在唐初为伊阳县的县治,故名。民国时期,这里盘踞着李老幺(本名李万儒)、范振东、孟光彪等大杆匪帮。日前,洛阳晚报记者来此打听有关范振东的往事。

  范振东,旧县人,著名惯匪,其杆最早盘踞于潭头镇。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想攻打旧县镇,为保险起见,跑到洛宁、伊川联合了4杆土匪,集结230人,在一天夜里发起进攻。

  旧县镇人口众多,为了自保,成立了红枪会,成员有三四百名,各个都很勇敢。红枪会发现匪情后,立即“动禁”(报警),并登上寨墙御匪。不料土匪早就买通了内线,内线偷偷打开西寨门,众匪一拥而入,群众惊慌而逃,土匪便由西向东烧房子,西寨马上成为火海,枪声、哭喊声一片,混乱极了。就在这时,大街上突然出现一个人,此人是该镇居民,名叫司马年娃,他不逃跑,反而喊道:“振东,我是你姐夫。你忍心在家乡杀人放火吗?快带人走吧!”

  范振东听姐夫这样喊,担心众匪讥笑自己心软,遂瞄准姐夫开了两枪,他的姐夫临死前脑子清醒,大骂他六亲不认。他的姐姐把丈夫抬回家时,人已断气,遂用白布裹身,算是为夫戴孝,于枪林弹雨中站在街头,大骂弟弟,但范振东不理不睬,撇下他的姐姐率匪转攻东寨,没有停止杀戮。

  此次血洗,共打死旧县群众72名,红枪会队员负伤者甚多。

  在此期间,附近大寨子的“大章自卫队”听到枪声,前来支援。自卫队登上东山山顶向寨内射击,土匪这才用车载上财物撤退,同时劫走200多名肉票,逃往洛宁山中。肉票中有“花票”(妇人)、“快票”(没结婚的大姑娘),还有老翁和少年,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七八岁。由于路途遥远,肉票不能疾行,土匪生怕官兵来追,就边走边杀不能行走的肉票,一路遗尸,惨不忍睹。

  范振东靠着这次洗劫大发一笔横财,后又回到旧县大耍威风,群众见了都侧过脸去,不敢也不愿和他搭话。后来,他联合其他土匪投奔了镇嵩军,被任命为营长,师长万选才知道他罪行累累,就将他枪毙了。接着,他的弟弟也被乡民捉住,被送到县府处死。

  3、车村被土匪占据两个多月

  除了盘踞匪,还有过境匪。民国二十年(1931年)正月二十,鲁山巨匪崔二旦(本名崔振声)率万余名土匪占领了车村。崔的司令部设在离车村3里的火神庙,正殿摆着两口铡刀,上面沾满人血,墙壁上写着一首打油诗:“人恨天不恨,天恨不能混;刀杀短命鬼,火烧没福人。”这是洛阳晚报记者自调查豫西匪患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刀客诗”。

  车村百姓扶老携幼,躲进深山密林,但土匪天天搜山,拉“票子”回去交给“叶子官”(匪帮中管理“票子”的人)。土匪晚上“滤票子”时(把“票子”划分为富、中、穷三类,彻夜催缴赎金),对待过了期限还没人赎的“票子”,就割其一只耳朵或剁其一根手指,捎回其家,催要赎金。如果主家仍不来赎人,撕票时,这些人一律被石头砸死。车村人崔凌汉讲过一件事:他五舅赵忽栾被绑了票,趁深夜逃跑,被“叶子官”发现。“叶子官”追了很远,总追不上,就吓唬他五舅:“再跑我用电枪打死你!”话音刚落,一道耀眼光柱射到他五舅的身上。那时老百姓都没见过手电光,他五舅吓坏了,瘫倒于地。“叶子官”哈哈大笑,重新把人绑了,拉回去狠狠折磨。他五舅受尽酷刑,生不如死,就说:“我曾向家门口水井里扔过步枪。”土匪信以为真,押其前往取枪,他五舅来到井口跳井自杀。

  这杆过境土匪,一共在车村盘踞了两个多月,烧杀抢掠,禽兽不如,如今车村高寿者提起他们仍恨声连连、咬牙切齿。

 

韩西奇将李永魁的母亲绑吊于西城门楼上 插图李玉明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嵩县山高林密,自古为刀客渊薮,尤其自1898年出现了上千人的匪杆之后,嵩县匪患愈演愈烈,滋扰百姓达半个多世纪,其间共计有盘踞匪近百杆,过境匪50多杆,土匪数量之大,位居豫西之首,并由此衍生出“吃二馍”群体。

  1 刀客、蹚将、土匪的区别

  《豫西诸县刀客拾遗》自刊发以来,受到广大读者关注,有读者问:为啥称土匪为刀客?刀客到底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为什么人们聊起刀客时,并无太多的厌恶,甚至把刀客看成传奇人物津津乐道?

