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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山徽水中的祠堂文化

2013-01-24 20:05:33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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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古徽州文化圈中的绩溪,是徽文化区域的腹地。祠堂与牌坊,系徽文化中灿烂夺目的显性文化。作为“古徽建筑三绝”中的“两绝”,祠堂与牌坊,以建筑实体的硬件形态矗立于徽山徽水之上,像一座座标志性的徽文化纪念碑;又以文字、数字、图录的软件形态沉寂于地方文献之中,穿越时空烟雨,刻勒着特有的文化轨迹,氤氲出迷人的人文气息,像一部部厚重的徽文化教科书,成为当今人们阅读昨天、思索今天、憧憬明天的历史文化大餐。因此,古祠堂、古牌坊在拂去历史尘埃之后,依然闪烁其不朽的光芒。

  朋友,走进绩溪、徜徉于徽山徽水的胜景之中,祠堂、牌坊诚挚地恭迎你……

 
  一、祠堂 文化

  如诗如画的绿水青山,依势而立的粉墙黛瓦,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这自然与人文的交织是古徽州的画卷也是古绩溪的画卷。而在“粉墙矗矗、鸳瓦粼粼”的大小村落间,最显突的建筑就是祠堂。

  祠堂建筑在民间始于南宋,明中后期至清代渐渐发达。祠堂是村落中宗族的明眸,它端详着村中族人的日常生活,关注着宗族的繁衍发展,审视着族人的行为举止。

  有关祠堂的定义,专家学者说法颇杂,按徽人朴实的说法,其实比较好懂:它就是族人祭祀祖先的场所。在徽州,聚族而居的村落,以祠宇为中心,凡祠宇都有其名,如绩溪龙川的胡氏宗祠、磡头的许氏宗祠、城内的周氏宗祠……均以一族的姓氏为名,言简意赅。比及六县一府的古徽州,情形大抵如此。

  很多村落,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一姓村”,多以姓氏命名。举凡丁家店、方家园、王家村、石家村……无不如是。用姓氏来命名村落的做法,从本质上说,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极具排他性。这是一道无形的栅栏,阻挡了外姓徙居者探寻圈地的目光。聚族而居,实质上给族权的管理带来方便,强化宗族的认同感、凝聚力,是宗族文化中的核心精神。当今我们看到遗存于大小村落中的祠堂,或高大巍然、或小巧玲珑,都已成为一道道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风景。

  绩溪县历史上建造祠堂很多。如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祠堂数增至340余幢。当时绩溪全县人口只有八万一千多人。平均230人就建有一座祠堂,可见当时徽州立祠之风何等盛行。

  据新编《绩溪县志》统计:乾隆二十年(1755)县境有祠堂115幢。嘉庆十五年(1810)分布全县100个村镇的祠堂有189幢。其中县城59幢,占总数近三分之一。县内38个姓氏建有族祠,大姓分支、人财兴旺皆开宗建祠堂,形成一姓数祠。其中胡氏30个,程氏27个,汪氏21个,章氏15个,周氏9个,王氏7个,邵、陈、冯氏各6个,曹、舒氏各5个,张、吴、许、方各4个,葛、黄、叶氏各3个,李、唐、余、郑氏各2个。

  建国后,破除封建宗族制度,祠堂未再建造。30多年中原有祠堂屋宇一部分被拆建或改作机关、学校、社队址和企业、商店、粮站、仓库等用房。至1982年,全县尚存祠堂160余幢。

  祠堂是空间的、立体的族谱;而族谱是时间的、平面的祠堂。关注祠堂文化,不应该只识躯壳不理内涵,讲宗祠绕不开宗(族)谱,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既要读屹立于大地上物化的硬件设施,也要读用文字累积在时间之床上的软件文献,一如交响乐之乐队的建制和乐曲总谱的关系;而乐队的指挥,便是“族长”或“宗子”。

