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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江西上犹县的好县长---王继春

2013-01-24 14:38:31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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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继春,字颂台,原籍浙江绍兴,1907年出生于南昌市新建县。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他家境贫寒,靠着亲戚朋友的资助完成了学业。王继春于1928年参加全省县长考试合格录取,因年纪小而被派到江西湖口县一个码头,负责调运全省粮食进出的工作。按当时省政府有关规定,每百斤粮食过码头应交国币5丝纹银,给工作人员补助日常生活。但王继春没有动用这笔费用,而是如数上交,于是受到时任省长熊式辉的刮目相看,并把王继春推荐给蒋经国。
  王继春1939年6月到上犹执政,1942年底,王继春积劳成疾,住进南昌省立医院。因一贫如洗,只能变卖家当治病。当时上犹县政府汇去500元治疗费,他得知后即令勤务员汇回上犹。院方嫌他小气,不给他好药吃。1943年3月7日王继春病逝。在王继春的追悼会上,蒋经国声泪俱下,宣读了题为《哭王继春之死》的悼词。他认为,王继春不是因肺结核病死的,而是被腐败的社会吞噬的。他痛斥道:“这个医院是腐败的,是今天一个腐败社会的缩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把人当作货物,这到底是什么世界?这到底是什么天下?”
  王继春在上犹担任县长虽不到4年,但政绩卓著,在民众中威望很高,一度根治了上犹的“烟、赌、娼、匪”四大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不良风气,致力建设上犹中学,提倡教育兴国,创办了《上犹日报》,大力开展蒋经国先生提出的“新赣南运动”,清正廉洁,吃软不吃硬,是个有名的“四股帮硬”县长。上犹县政协2005年专门编写了纪念王继春先生一书——《王继春在上犹》。(未完待续)
  
   献给上犹中学70周年校庆——呼吁为王继春校长集资建塑像
 
   上犹中学创办于1941年,今年(2011年)刚好70周年了。70周年校庆,不知校方会举办什么庆祝活动?提起上犹中学,绝不能忘记学校的创办者、第一任校长——王继春先生。近年来,哈罗一直努力搜寻关于王继春先生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略有所得。包括王继春先生的照片、办的《上犹政治》期刊、《上犹日报》等等。。。去年,哈罗曾经呼吁修缮王继春先生在赣州龙岭的墓地,得到众多网友的赞同,但因种种原因,暂时搁置了。
    今年是上犹中学成立70年周年。哈罗在这里大声呼吁,建议集资为王继春校长在上犹中学的校园内塑造一座永久性的雕像!我相信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哈罗一个。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只要能将王校长的塑像立起来就很好。
    网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王继春校长集资建一尊塑像——献给上犹中学70周年校庆!
    另外,我们也可以集资设立“继春奖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家庭贫寒的学生。各位网友有其它好的建议也欢迎跟帖提出。比如,网友amber983提出命名“王继春教学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王槐玉供稿) 

    旷日持久的英魂寻踪

    在2005年上犹县政协出版的《王继春在上犹》(上犹文史资料第六辑)中,原文有近五万字篇幅,因为同期书中还录有蒋经国先生的《让我们来接受你的革命利剑——追念我的革命伴侣王县长继春》全文,而我这篇文章恰恰是着眼于蒋经国与王继春的关系和友谊来展开对王继春的叙写的,所以,为避免重复,编者把我这篇一些有关蒋经国的一些文字给删减了。考虑到文章的完整性和我个人的写作风格,这次我恢复了文章原貌。此其一。
   其二,在写出这篇纪实文章之后,我的相关思维依然活跃,加上文章引起不小反响,许多人有意或无意地提供了新的资料和信息(比如细节),如远在武汉的王继春的侄女王承缘、王承禧也数次寄来书信,她说:“十分感动上犹县父老乡亲对我们叔叔的思念,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我们的叔父去世几十年,这些资料的收集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家曾保存有许多本(蒋经国)《革命锐剑》一书,虽经战乱,仍带回南昌。因我们先后到武汉上大学,母亲住在省财政厅宿舍内,这批书寄放在人家阁楼上,还有些别的衣物,文革中因怕连累而被人家烧了,所以现在我们除了木箱以外,没有其他叔叔遗留的纪念物,照片也没有了。”她们还寄来了回忆叔叔往事的资料。当年留下唯一的一个小木箱仍保存在她们手中。像这样的新内容我都立即作了补充。
    其三,我还特意收录了王继春家人及后人的一些情况,相信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也使我这篇文章更为完整,也以此告慰王继春先生在天之灵。
    其四,2010年3月30日赣州晚报A5版专题新闻刊载了一篇题为《记者历经1年多寻探“县长”墓地》的专题报道,其缘由是“武汉两位退休老人来函来电求助本报”。这两位老人就是王继春的侄女王承禧王承缘;她们在上犹县政协2005年编的《王继春在上犹》已获知其叔叔为政上犹期间的奋斗、开创、艰苦、短暂的一生,也知王继春死后被蒋经国葬在赣县的龙岭,出于对亲人的深切缅怀,她们想来赣县扫墓。她们都是七十大几的老人了,悼念叔叔的情结一直挥之不去,自然她们也知道现在的语境允许公开纪念蒋经国王继春等民国志士仁人了。