  其实,豫西土匪成因复杂,一些土匪是饥民,饥民为了活命,冒险抢夺财物,最初是出于无奈。《洛阳大事记》记载,清末至民国,豫西天灾人祸连连,民不聊生,大旱时洛河抬脚可过,洪灾时老城多条街巷进水,胡憨大战、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更使豫西人民陷入多重灾难之中。饥民造反,铤而走险,实出必然,如果这些饥民遇到革命洪流裹挟或经正确引导,就会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正义之师。相反,如果久居山林,染上土匪习气,则可沦为不折不扣的土匪。

  豫西绿林成分复杂,这从称谓上便可看出:蹚将、刀客、土匪,虽都是对这类人的称呼,但仔细分析,却也有区别。土匪一词完全贬义,不必多说了。而蹚将一词稍含褒义,“蹚”有闯的意思,在每天都饿死人的年代,蹚将敢于杀出一条血路,以抗争图生存,起码不是怂蛋,让人高看一眼。但到后来,蹚将成为匪首,为维持匪帮生计,蹚将率匪四处滥杀,性质也就变了,蹚将遂成为贬义词。

  而刀客一词,最初指以刀为武器的江湖勇士——刀法娴熟并能凭刀行侠仗义的武者方能称为刀客(用剑的侠士称剑客),刀客含有“侠”意,不是指匪帮,而是指游侠,往往指个体。个体刀客在绿林中生存,必须遵守江湖规矩,标榜“义气”二字,不能滥杀乱抢,著名刀客对自己的行为都有一定约束。

  但这种约束和自律,只在清末刀客中流行,到了民国匪帮林立,个体刀客难觅,刀客遂成为匪帮代名词,呈现的是杀人恶魔形象。所以,才有了吓唬小孩的那句话:“还哭吗?再哭,刀客来了!”小孩听到“刀客”二字时,吓得赶紧钻到妈妈怀里时,刀客一词便完全贬义了。

  那么,刀客到底是名词还是形容词?我认为是名词,但“刀客”二字的确很形象,你想啊:一个陌生人(刀客一般不在家乡为祸),带刀行走于异乡,时刻都可能遭遇一场厮杀,这有别于正常人群的不确定性,赋予刀客凶悍的特征,也就有了形容词的味道。但不管怎样,刀客一词富有动感,神秘而为人乐道,在整个豫西都是如此。这次我到嵩县采访,与当地人聊起刀客,聊着聊着,便有人笑起来,手指某人说:“他爷爷当年就是刀客!不信,你问问!”
  2 “吃二馍”群体的行为特征及社会地位

  “贫贱起盗心,富贵生淫心”,这话一点没错。我认为,豫西土匪之所以多,第一个原因是贫穷。

  民国时期,豫西多县出现过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吃二馍”。特征:不直接参加土匪队伍,但遇到土匪攻城夺寨的时候,“吃二馍”的人便尾随其后,见啥拿啥,胡乱吃喝,“当日有酒当日醉,能美(痛快)一回是一回”。土匪走了,“吃二馍”的人重新回到村子务农。

  这类人是穷人中的胆大者,但还没胆大到公开为匪的程度,这些人不愿活活被饿死,但又怕官府将其划为匪类,就跟着土匪“吃二馍”,拿洛阳话来说,就是:人家吃稠他喝稀,跟着瞎混(其中的胆小者,并不敢尾随匪帮,只是见机行事,捡拾一些便宜)。

  嵩县“吃二馍”的人有很多,憨玉琨杆子后面,李永魁杆子后面,贾义才杆子后面,都曾有“吃二馍”的人追随,民国9年(1920年),豫西两季歉收,饿死很多人,能吃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嵩县巨匪贾义才率3000匪众离开本土,前往卢氏县东部及南阳夺食,“吃二馍”的人闻讯,奔走相告,一起跟着土匪前往异地夺食。

  这些人手中不拿武器,只是尾随土匪,一路扫荡,捡拾物品,跟着吃喝,有胆大的甚至走进土匪队伍里,为土匪挑担子打下手,忙得不亦乐乎,与土匪混得很熟。

  但是,并非谁都能“吃二馍”,要想“吃二馍”,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青壮年,有体力,长途跋涉跑得动;第二,必须有胆识,“吃二馍”的人与土匪混在一起,不好分辨,会被护寨民团打死,土匪也嫌“吃二馍”的累赘,打骂驱赶,不给好脸色,弄不好“吃二馍”的就成了“吃枪子”的,把命丢了;第三,必须脸皮厚,尽管“吃二馍”在当时不算恶行,但“吃二馍”名声不好,被人看不起。