  宗祠之落成,宗(族)谱之完修,都是宗族中的隆重大喜事。一般都要举办庆典纪念的,以郑重其事、载入史册。

  宗祠是一族祖先灵魂的栖息之所,是一个家族共同祭祀祖先,议决族内大事的场所。祠堂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宗祠、支祠。宗祠系某一姓氏后辈为一世祖所建的祠堂。一个村落中的姓氏一般只有一座宗祠,也有少数姓氏建有两座宗祠的(如一村中某姓氏有两个一世祖)。支祠是祠堂下属某一支内为祭祀某一代祖所建的祠堂,它的祠名是突出某一支内的某一个祖宗,以其名字为署名,即××公祠,如龙川村的“六三公祠”、“六九公祠”、“南安公祠”、“大宗堂”、“宫保堂”等等。

  于是,祠堂成为家庭系统的一种硬标志,成为一个宗族的精神核心、指挥和调度中心。祠堂重在“祭祀祖先,教育来者”,“追远溯本,莫重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瞧!祠堂的价值观,被提高到何等重要和显赫的地位。

  续族(家)谱与修建祠堂,相辅相成、不可缺其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从历史的视角看,国无史则无以治,家无谱则无以齐。大凡宗族的族(宗)谱,其宗旨基本一致,均为:序昭穆、别亲疏、尊祖睦族。举一个非常具体的“宗规”为例:清末刊印的绩溪《涧洲许氏宗谱》中的《祖训》中就有12条之多(且每条后有详述,此略之)——

  1、明伦理,2、孝父母,3、敬祖宗,4、重读书,5、正闺门,6、睦宗族,7、务正业,8、早完粮,9、息争讼,10、杜邪风;11、积阴德,12、慎交友。

  续修族谱,是家族中之大典,与祠堂祭典并重。是十年修一回,还是二十年、三十年修一回,各宗祠可视自己的财力而定。而族谱的保存,神圣而庄重,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程序。保存,不仅要保证族谱万无一失,而且内容不被他人篡改冒宗。领谱人全部登记在案,哪一支丢了谱,一查便知。为严肃纪律,各宗族都专门制定了详细的条款,并公布处罚的具体措施。所以才有太平天国战乱时,上庄宅坦胡氏族人胡志高丢弃全部家产,背负宗谱逃难的动人故事发生,为宅坦明经胡氏保存了极其珍贵的乾隆版考川明经胡氏统宗谱,成为如今传世的唯一一套明经胡氏统宗谱,胡志高也就成为了宗族的英雄。

  “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祠规宗约严厉得近乎残酷。哪怕你只是犯了小小的过错,单是那种皮肉之苦就够你受的了,更不要说开除族籍,革出祠堂的处罚。族人犯有过错,徽州宗族通行的做法都是先内部惩治,迫不得已才送去官府法办。

  为什么要将犯者“众执于祠”呢?按照家族规定,理由似乎有三:祠堂是祖宗神灵所依之所,祖宗的眼光在这里审视着你;族长代祖宗立言,他在这里严厉地批评教导着你;木杖竹板作为批评的工具,目的就是要你尽快改过自新。从“执于祠”这个视角讲,祠堂是宗族自设的“法庭”一点不夸张。另外,“族规”往往都得到朝廷的默许。

  绩溪伏岭有一个烈女,她在未婚夫夭折后,被家人送入宗祠暗室,四门紧闭,摒绝饮食,族中还派人日日夜夜在祠堂周围巡视,不许闲人靠近。理由是只有保持肃穆气氛,她才会绝食七天而死;如果受到人声惊扰,就会延长死期,增加烈女的痛苦。这听来令人毛骨耸然,但这就是旧时祠堂为统治阶级服务,麻木平民神经的所谓“礼教”。

  旧时,政权与族权的互动,不仅使皇室的政令畅通无阻,宗族的自治法庭从此也可借皇室的权威为靠山,牢牢地对族众进行有序管理。政权与族权,两者的根本利益相辅相成。举绩溪《华阳邵氏宗谱》卷首《新增祠规》为例:祠规者,此以整齐一族之法也。然徒法不能以自行,宜效王孟箕《宗约仪节》,每季定期由斯文、族长督率子弟赴祠,择读书少年善讲解者一人,将祠规宣讲一遍,并讲解训俗遗规一二条。