    当这一期晚报传到上犹,立即被百姓获悉,他们都争着阅读,互相传告,说明在上犹“王继春热”没有消散。有的普通老人当年没直接受惠于王继春,但都郑重嘱咐子弟一定要读《王继春在上犹》,说明了王继春人格的力量,为政廉洁务实,掬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强大感召力量。
    其五,值得一提的是,我县涌现了一批像罗伟谟的年轻人,他们出于对县历史文化及发掘的志趣——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感或文化抱负,他们不是出于一时之功利而是出于文化自觉,悉心收集和传播我县的文史资料,如发现乾隆《上犹县志》,致使更多的人“知情”,对上犹的前天、昨天和今天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就浓厚了上犹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要知道,任何人才的出现与成长都依赖于本土的文化和精神氛围;这里我指的人才,不是指靠着某种机缘一下子“蹦上去”的人,而是指提拔前后均依凭自己的人格和学识踏实做事,为一方造福——推动社会进步的人。   
    于是这次恢复全文,并不是原稿照登,而是增加了我后续跟踪的一些新内容,包括小罗所提供了若干资料(我鼓励他写出他发掘的王继春等文史文章)。

                  风云际会  同志识同心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患内忧笼罩着中国。蒋经国从苏联回来不过半年,便携带苏联夫人蒋方良和孩子,离开老家浙江奉化,来到南昌避难。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向蒋介石面请,将蒋经国留在江西工作。回国后蒋经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历经诸多坎坷困阻。
    1938年1月,才29岁的蒋经国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兼督练处处长,9月兼任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开初设在抚州临川,几个月后迁到了赣州。当时,赣南地方情况复杂,本地一些参加了1927年北伐战争的旧军官以抗日救国为名,招兵买马成立新部队,与中央抗衡,搞地方割据,他们当然不把小蒋放在眼里。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中央势力获胜,虽蒋经国手部受伤,但地方军队势力严重受创。赣南百废待举。当时,赣南民间被死气、暮气和老气所笼罩,守旧拒新是普遍的心理,根本没有民国初年应有的激昂气象。诚如蒋经国1941年1月1日在《眷念县长勤劳宜有褒赏训令》开头所说:“赣南地处陬僻,停滞不前,昔称难治之区,今为抗建要地,故政治推行必先扫除障碍,同情民众疾苦,为人民谋福利,同时又须安定后方,着手建设,充裕资源。”受熊式辉委派,蒋经国坐上了赣南专员(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交椅,并初步树立了形象,但树“敌”不少,如何理顺民心,收拾赣南这副烂摊子,对年轻的他是个严峻的考验。蒋经国年轻气盛,又有在苏联艰苦学习锻炼的经历,踌躇满志,明察暗访,已基本了解赣南乡情,着手委派年轻有为的干部到县里任职,以便在各县实施“建设新赣南”蓝图,他确实想在赣南干出一番事业。
    1939年秋,一次在赣州的建春门,蒋经国和一个刚刚30出头的矮小个子走过东门浮桥,一边走一边谈,在梅林附近的一个茶亭里,他们亲耳听见百姓(群众都不认识他俩)不欢迎他鼓励读书、“建设新赣南”,要他离开的议论——有的说,“这样的日子真不好过,米一天一天贵起来,我们都会饿死了!”有的说,“倘使蒋经国再不走的话,我们赣州人都会饿死了!而他还要我们去挖什么保塘,修什么电话!”
    有的说,“我们赣州人的儿子又不是蒋经国的儿子,他们的儿子有钱去读书好了,我们自己的事又要蒋经国来管什么?他哪里会晓得,我们靠自己的儿子过活,好像是牛一样要紧。”
    有的说,“听说蒋经国还不到三十岁,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他都来管,天下哪里不会乱呢?”
    小个子忍不住问:“现在土匪是很多吗?”一人回答说:“土匪是不多了。”小个子又说:“大家要凭良心讲话。”茶亭的老板大声说:“我们做百姓的倒是有良心的,只有这般做官的人良心才是黑的。”
    这时蒋经国接着说:“做百姓的良心也并不是说个个是坏的,你们今天的生活太苦,一方面要谋生活,一方面又要做公家的事……一切事情都是先要吃苦,后来才会享福的。”
    一个刚刚放下担子走进来的年轻人说:“先生的话是对的,但是等到政府给我们享福的时候,恐怕大家的子孙也会死光的了!倘使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做百姓的就是要过太平日子,装电话、修马路、造学校,这都是洋人干的事,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
    蒋经国又问:“你们不要蒋经国在这里,那么,又要谁来呀?”
    大家只是茫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一心想回到并维持散淡、无为、守旧、封闭、排外、自绝于现代世界、得过且过、落后的传统农业文明这种生存模式,知道生活困苦,知道人要有良心,但不知怎样才能真正告别困苦,怎样的官员怎样的做法才是真正的良心。麻木而茫然。这就是赣南,当然也是上犹的生活现实生存现实和精神现实。现代中国就是从这种现状和基础起步的。
    显然,蒋经国和小个子忧国忧民,非常关切赣南的现状和未来。
    这时小个子外表平静,心里却激荡,对他们几个人说:“你们说政府不好,到底好不好,将来再看吧!”