 3 嵩县匪杆分化瓦解的典型案例

  土匪成因复杂,成分复杂,随时在变,结局不一,这是洛阳晚报记者自采访豫西匪事以来,逐渐认识到的一点。尤其是嵩县土匪,合杆(匪帮合并)的多,炸出去的(脱离原匪帮而另立山头)也多,归彪(重新回到原来匪帮)的也多,先为匪,后被招安,最后成为官军,转而剿匪的也很多,还有一个头磕在地上结为生死弟兄,但最终相互仇杀的案例。

  嵩县何村乡的李永魁(又名集娃),清末就当了匪首,有匪众3000多人,其副手武世清十分勇悍,攻城夺寨,总冲在前面。1911年冬,他们攻打嵩县县城,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疯狂攻城。

  守城的清兵首领韩西奇,也是个死硬货,他脱去上衣,赤膊击鼓,并让守城将士高喊:“大炮里装秤锤,一炮打死李永魁!大炮里装铁钉,一炮打死武世清!”李匪多次进攻,不能接近城垣,遂令登城队架云梯,头顶桌面强行登城。韩西奇将李永魁的母亲(当时在城中闲住)绑吊于西城门楼上,让她喊话:“集娃!不打吧!退回去吧!”

  李永魁看见了,大怒道:“你们快把我娘放下!不然,我打进城去,杀个鸡犬不留!”

  韩西奇说:“你快撤吧,不然,你娘很快就被吊死了!”不料李永魁回答:“吊吧!吊吧!即使把我娘杀了,我还要攻城!”说罢,李永魁、武世清都赤膊,疯狂率匪攻城,连续六天七夜,射进城内的箭头有一寸厚,双方死伤惨重。

  攻到第七天,守城将士死伤太多,河南督军张镇芳只好派大军前来剿匪,李永魁、武世清这才带匪离开。

  按说,李、武是生死弟兄,应该不会分裂了,但到后来,武世清见李永魁欺男霸女,作恶太多,遂果断离开李永魁,到陕西投奔镇嵩军柴云升部任营长。民国元年(1912年),武世清随镇嵩军返回豫西剿匪,当众动员:“谁若抓到或者告发李永魁,有重赏!谁要窝藏他,凡被查获全家抵命!”李永魁面对昔日老搭档的追击,边打边撤,最后只好藏进岳父家的红薯窖内,武世清获讯,带人连夜将李抓获,次日就在桥头东寨外,将28岁的李永魁斩首。

 

汝阳:王伯明《剿匪笔记》辨析(一)(河洛春秋——豫西诸县刀客拾遗(5)) 

核心提示: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汝阳旧称伊阳,地处伏牛山区,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鲁山、临汝刀客滋扰。1928年,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写《剿匪笔记》计万余字(次年即战死),述其20年剿匪经历,毛笔书写,文无标点,虽属第一手资料,然为半文言文,文不通俗,辞有夸饰,需要辨析。    

 1928年,当时的伊阳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写《剿匪笔记》插图李玉明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汝阳旧称伊阳,地处伏牛山区,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鲁山、临汝刀客滋扰。1928年,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写《剿匪笔记》计万余字(次年即战死),述其20年剿匪经历,毛笔书写,文无标点,虽属第一手资料,然为半文言文,文不通俗,辞有夸饰,需要辨析。

  1 汝阳县有一本《剿匪笔记》

  民国时期,伊阳县(今汝阳县)王建昭(字伯明,一说伯铭)、范龙章、王凌云被称为“三大战神”——范龙章、王凌云已有海量文章叙述,此不赘述,今天专讲王伯明《剿匪笔记》(以下简称《笔记》)。

  这本笔记,是他战死前一年所写,约15000字,记录他带领民团剿匪经历战斗百余次,不但写他在本县剿匪,还写他带队到嵩县、临汝等外县剿匪,皆属亲历,现场感强,如今读来可谓犹闻枪声,复见硝烟,是最生动的史料。

  对王伯明(以下简称王)剿匪,历来评价不一:有人说他功在桑梓,是个功臣,甚至建王公祠祭拜他;有人说他剿匪实则保护了地主阶级利益,且剿匪过程中杀戮过当,过于血腥,死在他手里的大多是穷人;还有人说王出身富户,只知匪情,不见民伤,立场有问题。

  那么,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笔记》所写内容是否真实?记者将依据其所处的时代,对他进行研究,对《笔记》进行辨析,以便了解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

  2 王伯明为啥写《剿匪笔记》

  笔记:余(我)以一介莽夫,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用是救国无术,而日与绿林豪杰驰驱,竟逐于枪林弹雨之中,清末民初前后二十年,今已半百,且抱孙矣,回忆既往,出入于万死一生者,不知凡几,而余竟无恙(意思是还活着)。或大乱未艾(或因大乱未平),苍苍者仍留此七尺躯,为乡里守门户耶。信如是,则余之安乐无几时,而劳劳者无穷期矣!