  “徒法不能以自行”,是讲“法”只作为写在纸上的条文,如果不被族众所知晓,这“法”也就失去了意义。要使族众知“法”、懂“法”,就要对族众定期进行普“法”教育,这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法”的宣讲,自然是在祠堂内进行。这是由祠堂“祭祖、尊宗、睦族”的功能所决定的。

  祠必有祭,祭必有田。“祭田”,即族中公共财产。

  祭田,初为祠堂祭祖的费用而设。随着宗族人口的增多,宗族祠堂的功能也随之扩大,举凡祠墓祭扫、祠宇修葺、编修宗谱、赡顾孤寡、迎神赛会、唱戏娱众,均在祠堂名义下进行。祭田也叫作祠田、祠产、祀田、族田、义田、公田……不一而足,各地叫法有异,作用一致。朱熹在其著述中论及祠堂颇多,这里仅举其关于祭田方案为例:“祠而弗(不)祀,与无祠同;祀而无田,与无祀同”,这实实在在的“无钱财办不好事”的说法,几乎成了各宗族祠堂奉行数百年的共同信条。

  无祠,则神无所依、族无所聚。如果说,宗祠是宗族的依聚,那么祭田则是营养宗祠的血液。

  历史长河滔滔而下,宗族的繁衍有盛有衰,祠产的承继也会有增有减。绩溪《涧洲许氏宗谱》中“祠产”讲到:“祠产,尝产也,祖宗创之于前,子孙守之于后,宜乎继继承承,千秋勿替也。”这里是说,宗谱所记祠产是常产、不动产,祖宗创业,子孙继业,恒久不变换。此外各项均要详列,如田产、地产、山产及其变更,也都须明细说之。

  祠产收入的一部分,也还用之于开办义学、精舍、书院,补助贫寒学子及将来至省城、京师应试等费用。绩溪上庄《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中“祠规”就记载:族中凡是准备参加科考的学童,每年四月中旬都要“齐集会馆会课,祠内供给赴会。”会课,实际上是族内的统一考试,相当于如今的作文比赛。对于族中子弟在科举之路上的进步,上庄胡氏宗祠都有奖赏:其学成名立者,赏入泮贺银一两……入泮者的奖赏只有一两,越往上者,奖赏越多,应试得中,称为登科,奖赏就上升至五十两。如果再考个甲第(一等),赏银就再翻一倍。这是名副其实的以“资”鼓励。

  绩溪宗族乃至整个古徽州,崇文重教风气很浓,尤其在教育上的投资是肯花大本钱的。这当然也是徽商善于经商之外的显著亮点。宗祠有形,却无形地维系着整个宗族的利益,其影响力巨大。徽人常挂在嘴上的“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就是祠堂功能外化后形成的文化风景线。

  古徽州祠堂的选址也非常讲究,要得风水之胜,须是村落中的宝地。建筑与环境是不可分开的。村落很美且有特点,祠堂的外观及内涵才能借此得以凸显。

  除开选址的依势造形、讲究天人合一的理念之外,古徽州的建筑三绝中,其内部结构之精巧、刻饰之精美多体现在砖、木、石三雕的艺术表现上,其审美娱众的艺术功能也同样诱人。

  祠堂是聚族而居的古徽州村落中最高大、最辉煌的建筑。一般都有三进:门楼(大都是呈“五凤楼”)、享堂、寝室。祠堂外观的形式感,无论从建筑设计、工艺美术、雕刻装饰都属上乘,均系能工巧匠所为。同时,祠堂的规模、档次,可以反映出一个姓氏宗族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权势、文化、人丁盛衰等方面的不同状况。