    小个子叫王继春,是省主席熊式辉极力把他推荐给蒋经国的(同时还推荐后来去南康做县长的王后安)。
    看来这次是王继春去上犹任县长不久与蒋经国相会,互诉衷肠。俩人年龄相近,志向远大,都想在赣南做出一番事业。王继春想要继续得到蒋经国的强有力支持,同时想吃透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精神,用自己的实干报答蒋的知遇之恩。这时的王继春踌躇满志,斗志昂扬。
    王继春,字颂台,原籍浙江绍兴,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昌新建县。有兄弟四人,姐姐二人,他排行第六,父亲叫他“六六”,两个嫂子叫他六弟。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他家境贫寒,靠着亲戚朋友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28(民国十七)年参加县长考试合格,与上犹营前的黄建同一批录取。黄建先一步赴兴国赴任。
    王继春因年纪小而被派到江西湖口县一个码头,负责调运全省粮食进出。按省政府有关规定,每百斤粮食过码头应交国币5丝银文,给工作人员补助日常生活,但王继春没有动用这笔费用,而是如数上交,于是受到省主席熊式辉的刮目相看。他曾任省府民政厅、财政厅视察员,曾任宜黄县长。一次省政府派他去查一个贪污案子,有人用钱贿赂他,被他毅然拒绝了。破了这个案子,大快人心,许多人对他称赞有加。其时,他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去世,他同父亲、两个兄嫂、三个侄女一道生活,家境清苦拮据。他廉洁奉公的品质得到了赞赏。
    王继春长年在外奔波,忙于工作,偶尔回家,全家就开心得像过年一样。他谈笑风生,语言幽默风趣,让家里充满笑声。那时全家(王继春的父亲、两个嫂子和几个侄女)因躲日本入侵而逃难到赣南,住在南康县。当时王继春的哥哥(王承缘的父亲)刚去世,家中笼罩着愁惨。平时家中生活清贫,总是吃蔬菜,但王继春回家,两个嫂子会烧好菜招待他。年节时分他会设法带些东西如麂子肉和穿山甲孝敬父亲。
    返回路上,王继春告诉蒋经国,有几个民众“代表”在省参议会上列出一提案,例举蒋经国在赣南十大罪状,要求调换专员,他安慰蒋经国。
    在过浮桥时,一个乡下妇人边走边骂:“蒋经国真是该死,好好的马路,不晓得为什么要拆掉来修,害我跌了一跤。”
    王继春大笑,拍拍蒋的肩膀说:“你这个人真是该死,一天忙到晚还要给人家骂。”蒋经国说:“继春兄,从前我以为只有土豪劣绅骂我,哪里晓得穷苦的老百姓也在怨恨我,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
    显然王继春了解蒋经国,他鼓励说:“只要我们们凭良心做事,什么都用不着怕,总会有一天,人家会明白我们的。”蒋经国点头说:“因为我们年轻,恐怕错误的地方也是难免的。”王继春接着说:“我们要一面做一面改。”
    进了赣州城,蒋经国又告诉王继春说:“我在重庆的时候,有许多人捏造了许多事实来攻击毁谤,并且有计划地派人派兵到赣州来,想造成我蒋经国不得不走的局面。”王继春说:“我知道得更多、更详细。”
    因在茶亭两人均未带足钱付帐(还差两块一毛钱),王继春拿三块钱交给勤务兵说:“你去梅林交给茶亭老板,还有九毛多,你可以买两个火把。”
    后来两人坐在床上继续畅谈,谈工作的方针和态度。蒋经国说:“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人,刚刚出来想做一番事业,就遭受了四面的打击,虽感觉很痛苦,但我决没有灰心!”王继春说:“我们是为做事而做事,并不是为做给人家看而做事的,我们用不着求得人家的谅解,专员,大家一齐来干吧!”
    蒋经国双眼一亮,知道这是个忠实的有强烈事业心的干部。他需要得到干部和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他的事业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王继春在上犹的事业之轮已经启动。
    后来蒋经国深情地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并不十分认识你,经过了今天一次谈话,我明白你是我斗争道路上的朋友!生活中的伴侣!”
 

     1943年3月17日在赣州举行的王继春追悼大会上,蒋经国仍回忆起这一天——

    窗户外面的雨声更大,房间里的灯光更暗,但是谁晓得我们在这小小房间里面,决定了为事业而奋斗到底的计划,决定了为建设新赣南再干下去的决心。
    当我离开旅馆的时候,紧紧握住你的手,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是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互相得到了忠实的朋友。从此以后,我们的情感一天比一天浓厚起来了,我们像同胞兄弟一样互相劝勉,互相安慰,互相讨论,我始终不会忘记你那天说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得到胜利!