  辨析:《笔记》开篇,写有“弁言”,“弁”者,冠也,就是帽子,王的意思,是先给《笔记》戴个帽子,即引言。“弁言”的起笔,先拿项羽入题,以显作者豪侠之气。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乃学万人敌,作者引以自喻,是说他素有大志。后面几句话,说“今已半百”,战功累累,本该休息了,但土匪未除,这好像是上天交给的使命,他还没有完成,劳累奔波的日子还没完。

  笔记:计余投笔至今,身历百数十战,歼灭匪类盈累千百,每有战争,辄随手录记,积久成帙,然多俚而不文(文笔粗俗,谦辞)。今夏,友人高君翠峰、申君圣与避暑荒园,因出原稿,就请润色……余方有志澄清盗源,因不敢自秘,嘱抄付刻劂,以请教四方同志,如谓功在桑梓,藉此传不朽,则非愚之所敢知矣。戊辰(1928年)六月中旬自记。

  辨析:这段话是“弁言”的后半部分,主要阐述他撰写和请人润色《笔记》的缘由、目的。缘由是他有记日志的习惯,幸遇两位文人来家避暑,目的是记录剿匪经过并说明土匪成因。他似乎很谦虚,先说“不敢自秘”(不敢私藏),又说“请教四方同志” , 其实这是客套话,此段文字,关键在“藉此传不朽”5个字,他其实希望《笔记》传后世,让后人了解他——否则,他就不会写了,这谁都看得出来。

  王虽然一生用枪,但他曾就读于紫罗书院,学习刻苦,成绩出众,颇受先生孙晓谭的器重,所以他其实是个文人,故在述说创作理由时,遣词委婉谦虚,绕弯子,那是客套的话,不必当真。

  但反过来讲,正因他有著文传世的想法,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史料,如今读来,历历在目,下面还有更精彩的。

  3 记录土匪洗劫上店靳庄一线

  笔记:宣统三年(1911年),余谬膺县中巡警学校讲席任,暑假,生徒皆去,余佐孙(孙晓谭)、申(申秉初)两位先生分校试卷写表册,羁校未归,六月初六日,方同两先生早餐,忽警报上店(县城南一个大镇)陷落于匪方,掠财物,掳人畜,两先生皆失箸相觑无语,余亦登城观变,上店距伊城(伊阳县城)仅十里许,隔衣带水(隔着一条河)枪声隆隆震耳,燃放爆竹不啻也,时匪首赵老虎、秦椒红、杜其宾、宋老年等皆素著凶名者(都是悍匪),午后匪去,余亦整装(着警服并带枪)归,过上店,见满街衢间犹是残物抛弃。

  辨析:上文记述他平生第一次听到土匪劫寨枪声时,与其两位老师应变姿态之不同:两位老师闻匪,吓得筷子掉落在地上,王却登上城墙观察匪情,并在土匪撤退后,身穿警服(他当时是警校教官)赶到现场,检视满地狼藉,行动从容不迫。行文简洁,叙述自然,没有半句废话,塑造了一个警校青年教官沉稳干练的形象。

  笔记:初八早晨,饭后抵家,坐席未定,而惊耗又闻,则匪党之劫上店后来此也,俄(不一会儿)遍山谷中纷纷多有妇孺奔逃,知匪近且至,余亦携家人逃避晚归,知(听说)乡里之被掳者数十人。

  辨析:王祖籍靳庄乡河西村,记者推测:他这次到上店现场,只是路过,不是巡查,可能是他担心家乡靳庄亦遭匪扰,遂立即从县城往靳庄(当时称靳村)赶路(要路过上店,大方向一致)。到家后,果然土匪至,这说明当时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而群众“跑匪”已经是“必修课”。

  4 农民误把匪首当“青天大老爷”

  笔记:匪首某某某(原文有名字,纸损失名),本与赵匪(赵老虎)等相约同劫余乡(靳村),而误期后至,赵等已饱掠去矣,乃伪为官兵者至入乡里,箕踞坐,环立左右者十数人,即有侯姓兄弟长跪呼冤,泣诉前匪凶恶状,而其党众已经在村掠财物,缚人畜,近侍伪官者,且暗结二侯发辫而系之以绳,时候(原文错误,应为“侯”)有幼弟在旁,见其异,蹑乃兄以足,且口动目张,示其意,而二侯呼冤犹喃喃不已也,至今思之,不禁大噱!