  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神主,以尊卑为依据,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尊者,包括始祖、创建宗祠时的数代祖先和有功有德的祖先神主,这些神主永远供奉在寝室的神龛之内,永世不迁,供后代子孙恒久崇拜;一类属于卑者,即一般没有什么功德的祖先神主,这些神主“五世则迁”。古人认为,五服之内为亲,五服之外则亲尽。一般无功德的祖先神主,亲尽之后,再继续供奉显然已无多大意义。

  位于上庄镇旺川村曹氏支祠(九思堂)的墙壁上就有7幅太平天国壁画。内容包括攻城、进军、神怪小说故事、俚歌、题字等。据专家考证,这是1860年太平军攻克旌德县城的写照,由参加战役的太平军在旺川宿营时所画。1961年7月,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祠堂,无论外观还是内涵,都在以自己的存在方式,诠释一时一地的文明。祠堂是宗族的精神家园,是旅外子孙寻根问祖的朝圣之地。

  如今的祠堂,更是万千非亲非故的旅行者、求知审美者、陌生好奇者观光旅游、寻微探幽的绝好去处。

  二、牌坊 文化

  牌坊,也是“古徽建筑三绝”之一。牌坊在古徽州的历史文化厚土上书写着“大块华章”,倾倒读者无数。曾有专家称之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奇观”。

  绩溪,一如“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的徽州,曾经有182座或木质、或砖质、或石质的古牌坊,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侵蚀、兵燹人祸,于今仍有15座矗立于城区、村口、山道与田野之上,风姿不减当年,向今人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新编《绩溪县志》记载:县内牌坊多系明清时所建,最早的建于明洪武年间的蜀马节孝坊,最后一座是清光绪间建于翚阳村(今庄川)的百岁坊,其间历540年。在总计各类牌坊182座中,明代84座,清代98座。其中仕科坊67座,神道坊4座,节孝坊71座,贞烈坊34座,百岁坊6座。

  牌坊分布遍及县乡。县城66座,占总数三分之一强,其中仕科坊40座,节烈坊24座,百岁坊2座。

  建国初期县城南门外长约一里多的石板路道上,纵列牌坊19座,蔚为大观。散建于乡村116座。其中,大坑口村(龙川)14座。旺川村11座,仁里村17座,瀛洲村5座,冯村4座,磡头、胡里、大谷各3座。其它大村落均有1~2座。

  今全县遗存15座:县城4座,磡头3座,冯村、仁里各2座,大坑口(龙川)、浒里、祝山、高车各1座。现存冯村进士坊,建于明成化十年(1475),为今宣、徽一带保存完整的最古老牌坊。

  遗存下来的古牌坊,绝大多数属历久弥坚的石质结构。从内容上看,主要有:恩赐忠烈坊、敕建的旌表节孝坊、表彰先贤的功名仕科坊、村落与世族及墓庐的标志坊(神道坊)、百岁老人的百寿人瑞坊等等。

  牌坊除了石坊外,还有砖坊、木坊。砖坊较早、数量少。无独立建筑,均附于宅第大门上,形同门罩,花匾上镌刻着旌表旨文。今存祝山村的百岁坊。木坊,全县2座,县城西大街的登科坊(俗称木牌楼),为举人章英立,誉为“江南一绝”,1970年拓宽街道时拆除;还有一座节孝坊位于冯村,俱为楠木构制,柱下置石础及夹杆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

  穿行在徽山徽水的牌坊之间,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驻足仰视这些历经岁月风霜的巨大身躯,聆听着它们无言的悲欢倾诉。这里有家族的荣耀,也有节妇贞女的悲切;或喜或哀、有荣有衰……数不完的牌坊,讲不尽的故事。当今的人们不禁要问:在这块素称“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为何会留下如此众多、全国也属罕见的牌坊呢?悬疑,自然要惹来探寻者的目光。

  牌坊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据文献记载,早期的牌坊是从两根柱子间架一根横梁的简单结构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即所谓的“衡门”。这也可视作牌坊的原始雏形。“衡门”至迟在春秋中期即已出现。