当时能领会蒋经国意图、实践他主张的得力干部不是好找的;王继春是他中意的人选之一。
板荡上犹行 “建设新赣南”呼之欲出
    国难当头,日军侵华甚嚣尘上,硝烟弥漫,形势紧张。一天,31岁的王继春满怀豪情来到赣州的龙岭,向蒋经国辞行,同时请示机宜。这时蒋经国尚未正式接任专员之职。
那天夕阳西下,王继春到龙岭众志亭会蒋经国。他穿着一套旧西装,一双补过的皮鞋,手里提着一只旧皮包,两眼炯炯发亮。他知道蒋经国最讨厌诸如“请教”“久仰”“指示”的一类客套,一见面就说:“我是到上犹去当县长的王继春。”
    蒋经国将上犹的大概情形讲了一下,强调说:“上犹县情况复杂,是个闭塞山区,地瘠民贫,民性强悍。继春兄此去执长,乃省府熊主席畀以重任,不知吾兄打算如何干?”王继春昂扬回答:“用拼命精神去工作,争取抗战胜利;用实干的态度去努力,决心建设新赣南。”
    蒋经国又说:“不久前,上犹的县长何自为被暴徒捆绑,县长的太太还遭侮辱挨了打呢!上犹没有一个地方没土匪,没有一个村庄没鸦片,你应该既勇敢又谨慎地开展工作。”
    现年80岁的国税局离休干部蔡泽临亲眼目睹这一场景:何自为夫妇被缚在树上,太太穿的旗袍被剪破,受尽了侮辱。
     ——蒋经国对上犹有相当的了解。且不说几年前——1930年以营前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闹红”(第一次国内土地革命),上犹的营前是非法组织的发源地,寺下是土匪的根据地,社溪是贩卖鸦片烟的总部所在地。就说近几年,寺下的嚣张匪焰不断传进赣州;县长何自为贪污枉法,激起了民愤,民众上前揪何,何不但挨了打,老婆在游街示众时旗袍和内裤被人剪破,弄得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半年前县政府被土匪包围,打死了几个公务员,足见其民风之强悍。蒋经国认为赣南是乱的,上犹更是乱上加乱。
     ——王继春到上犹赴任之前已有行政历练,对江西基层县的真实情形了然在胸。如1935年(民国二十四)6月,江西省财政厅转发了(省主席熊式辉签发)“视察员王继春呈报安福县田赋短征原因并条陈整理意见”。称王继春“所拟整理方法,均属切要,自应由县切实进行。”王继春做事认真踏实,能深入实际进行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方法。又如1936年熊式辉批转了“准禁烟委员会函以王委员继春报告各县禁烟缺点一案,经提会议函请通令各执行禁烟机关请查照办理等由令仰遵照。”王继春对全省基层严峻的禁烟形势非常清楚,毫不隐瞒、尖锐地指出各地县政执行不力的各种情况,也列出了应对办法。可以说,他是胸有成竹有“备”而来的。
     王继春坚毅地说:“我不怕挨打,我准备去斗争。那边的事我已知道一些,这次去,我是准备去牺牲的。”
     蒋经国风趣地说:“何自为夫人的裤子都被扯破了,受尽了侮辱。”
     王继春坦然笑着说:“蒋先生,好在我没有爱人。”
     蒋经国向他布置了一番工作。
     离开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西边红霞一片。蒋经国说:“你看多好看呀!”王继春看了看,伸出手勇敢地跟他握手,说了一声“再会!”
     蒋经国对其大方的举止十分赞赏,认定他是一位年轻肯干的朋友,紧握他的手说:“你多少年纪呀?”他说:“31岁。”蒋经国说:“那你还是我的老大哥呀!”他轻轻地笑一声说:“蒋先生,我不晓得你也会这一客套!”蒋经国也觉得好笑说:“这是表面工作呀。”
     蒋经国目送他离开龙岭而去。那个时候,赣州城里已经上灯了。蒋经国回到亭子坐了良久,心里顿生感慨和感动。因为上犹是个难治的县份,工作难度大。过几天蒋经国才正式担任专员,他对王继春寄予很大希望。
     小蒋刚主政赣南,年少气盛,想实在地作为一番,除赣州市区,他想在某几个县树立样板,让他的“建设新赣南”计划着落。王继春敢于负责的坚毅神态给他很深的印象,上犹也就成了他重点关注的一个县,后来他接连几次奔赴上犹。
     这天早晨蒋经国刚好进城去,在西门口凑巧碰到王继春。一个挑夫担着一个铺盖一只箱子,王继春自己提了一个皮包跟在后面。他问王行李多不多,王继春指着行当说:“这就是我的全副家当。”他紧紧握着王的手说:“王县长,在上犹再见罢!”
     1939(民国28)年6月7日,王继春接任上犹县长。
     他不带家人(父亲和嫂子等留在南康县城),他一箧简易行装,奔上犹赴任。没有办公地点(更不要说办公楼),就在孔庙左廊开设办公室,殿厅做礼堂。孔庙在县内学前街,红墙黄瓦,古香古色,如今做了县政府的办公地。右侧有栋矮小的阳明宫。他住在左边一个房间。除床铺、方桌、板凳和简单的生活用品,没有一件可观的新家具。身边一个姓郭的通讯员陪伴他。他一切因陋就简,很快开展了工作。
     初到上犹,王继春坚决果断地拒绝宴请,亮出循吏本色。按照习惯做法,对新来乍到的县令,本地豪绅都要隆重地宴请一番,为之接风洗尘,同时笼络关系。这天,县城西街豪绅李刚,很自信地跑到县府(孔庙),自报家门,大声请县长赴宴。办公室很大,官员和秘书集中办公。王继春站起来对他说:“办公室工作人员这么多,为什么只请我一人,你有什么目的?”弄得李刚碰了一鼻子灰,非常非常狼狈,也知道了这位矮小县长不同凡响。
    为工作顺利,他招罗了江苏省太仓人、懂教育的杨毓芬,也是江苏人氏的吴光甲。后来又招罗在家赋闲的上犹营前人黄建。这三人都是大学生,是政界的先锋,而且有干劲有魄力有能力,大胆按照他的治县方略开展工作。