  辨析:上文叙述土匪戏弄农民的事,大意是:匪首某某某,本与赵老虎等匪首约定,同去洗劫靳村,因误时间,等赶到时,赵匪等已满载财物而去。于是,后到的这个匪首就让手下扮成官兵,大摇大摆进村,匪首两脚张开,很傲慢地坐着,周围站着几十名匪兵。村内有两个姓侯的兄弟,看见“官兵”进村,就在匪首面前跪下,哭着诉说刚刚离去的土匪的暴行。见兄弟俩喊冤,匪首护兵暗自好笑,悄悄在其身后搞鬼,他把兄弟俩的长辫子连在一起,并用绳子扎起来。当时,侯姓兄弟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在场,看出了猫腻,即用脚碰触兄长的脚,用表情提醒兄长,无奈两兄长把恶魔当成清官,喋喋不休,至今想想,不禁令人大笑!

  这是最残忍的恶作剧,这种令人“不禁大噱”的“趣事”,其实并不能真正博人一笑,看到最后,我感到的只是悲哀,为两名憨厚的农民悲哀,也深深地同情他们——土匪掠财不算,还要捉弄农民,蒙蔽其视听,戏弄其人格,摧毁其尊严,这是何等残忍!

  其实分析《笔记》,辨析作者心态,已看出王对农民没有多少同情心,他面对被戏弄的这两名农民,“至今思之,不禁大噱”,这值得研究者警惕。那么,接下来,他还写了哪些剿匪经历?请看下篇。首席记者 孙钦良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汝阳旧称伊阳,地处伏牛山区,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鲁山、临汝刀客滋扰。1928年,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名建昭)写《剿匪笔记》计万余字(次年即战死),述其20年剿匪经历,毛笔书写,文无标点,虽属第一手资料,然为半文言,文不通俗,辞有夸饰,需要辨析。

  1、王伯明当上民团统领

  笔记:匪既不时扰境,乡之人不得旦夕安,咸推余结团练自卫,余知其难也,避众不敢见,乡人之来者,益环门(围住门)不去,余嘱弟守门户,而逃避入城(伊阳县城),复为乡人所觉,更相率尾余,至且浼( měi,央求之意)县主(县长)说余,时知县事者为李公(公:敬辞。名前加“公”,表示尊敬)麟阁,官绅环恳,余已陷入包围境地,遂不得辞。

  辨析:此段文字,主要叙述乡民恳请王伯明(下文简称“王”)出头,建立民团防御土匪之事。从文中描述看,当时请他出山比刘备请诸葛亮出山还要排场。首先,乡人推举他“结团练自卫”,但他知此事难办,遂躲在家中;但乡人围住他的家门不离开,无奈,他只好避入县城,但被乡人发觉,又追至县城,托县长李麟阁做他的思想工作,乡绅也来“环恳”,王发现推托不掉了,只好挑起这副重担。

  此段文字,应该是乡人推举王出山在先,他答应出山在后,基本事实,当为不虚,但他如此详细地渲染“环恳”过程,实无必要,目的不过是说自己威信高罢了,且文中说县长李麟阁亲自请他出山,好像他一开始担任的就是全县民团首领,实则根本不是——他最初担任的仅是靳村民团首领,而且请他出山的乡人中,鲜有平民,基本上是乡绅代表。

  笔记:越明日,余偕乡人归,河水暴涨,几至灭顶,至家砺刀锻刃聚众演武,乡人之至者百余,余汰其老弱,得壮丁五六十人,而团局面,更编制各村镇,丁壮为预备兵,无事则农,变起,释耒耜荷戈,御寇用,仿古人寓兵于农之意,时斯年之闰六月十有五日也。

  辨析:他接受“环恳”之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次日就与到县城请他的乡人一起,不顾河水暴涨,立即赶回靳村,集中铁匠打造兵器。当时,就有100多人报名参加民团,他淘汰一些老弱者,得青壮年五六十人(多为地主子弟),组织起民团。接着,他到附近村寨登记预备团丁名单,并向大家说明:没有匪情,大家务农,一旦有事,放下农具,拿起刀枪就可与土匪战斗!这一天,即民团草创之日——1911年夏农历六月十五日。

  2、剿匪旗开得胜

  笔记:七月十六日,余团驻靳村,有乡人高堂来报云:“匪十余人,至其家掠财物去。”余即率众驰逐之,未几遥遥可望,乃并力向前,直至嵩县瓦屋沟,匪益胆落,匿其械于人家,而冒为良善者,余察其言语奇离,县(xuán,古同“悬”)胫膝间半沾泥露,穷诘得状,遂聚其众而束缚之,计擒杜和尚、张得元等六人。