  至唐代,我国城区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道路划分为若干块方形居民区,隋代称为“里”,唐代称为“坊”。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便于通行,称为坊门。(起初也酷似“衡门”。)如今的绩溪老城区中心的“四门川”,就是遗存下来的一座非常典型的中正坊,原汁原味,宋代所建。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区建设的繁荣,人们对坊门的建造也日渐讲究,于是便将产生于上古时代,此时已演化成形制、赫然华贵的华表柱移植到坊门上来,出现了由两根高过门顶的高大华表中连接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成的一种新式的“乌头门”。宋代以后,又被“棂星门”式取代,一般被用于文庙、道观、陵墓等庄重肃穆场合的正门。“棂星门”往往只起到象征性、标识性的作用,并不具防卫功能。之后,渐渐发展成为冲天牌坊,成为牌坊最主要的形制。

  之后,人们又将在宫殿、祠庙和陵墓前的阙的形制吸纳过来,将具有优美造型、壮观气势的阙的楼顶移植到坊门上来,立柱上面也加盖了楼顶,久之,无顶的坊门演化成具有瑰丽楼顶的屋宇式牌楼。

  继而,人们又将华表柱和阙的优点吸纳到坊门的改造中,既将坊门的柱子替换成冲天的华表柱,又在坊门的额枋上盖起了楼顶,使之成为一种牌坊、牌楼形制兼而有之、别具一格的冲天牌楼。

  几经演化,牌坊的三种主要形制:冲天牌坊、屋宇式牌坊、冲天牌楼最终形成。这一过程大抵在宋代至清初的数百年间。随着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意识的普及、深入,明清时期,牌坊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其标志一是出现了大量多柱、多间、多楼牌坊,二是牌坊开始高密度地出现,涌现出了许多蔚为壮观的牌坊群、牌坊乡、牌坊城、牌坊园。

  在牌坊的分布和种类上,由于各地民俗风情、经济状况、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以及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从遗存来看,安徽、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多于其他省份、特别是西部省份。北京多官式、皇家礼制、标识装饰性牌坊;山东多与儒家有关的牌坊;徽州和江浙则多民间旌表、纪念牌坊。

  绩溪的牌坊与整个古徽州一样,多涉及忠正名节、科甲功名、官宦名门、贞妇烈女等方面。

  建牌坊当然是官府行为。始建牌坊,必须得到皇上的恩准。一等牌坊是“御赐”,是皇帝同意,国库出资建造;二等牌坊是“恩荣”,是皇帝同意,地方官府出资建造;三等牌坊是“圣旨”,地方上出了人物,由下而上申报,获皇帝同意后,下旨由家族出资建造。

  从牌坊的建构与内涵的看,牌坊的建筑结构自成一统,独具风采,且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熔古人的生活理念、封建礼教、道德观念、民风民俗于一炉,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譬如,每一座石牌坊都可以是一件大型石雕艺术品。民族传统的雕刻技艺:圆雕、透雕、高浅平浮雕、阴线刻都广为应用;而木牌楼的油漆彩绘,不仅防潮防虫蛀,又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装饰与美化,使牌楼华贵艳丽,光彩夺目。

  立牌坊,是一件极其隆重的大事。牌坊蕴含的象征意义主要通过雕刻与彩绘的各种纹饰图案,用隐喻象征的手法巧妙地表现出来的,让观赏者品尝再三,玩味无穷。

  在中国,龙是百兽之首,常作为封建社会中皇帝的象征;凤是百鸟之首,常作为高贵的皇后的象征。于是在与皇室关系密切的牌坊上,往往有龙凤图案。当然,有时龙凤也用来喻比优异的才俊;喻比旌表科甲及第、仕登极品及为朝廷建功立业的功勋人士。

  狮是百兽王,是力量和威武的象征;蝙蝠因“蝠与福”谐音,是好运道和幸福的象征;鹿与“禄”谐音,是升官晋爵、高官厚禄的象征;鱼与“余”谐音,便演绎成金玉(鱼)满堂、连(莲)年有余(鱼);松、鹤、龟、麒麟、荷花、荷叶、牡丹、如意等动、植物和器物也常被刻绘在牌坊上,表达长寿、幸福、健康、吉祥、富贵、如意……的寓意。