     这里对黄建再提几句。1928年,黄建在江西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参加国民政府考试院主持的县长考试,所取十名中,考个第一。是年黄建任兴国县长。当时兴国“闹红”,1928年12月红军攻打兴国县城,黄建弃印仓皇出逃,回到家乡。黄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斥责,做出政治上“永不续用”的处置决定。他灰溜溜的;毕竟他做过县长,小有文才,擅长书法,在家乡营前依然是名士模样绅士派头。正好又遇上了到上犹做县长的王继春。在政治上黄建是失败者或失意者,可在协助王继春办学——创办县中,创办上犹简易师范,黄建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可称得上教育上的实干家,王继春只是个名誉上的校长,具体校务由训导主任黄建做。应该说,黄建对由传统而现代的上犹文化教育事业做过自己的贡献。(据说小蒋在台湾提及赣南的教育,还称赞黄建是教育家。)40年代后期,他终于当上县参议长。王继春抓赌几次逮住他,批评他“有才无德”。
     王继春叫县政府督学李祥辉替他作了一副对联,贴在办公室旁边——大门进去院子两边的楹联柱上,以表示他的两大施政方针:
     率十万人民效死效劳,争取抗战胜利;
     循三年计划矢勤矢勇,达成建设目标。
     当时有人认为上联那个死字是不祥之兆,后来果然他在上犹任期内去世的。
     其时,他举目无亲,上犹人中,他只与营前人黄建相识。两人同是江西法政学校校友。王继春到任不久,便前往营前看望黄建,仍想利用黄的才华。
     王继春锐气十足,求胜心切,不把当地绅士放在眼里,风风火火开展工作,巴不得三几下就打开局面,就像蒋经国初到赣南的遭遇一样,王继春在上犹不到一个月,就有人去赣州向蒋经国告状,说王不依照法令,随便拘捕百姓,有撵走王之意。蒋经国经过调查得知,王继春搅动了上犹一潭“死水”,冒犯了绅士阶级的利益。绅士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看不起也看不惯矮小寒酸的王继春。改革之难可想而知。蒋经国写了封信告诉他:应当勇敢做事,但也不可操之过急。
    上犹的绅士阶级目光短浅,乃井底之蛙,他们又想重演“驱逐县长”一幕。然而这次他们“老道失算”了,他们面对的是廉洁务实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绝不退缩的新生力量,他们根本没想到,血气方刚的王继春蒋经国不会屈服和附和他们的。
                              
     上犹现出了一线光明。
   
      当蒋经国主政赣南第一次召开县长会议,大多数县长都带了辞职报告书,他们认为在如此年轻的蒋经国领导下,是不能做事的。可见当时赣南因循守旧论资排辈的积习多么深重。蒋经国根基并不牢,但他已下决心施政,迎难而上,在会上,他仍提出要将各县的自卫队要裁撤,成立一个自卫总队。立即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只有王继春一人表态支持。会后,王继春又对蒋经国说:“不要管他们赞成不赞成,你非这样干不可,因为地方的封建势力不消灭,新的政治是绝对推行不了的!”经过这次,蒋经国进一步认识了王继春,认为王是他奋斗道路上的患难朋友!
     为了表达对王继春的支持,三个多月之后,蒋经国带领30多个“朋友”到上犹视察。这是蒋经国第一次到上犹。
     上犹给蒋经国第一个印象就是萧条、冷清,好像一个刚刚打完仗的战场。百姓都非常穷苦,看见他们几十个人都躲避不及。这30多人演戏的演戏,编报的编报,演讲的演讲,询问民众的询问民众,慰劳的慰劳,告诉大家说,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提高靠新的力量!
     在县政府开会的时候,蒋经国提出三项任务:第一肃清盗匪:第二肃清赌风;第三肃清鸦片烟。
     王继春心细,当天晚上他根据这三点意见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跟蒋经国商讨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说,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内涵及在上犹的具体实施,王继春这才开始明晰起来。蒋对他的支持和推动之大可想而知。
     这天夜里,月明如水,四周静悄悄的,两人一直谈到半夜,又明确了治理上犹的整个计划。蒋经国认为应该集中权力来办理教育,这个意见绝对正确。
     谈得投机,王继春讲了一个自己不久前在泰和县受侮辱的小故事:一次王去拜客,把名片交给传达时,传达看他貌不扬衣着十分简陋,以为他是个勤务兵,便问“你们的县长来了没有?”他告诉说自己就是县长,这个传达鄙夷地说:“像你这样的人能够做县长,我也可以去当县长了!”泰和有人叽笑王继春有神经病。     王继春笑了笑,叹道:“中国的社会真是太可恶了!”
     蒋经国说:“在今天中国的社会,只要是反对旧的,一般人总是说他有神经病的。”
     时令正值夏天,上犹江的河风大,吹到身上凉飕飕的,蒋经国看见王继春穿一件单衣,把自己的上衣脱下给他穿上,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蒋经国说:“我也不穿了,要冷大家一起冷。”
     王继春送蒋经国到学校住,自己回县政府。第二天早晨,天还不太亮,他们就出发到崇义县去。走出西门,经过一块荒地,王继春说:“这是上犹的刑场,今天有几个罪犯要在这里枪毙,杀人是不得已的方法,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我想将来在这个地方建个县立中学。”蒋经国说:“很好!”