  辨析:此段叙述他剿匪第一仗:是年七月十六日,有一小股土匪到一富户家抢东西,王即率民团追击,土匪害怕了,藏起武器,扮成良民,被王识破,当场擒获6名土匪。从“余团驻靳村”5个字来看,这时民团规模较小,只能就近剿匪,尚不能在全县活动。

  笔记:二十八日晚,匪首□□□杨老八(纸张有损,失掉一匪首名)等七十余人,行劫王楼村(一名北楼)马天德家时,晨鸡初唱,余方在靳村团中假寐,闻匪已至街头,惊而寤听,枪声虽近在耳畔,然不似匪已至者,盖王楼距靳村三里许,余哨勇(哨兵)在前者,闻王楼枪声起,即还射,后勇以次(依次)发枪,村众闻枪声近,亦鸣枪相应,团中人遂谓匪近入里巷也。余既知匪不在街中即以众出,与哨声(应为“哨勇”)会,二合力追击至龙王沟,曦轮(朝阳)已升,匪即负隅顽抗,激战至午未之交,匪不支大败去。所劫财物尽行抛弃,乃一一检还原主,远近颂余不止。

  辨析:此为他剿匪第二仗,说来有趣,打了老半天,不见土匪面,双方仅用枪声对付枪声,但王敢追击70多名土匪,且能使“匪不支大败去”,说明其民团已具备一定战斗力。

  笔记:十一月十五日,谍报,匪首崔老六与其党吴永魁、王海晏等百余人,盘踞嵩境(嵩县境内)之竹园沟,遂潜往袭击,匪觉,严阵相抗,对击三时许,匪败逃,余以手枪击匪井公平,中其目死之。

  辨析:此段文字,提供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民团剿匪实力增强,跨县(“潜往”嵩县)打垮了100多人的匪帮。第二,王平生第一次击毙土匪,用的是手枪,距离近,枪法准。

  3、不战而屈人之兵

  笔记:十二月匪众千余,攻嵩城(嵩县县城)不下,皆掠余境过,致书余,自称为“豫西军司令”者,招余众附其党,乡父老相顾皆失色,余意纵非诱我者,然以良从贼也而可乎,惟咸据之,立见决裂,且明示余以弱无已,则号于众曰:“降则祸缓而死迟,不然立且屠矣。吾至(应为“吾意”)已决,愿从吾降者左阶立。”于是众皆左,乃树高帜,刑牲沽酒,三日大酺(pú,聚饮之意)按户招呼丁男三千余,十数里山村中并肩累迹,即报匪往与会合,匪以我两倍其众,惧不敢纳,急报书止之,且道歉焉,一大难关悠然过渡,而乡里妇孺则实信其家人随余作叛逆者,哭声未歇也。

  辨析:这里叙述他“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事:一大股土匪进攻嵩县县城,没有攻下来,撤兵时路过靳村。匪首给王写信,令他带上民团归顺匪帮,父老乡亲听说后,都很担心。王却说:目前看来,敌众我寡,我们向土匪投降可延缓灭亡,否则大家都将被匪屠杀!于是宣布要归顺匪帮,并下派任务拉丁三千余人,把他们集中起来大吃大喝三天,声称这些人都将归顺匪帮。消息传到土匪那里,土匪反而害怕了,说民团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还多,咋敢接纳?匪首赶紧修书一封送给王:真对不起!我们庙门小,不敢请大神仙,咱们双方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此事写得有趣,其有趣程度不亚于一些影视剧情节,文中描述的王伯明,就像诸葛亮唱空城计那样,大吃大喝之间,不战而屈人之兵,显得智勇双全。而老百姓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以为他真的要“叛变”,吓得“哭声未歇也”。

  笔记:民国元年元月十六日,嵩匪刘福太等犯我小白镇(靳村北侧,靠近嵩县),势颇凶猛,小白羽函(紧急信函)乞援,余于十八日以众往至,则匪众高据山巅,山势险峻,壁削不可攀跻,余方周视形势,有斜纹镇(今汝阳境内,在小白镇东)团局以众二十余人,争先仰攻,大不得势,余方骇怪,未几匪攻直下,其众纷纷退,伤足跛额,状甚狼狈,乃大呼余救,余挥众绕山截击,战颇久,各不相下。突有生力匪众王过乾数十人,击余后,王甚鸷悍,人所称“火神爷”者也。余既腹背受敌,乃督众奋臂力攻前匪,前匪不能支,退守山顶。乃留数人于要害处杜(杜,阻挡之意)其下,以余众返击后匪,战至八时之久后匪亦败去,是役匪之死伤各三四人,而战斗之烈,则余起团练来破题儿第一遭也。