  还有文辞的选用、雕刻,从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恰如文有“文眼”,诗有“诗眼”那样,精心撰写的文辞实际上就是牌坊的“坊眼”,即牌坊的画龙点睛之处。

  牌坊上题刻的文字多少不一,并无定规。当然最少也必须刻一个坊名,否则无从表明这座牌坊的对象、缘由。一般来讲,文字共有三种。其一为“题”,是刻于牌坊当心间和次间额枋间大字板“匾”上的大字,一般以牌坊正面当心间匾上所题刻的文字作为该座牌坊之名称;其二是“注”,是题刻在牌坊当心间和次间大字板即匾下的小字板或额枋上的文字,用以具体说明牌坊是为谁而建、为何事而建、由谁而建及何时而建等内容;其三是“联”,是题刻在牌坊立柱上的颂扬、旌表、纪念性的富有文学色彩的对联。

  作为吸引观赏者眼球的“坊眼”,牌坊上题刻的文字在文辞上都颇为讲究,一般都是精心之作,富有文采,蕴涵深刻,又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有些还出自皇帝御笔和名士之手,弥足珍贵。

  牌坊的功能作用,细考起来,也是颇具玩味的。表层看来,牌坊既不能居家住人,不能遮风避雨,不能供佛祭神,不能祈求福祉,概言之,并无实用价值。然千百年来,人们的确对其钟爱有加,牌坊家族丁口兴盛,牌坊文化蔚为大观。透过现象看本质,大概有以下一些原由。

  一是旌表褒奖功能。立牌坊能让人“美名远播”、“流芳百世”,因此牌坊常被用来旌表褒奖功臣、良将、科甲俊才、节妇、孝子、善人、义士等等。

  二是道德教化功能。牌坊是封建礼教和道德的象征性建筑符号,是封建道德礼教的物化。立牌坊之目的是给人们树立道德楷模,以此熏陶教育人们行善积德,遵循“三从四德”、“三纲五常”。

  三是空间界分功能。牌坊的树立,限定并浓缩了空间,强化了空间的某种特定意义。通过树立牌坊,将一个区域划分为两个或几个部分,使得环境有了层次变化,营造了和突出了视觉聚焦和氛围,使亲历者从心理上、物理上都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新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四是情感承载功能。牌坊使亲历者有了蕴含和表达复杂情感的契机:举凡缅怀、彰扬、同情、祝福、崇拜、颂咏、仰慕、哀悼……可以说,每一座牌坊都是人们某种或多种情感的物化,牌坊和朝圣者共同完成了某种文化仪式,共同演绎了特殊的文化现象。

  伴随而来的诸如纪念、追思、炫耀、标榜、理念体现、风俗展示、装饰美化、标识引导等等衍生现象,都在林林总总的牌坊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得以呈现。

  牌坊大多建于要道路口、街旁,或横跨道路,即村庄的风水宝地之所。实际上,牌坊也成为一个家族“家谱”中重要的篇章,无形中,牌坊也成为村庄中的标志性建筑物、立体的艺术文化、乡村一景。

  穿过岁月的风尘,撩开神秘的面纱,绩溪的祠堂与牌坊裹挟着历史的文明、人文的灵光,向我们展示它的无穷魅力。正如郭沫若先生所云:“天工开物眼前是,梓匠何曾读贤书!”不过,今天踏上这块土地的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当地鲜为断文识字的能工巧匠创造出来的建筑文化,也不会生生将祠堂与牌坊文化囫囵吞下,而会用审读历史的目光来看待其固有的文明与糟粕……。

  寻找古徽州、寻找徽文化,当你游历了祠堂、牌坊后,定会有一种在徽文化腹地绩溪继续寻找、探究的浓厚兴趣……。

  朋友,绩溪的祠堂与牌坊永远敞开胸襟亲躬您的到来。来了,会使你感慨万端,大有收获、满载而归。(章灶来 唐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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