     一会儿,王继春又说:“对枪毙了的人,我想还是要好好地把他们埋葬的,同时,他们的家属还应得到救济。”
     蒋经国听了很是感动,觉得王继春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同时有慈悲的心肠。
     送到竹林坝桥(单板桥,可能蒋经国经南河渡船操小路去中稍,再去崇义县),临别,王继春关切地说:“专员走路不要走得太多,要保重身体。”
    1940(民国29)年王继春为《上犹政治》创刊号(2月29日出版)撰写的“发刊词”——
    上犹已开始实行新乡镇制度,全体干部,是从全县优秀份子中选拔出来,并经过严格训练。但因为任务太重大了,要完成自治和行政双重使命,现在备有的智能,还嫌不足;由训练中激起的蓬勃精神,养成的纪律生活,难免不为旧社会的熏染而逐渐消沉颓废。因此,本县特创立县单位训导区乡镇人员制度,要在工作实践中,补充其知能,增进其工作效率。本刊的发行,便是为着这个意义。并不是纪载施政的成绩,也谈不到什么高深政治理论。
     所以本刊的内容,不外下列数点:
     一, 消极的指出本县区乡镇人员工作和生活的缺陷,积极的指导向上改进。
     二, 解答工作的困难问题,和读书的疑问,以鼓励其发现问题,增进其读书兴趣。
     三, 公布施政的动向,阐明法令的内容,以正确其工作路线,便利其工作,而补助平常政令之所不及。
     四, 介绍区乡镇人员间优异的工作成绩,有效的工作技术;使大家知取所法,以扩大其成效。
     五, 在工作中训导区乡镇人员,这是健全基层政治最紧要的一件事。惟本人的能力薄弱,不是短期可能收效;况事属创举,还希望海内贤达不吝指导;尤恳求本县训导委员会所敦聘的特约训导,多多予以赞助!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任短短半年多时间里,王继春按照专员公署布置,进行了基层行政的改革,实行了新的乡镇制度,上犹划分为县城、营前、社溪和寺下等四个区,选拔了干部,而且他立即掌握了干部的精神状态,创办了《上犹政治》,开头几期每期王继春都亲自撰写有感受有针对性文章。如《上犹政治》第四期(1940年5月31日)王继春撰写了《磨擦的烦闷》一文——
     本县新区乡镇制施行以来,兹已数月,在县府本身对区乡镇人员运用的反应,与夫整个区乡镇人员工作的表现,大体上尚差强人意,惟目前有一不应有而足以阻碍政治发展的毛病——磨擦,不幸的发现了,在试行新乡镇制当中,颇值得严密注意而亟需消弭。
     磨擦,如果是对外界的发生,例如因为奋斗的程度的强化而引起封建势力的反抗等等,这是应有的现象,不一定是毛病,我们现在所发现的磨擦,都是在区或乡镇公所内部的五六个人当中。
     在分派工作之初,早经顾虑到同工的能否合作?所以事先由区长与乡镇开列其合意而能合作的指导员与干事姓名单,呈候核委,事实上是很尊重他们的自由结合。因为结合太自由,所以公共的纪律与相互的责任亦太自由,有其利亦有其弊,磨擦可以随便发生的原因,岂即种于过于自由?
     曾经派过专人,密查各处磨擦发生的内在原因与事实,结果告诉我们,很少是因为政治见解不同,或处理事件方法之各异与夫工作程度之弛紧而发生出来,多半是:(1)彼此互评不负责,其实就是责任的推诿。(2)区乡镇长运用力的薄弱与指导员干事服从心的缺乏。(3))最不应该的是旅费与伙食费的问题而引起巨大磨擦。
     如果仗着上级政府的调动,而来解决磨擦问题,恐怕会愈引愈多,不是遏止与治本之道,委令亦非儿戏,岂能频频更张,还是期望着区乡镇人员去自省去自治较为有效。
     指挥与服从,本不是先天的与永久的,做戏的演员,未登台之前当然一律平等,登台之后,自应照着各人所代表的身份表演出来,公务人员的层级,不是人对于人的阶级,而是职务的系统,要遵守的不是道德上的友谊,而是法律上的公的纪律了。
     取巧偷便宜,只可以安受一二次,次数多了会引起反响;不下乡要得旅费,下乡选近路走,别人工作有成绩而自己的报导不兑现,别人当然不心甘;疑心太重与神经过敏,只会叫人怕与防不会叫人敬与亲,磨擦能够不发生的吗?我大胆武断的奉告,“以诚待人,国人皆心服,不以诚待人,左右皆仇雠!”
     从国家政治这个角度,上犹步入了现代轨道。从中还可以看出他的执政理念和工作态度,比如“政绩观”,重视“批评意见”,“以诚待人”,积极做事不消沉颓废,勤于读书和思索。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心领神会,上犹工作先着一步 
 
     过了几个月,蒋经国到社溪清乡,又与王继春相聚。社溪与南康县交界,有崇义、南康等县的“插花地”,行政管理混乱,加上是贩卖鸦片烟的总部,社会秩序糟糕,蒋经国选择这里清乡,显然也有支援王继春的考虑。他知道王继春工作扎实,有突破性进展,期望上犹真正成为“建设新赣南”的样板县。
     蒋经国集中了许多兵力,像是要开战的样子。在建乡会上,他坚决地表示,要用武力扫除一切恶势力!