  辨析:民国元年就是1912年,豫西匪患愈演愈烈,杆子数量更多,土匪类型更杂。其时,王所领导的靳村民团,实力大增,活动范围覆盖汝阳西南部,并且打出“守望社”的旗帜,靳庄、小白、付店、王坪一带的土匪他都要剿。这一次,嵩县土匪东移,侵犯小白镇,小白镇派人请王增援,王带人过去后,由于地形不熟,作战十分被动,仅仅和土匪打了个平手……(记者 孙钦良)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汝阳旧称伊阳,地处伏牛山区,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鲁山、临汝刀客滋扰。1928年,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名建昭)写《剿匪笔记》计万余字(次年即战死),述其20年剿匪经历,毛笔书写,文无标点,虽属第一手资料,然为半文言,文不通俗,辞有夸饰,需要辨析。

  1、转战两县,驱驰剿匪

  笔记:嵩伊(嵩县与伊阳)交界处,山岭丛杂,旧为匪薮(土匪汇聚地)。杨老八伙匪依为老巢,时啸聚,且千余人与余居相逼近,余恶之(讨厌他们),乃于二月初十日调集乡村民众,群出驱逐。余率团勇数十当其前,斯日早八九时许,分两路进攻其处,左山右河形势险峻,攻颇不易,匪以衅自我开,益愤出,死力与抗,余众又乡人未经训练者不能当,两路皆退至境内之赵八垛、大树岈,因险固守,然激战已竟日矣。

  辨析:上文叙述嵩县、汝阳交界处多匪,其中一杆土匪的巢穴距离王伯明(下文简称王)民团驻地较近,为此,王带人前去剿匪。从文中看,这时的王已很霸气:剿匪不剿匪,由他说了算,他可以凭自己的情绪好坏,决定在什么时候出去剿匪。这次剿匪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余恶之”——讨厌匪穴距他的驻地近。

  笔记:十一日复出寻战益烈,我队茹法太、叶得超、郭成、张喜同时死,绥匪(退却中的土匪)之死者亦遍山可望,余众仍退守原地,匪以攻不得势,退且自惭,乃请和,余亦以匪众急切不可扑灭许之。

  辨析:但这次王没占到便宜,民团死了4个人,最后土匪的“请和”,只是给王一个面子,让他顺坡下驴罢了。

  笔记:三月二十八日,余赴西乡搜清余匪,茂林青葱,一望无际,遍山鸟鸣蝶戏,山花绚彩,栩栩然若有自得之象,鞍马劳劳者对之,真觉不如。今而知苌楚诗人(厌烦世俗向往自然的诗人)非过激论也。是日历经油篓沟,张槐沟,棉花沟,获匪李根德、温升二人毙之。

  辨析:本来正写剿匪,这里宕开一笔,突然写鸟鸣蝶戏,于厮杀中向大自然一瞥,神来之笔也!给人“柳暗花明”之感,故此段文字乃《剿匪笔记》精华所在,写出了诗意,写出了哲理:人间已厮杀得不成样子了,大自然却依然故我,依然山清水秀,依然鸟鸣蝶戏,悠然而自得,清新而美丽,这使他突然醒悟:人类这般劳碌,不如草木自由!但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为剿匪首领的他,此日途中又遇二匪,他立即举枪,枪杀对方,毫不犹豫。这说明尘世中人,根本脱不掉利害关系。

  笔记:四月十八日,余率众数十人,巡哨(巡逻)米坪山中,深林密菁,遮蔽天日,十数武(武:古长度单位,半步)遮眼不可望,方行,突有匪三十余人至,余前则郭大安、郭二安杆也。见余众惊退,余急挥众从枪击之,中其李石头一名落谷死。余皆溃逃,隔于林木,追莫能及。

  二十八日,余赴城,过寨坡遇匪刘福太等三十人,欺余众寡,遂欲一逞狂悖,而余三四人者皆骁勇,亦即不惧,命各拼力奋战,战移时,匪退去,更呼其众多人登寨栅抗余,余以众寡悬殊,且非为剿匪来者,引众去,有尸横道旁,则匪中之名叶同饮弹死者,因枭其首于竿。

  辨析:也难怪啊,王既是全县“剿匪司令”,那么,全县土匪皆其死敌,他也是所有土匪的敌人——短兵相接,各携武器,你不杀他,他便杀你。上面两段记述他10天之内,两次与土匪不期而遇。第一次是林中遭遇战,突然冒出30多个土匪,多亏王的反应快,立即“挥众从枪击”,击毙一匪,余皆溃逃。这个事例,说明土匪多,随时能碰到。