     晚上,他俩谈得深入。由于阅历浅和经验不足,王继春想进一步了解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具体内容,以便在县政工作中突出重点,更快地显示成效。王继春善于学习,抓住每一个机会向蒋经国讨教。在蒋经国面前,王继春讲话无所顾忌。蒋经国当然也敞开心扉。
     当谈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意志不够集中,王继春眼睛一亮,说:“要制定一个具体的工作计划,确定明确的斗争目标。”
     其实,蒋经国对自己的赣南施政方略也是逐步明朗的,可以说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王继春的话正对他的思路,他马上说:“你这个意见很好,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的起因。”
     于是围绕目标他俩继续探讨下去。他们提出6个目标:第一,每一个人都要有田种;第二,每一个人都要进学堂;第三,每一个人都要受训练;第四,公务员要平民化;第五,残废年老的人都有饭吃;第六,消灭土豪劣绅。
     这就是五大目标的起因。后来经过几次讨论,成了赣南施政的五大斗争目标: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
     此时王继春已了解上犹的基本县情,并且工作到位,当谈到打击土豪劣绅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消灭敌人,但是,对付敌人的人的实际工作不应当重于空头的宣传,并且不可以打草惊蛇。”(这就是今天讲的要务实。)
     蒋经国接着说:“你这意见太宝贵了!”
     王继春趁着他高兴,便要他讲他在俄国的生活情形。其时全世界都在关注俄国的革命,革命是世界的主潮,王继春想多了解一些俄国的情况。蒋经国认为自己在赣南的工作就是一场革命斗争。
     蒋经国毫不回避,也不迟疑,就一段一段讲给他听。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公子,在俄国也像普通人吃过不少苦头,甚至有过生命危险,俄国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看得清清楚楚,带回一个俄国老婆,就说明深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
     王继春听了,久久不语,后来感叹地说:“这是人生的大学!”
     王继春显然在心里明白,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施政理念,“俄国革命”是其一个精神的源头。他出身寒微,乃一介平民之子,既主县政,更要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事。这种民本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就有了的。
     那天,蒋经国把自己个人的事业理想告诉给他听,表明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态度,改造国家的意见。王继春知道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激动地问:“何不把这个理想讲给大家听听?”他笑笑说:“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
     王继春自然把他这个理想跟“建设新赣南”联系起来,更加有工作的紧迫感。他决心做好上犹的事,悄悄为蒋经国的“理想”添砖加瓦,尽一份绵薄之力。同时他也发觉,基层一些工作还是停留在空洞的表面形式上,停留在敷衍应付上,这真是中国官场积重难返的陋习!
     这时蒋经国关心起他的婚姻来了。他似乎对婚姻问题淡然,但还是向蒋告白。他有因家境寒涩、自己个子矮小的自卑,更有赤胆忠心以事业相报蒋的考虑,确立先建业后成家的人生目标,也许,他还意识到自己身体有隐疾(肺病)而不给女方造成拖累——不给别人造成拖累是他一贯的人生态度。
     他母亲去世早,大嫂子是一位贤达的知识女性,长嫂当母,他和她很谈得来。(后来长嫂去世,他病重,家里没告诉他。)
     蒋经国是个性情中人,自己在赣州还有个叫章亚若的情人呢,于是劝他说:“你还是快点结婚,在事业上可以得到一个帮助的人,在私生活上又可得到甜蜜呀!”
     王继春笑笑说:“那就请专员留意,留意!”
     此时夜深人静,王继春说了句“还是去休息吧!”他马上又接着说:“我这一生因为不服气,不愿意屈服,所以要拼命干一场!今天,我觉得自己走的路愈走愈大了!”
     这就是王继春对自己婚姻问题的表白。
    这天晚上,蒋经国睡在学校里面,王继春睡在老百姓家里。没多久,蒋经国被一阵脚步声所惊醒,一听是王继春。原来王继春关心他的安全,亲自来查哨。蒋经国很感动,久久不能入睡。
     据王承缘回忆:叔叔生活简朴,不看重衣着,不拘小节,但事业心强,他十分关注抗战时局,对上犹的贫穷落后忧心如焚,他痛恨贪官污吏,讨厌吹牛拍马。提起这些,他语言尖刻,气愤填膺。嫂子劝他少得罪人,他不以为然。一次出差,因为穿的不好,别人不认可他是县长而打了他,回家后他生气,小孩子都不敢说话。
     他怜爱两个侄女。一次他回家看见王承缘坐在天井看书,十分入神,不受周围小孩玩闹的影响,他高兴地对嫂子说:“这孩子爱读书,我以后送她上大学。”这句话使新寡的嫂子深受感动,以后念叨了几十年。
     在王继春完成清乡之后,蒋经国第三次来到上犹。
     这天,蒋经国提只皮包进县政府,王继春笑着问:“你这次是来查案子吗?”蒋经国严厉地说:“是的。”
     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包东西交给王继春说:“这是你贪脏枉法的证据!”
     可是,王继春一点不惊慌,双手接过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咖啡糖。两人相视而大笑。蒋经国告诉他:“最近我接到了多少所谓人民告你的案子,不是说你与女教员有来往,就是说你敲了赌犯的竹杆;不是说你妨碍了人家的自由,就是说你私通土匪。这就是所谓今天的社会舆论!但是,我是很明白你的。每一次接到此类控告的案子,我都当作一种研究中国当今社会丑恶现象的参考材料!”