  2、遇到强敌,败走上店

  笔记:六月初九日,匪首秦椒红、白朗、杜其宾犯我付店,众且千余,余率团众及各乡民拒战竟日,团勇江心云死之,匪亦死亡相枕藉。既,匪窥我松门沟一路守众不多,死力猛攻,余驰援未及,遂不守,匪蜂拥入境,大肆蹂躏,余以众北退,扼三元岭拒之。时余方股病痛,负痛督战,俄三元岭亦不守,乡民皆四散,余偕队勇十余人去至家,家人皆去,余曾祖父独留,余骇绝,速之去强而后可,而门前已闻喊声,即偕弟越墙去,余曾祖父年且八十余,行迟被掳,余不知也。至西大岈,与家人遇,乃相偕越壑渡涧,行至上店,寨人谓余通匪,门闭不启,忆杀匪之人,今且为匪困,而人反加以通匪之名,宁非千古奇冤。

  辨析:这一次,王遇到了劲敌,其中白朗是宝丰人,出身寒苦,有勇有谋,打出“杀富济贫”旗号,反抗袁世凯统治,麾下最多时有数万人,驰骋数省,声势浩大,直到现在,史学家对其拿捏不准,有的说他是巨匪头子,有的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有的说“白朗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那么,我们现在读了《剿匪笔记》,就知道当时一般人还是把白朗看成土匪,看成与秦椒红、杜其宾同类的悍匪。但从文中叙述看,地方民团根本不是白朗的对手,千余“土匪”就把民团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仗甚至把王的整个家族打散,王的曾祖父也成了俘虏,这是他办民团以来最狼狈的日子,而最让他痛心的是:当他领着逃难的家人,到上店镇躲避“土匪”时,上店人拒开寨门,说他已经通匪,是土匪派来诱开寨门的,这让他感到委屈与屈辱。

  3、剿匪失败,故作乐观

  笔记:余既不得入上店,乃折回西庄,信宿(随便找个地方过夜),至城(走到县城)僦(jiù租赁)屋居焉,时余乡各村皆陷落,恣受践踏,余有屋数十楹,悉遭回禄(火神名此指火灾),而上下二十余里之村墟亦同。付一炬赭垣断瓦,一望皆是团勇,张超、赵东方皆转战死。后,匪携余曾祖父至付店,乡人环跪哀请因得释,余闻之而迎养焉。吾乡残破之后,室家皆空,而匪犹盘踞不去,余大患之(担心匪再为祸),数日忽谍报匪去,而乡人亦函招余收拾残局。

  辨析:王伯明好不狼狈!上店不让他落脚,他只好向县西走去,晓行夜住,一路上看到许多村落被烧掉,他担心土匪盘桓不去,但几天后土匪就走了,至于为啥走,下面有交代。

  笔记:余归,佯叩(装样子打听)匪在乡及去时状,乡人皆大欢喜,争为余言:匪初至境,见山深林茂,必欲作长久巢穴计,不知何人每于夜阑人静时,突鸣枪声,山谷皆响应,鸦鹊飞鸣,群匪惊起,大躁,谓王建昭(王伯明)劫营,久之寂然,复归寝,而枪声又起,如是一夕辄数惊,匪不堪其扰,且又哄传鲁境(鲁山县)赵村一带乡团不日至,匪以是皆遁去,然赵村志在保境,实未进展一步也,余闻之哑然曰:“蠢哉!匪也。入吾玄中(圈套)矣。”

  辨析:这段文字,回答土匪为啥突然走掉,但写得隐晦,不明不白。大意是:土匪入境,见此地好,欲作匪巢。但每到深夜便有人打枪,土匪惊醒后以为王来劫营!正要作战,枪声又断,王并未来劫营。土匪刚又睡下,枪声又起,一晚上折腾好几次。而这时传言鲁山有民团要来帮王剿匪,土匪害怕,就走了——其中有一句让人费解的话,即“蠢哉!匪也。入吾玄中(圈套)矣!”

  这似乎让人觉得土匪离开是中了王的妙计!什么妙计呢?第一,王使人夜间放枪,惊扰土匪,使之惊慌,所以离开。第二,王故意放言,说鲁山民团要来剿匪,不日就到,土匪害怕,所以离开。

  但结合上文“吾乡残破之后……而匪犹盘踞不去,余大患之”,说明王并无退兵妙计。查阅其他史料后得知:这次白朗、秦椒红、杜其宾过境伊阳是进行战略大转移,王说“犯我付店,众且千余”只是其中的一支,成千上万的“土匪”已从其他线路通过了。(首席记者 孙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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