     从这里也可看出王继春大刀阔斧务实的举措搅动了上犹,损害了许多绅士的利益,许多人不舒服。一些人受传统的道德观支配,对王继春抓住一点尽力渲染无限夸大,他们根本不会知道这些完全背离了事实。尽管明知蒋经国坚决支持王继春,一些人仍挖空心思用“告状”之法,让王继春在上犹呆不下去。那些投信告状者都是有文墨或有权力背景的绅士阶级。足见阻力之大,情况之复杂,守旧势力盘根错节。难怪鲁迅先生慨叹: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椅子都很难。但是王继春依然故我更加坚毅向前。
     那天下午,蒋经国和王继春在县城街上碰到一个讨饭的老太婆,看见她可怜,蒋经国给她2块钱。事后,王继春对他说:“不该给钱,因为像这样的穷人实在太多了,要是每个人都要发钱,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钱,还是应当从解决根本问题上着眼。”蒋经国点头,认为他说得对。
     这次,蒋经国王继春一连走了几天,从县城走到营前,从营前走到寺下,从寺下走到社溪,几乎走遍了上犹。走的都是山路,有时要爬高山。蒋经国为营前一个镇竟有3所私立小学大加赞许。
     营前之行,他们看见雄伟的铁扇关,险峻的“狮象把水口”,清澈奔湍的上犹江,河底有许多礁石,撑船放排的人非常艰辛而贫苦。王继春说:“总有一天,我王继春要用火药炸掉这些礁石,把水拦起来,建造一个水电厂!”
     王继春的雄心壮志可见一斑。
     ——后来蒋经国于1942派了水利测量队到这里勘测,并写出《江西上犹江查勘报告》(正式刊于1943年)。(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中期,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起了全国第一座坝内水电站——上犹江水电站。)“查勘意见” 第一条为——
     水力发电:上犹江上游,既通航运之利,其所蓄水力,正可加以利用,在陡水滩之上,有峡长约一公里,两旁山势特高,河面最狭,地质为石灰岩,相当坚固,为适于建坝之处,如在峡口筑高二十公尺,江口圩可不受若何影响,以枯水流量一五秒立方公尺计算,则水力可能者,约三千马力,按蒸气油轮每马力每小时耗煤三磅计算,则一日夜间可省用煤一百吨以上,赣南素乏原动力,此项工程如能完成,则造纸制糖钨木造纸业,皆可以扩大或创设,实不啻新赣南经济之推动力也。
     王继春想到县里一些工作人员做工作总是图形式走过场,办事先得上酒席,对蒋经国说:“现在有许多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在办事,而是在那边卖西洋镜,没有理由的可以造出理由来,不合法的可以使其合法。重要的公务,只要请一次客就可以得到圆满解决。不是上面骗下面,就是下面骗上面。一件很坏的事,只要用一张红纸写上大吉大利,就算解决完了。”
        后来王继春愤愤地说:“我们非得拆穿这个西洋镜,创造一个真的,实在的,人的社会!”
     有一天,他俩又一次相聚叙谈,都感觉到后方的人好像把抗战给忘了,沉浸在苟且偷安娱乐逍遥中,非常感慨。蒋经国说:“倘若没有抗战,我们恐怕都不会到这个崇山峻岭的赣南来。”王继春说:“倘若不抗战,我们不会互相认识成为朋友。”蒋经国笑着说:“那我们倒要感谢日本鬼子了!”
     1940年8月20-24日,蒋经国在上犹视察,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的整个过程及沿途的见闻(《视察上犹日记》,载新赣南出版社《今日的赣南》1940)。兹举几个日记片断:
     8月20日 到了上犹县城
     走十里,到了上犹县城,上犹县长王继春同志,是一位年轻的政治家,也很精明能干,所以把上犹多匪多烟多赌的风气,完全转变过来,开展了新的政治局面。
     在上犹县城,视察了卫生院、监狱,在最近监狱已经修理过,所以空气很好,环境布置,亦含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卫生院已经得到了人民的信仰,尤其是最近设立了产科后,人民对卫生院的关系更密切了!
     8月21日  山中的大市场
     我们走了二十五里路,天才慢慢的亮起来,路上遇到八个学生,他们急急的预算到大余考中学。看都是从很穷苦的家庭中出来的,我预祝他们成功。
     上犹乡下的房子,非常齐整,而且有很多新的建筑。在一个高山下有一座宫殿式的新房子,据说,这是钨砂投机商人在前年建造的。
     上犹县的保学很发达,我们沿路参观了三个保学。各学校的设备都还可以,但是不十分清洁。
     离开县城三十里,有一个圆村,那里是出石灰的,最近由工人合资在那里办了一个石灰厂,那个村子上的居民家里,都很清洁,所以有人说,农村里弄不干净的话,是绝对不正确的。
      由圆村向前爬过一个小山,在山顶上看圆村,有一幢幢白色的房屋,有很大的松树林,有许多地方种了高粱,看起来,真好像一个整齐的公园。有一个地方,一个妇人,带了八九岁的小孩子在耕田(这里附近,男人是不大做事情的),在女人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爱自己的儿子,同时又可怜她儿子的命运。
     8月22日 我们有的是钢铁
     营前的后面,就是江西和湖南交界的高山,一个个的山峰,都很雄伟,这是王阳明先生练兵之地,地形非常险要,民气有许多地方还是很野蛮的,去年有个地方,当地老百姓曾经用刀把保长砍成两段,不过现在已比从前进步多了。
     我们离开营前,已经是五点钟,走的方向是东北方,沿路看到许多铁砂,附近有好几炼铁的工厂,我们在一个茶铺休息时,看到好几个矿工,都嵌着金牙,他们自己说是工人,我们相信一定是老板,因为这里当老板的人不会自己承认的。这个茶铺子已开了一百四十年了!我问茶铺老板,从前的生活怎样,他说:“好当然是现在好,不过米太贵了。”
     在茶铺内,看见有五六十个工人,到矿山上去,这里所以比较富庶,这也是一个原因。
     今天这一次遇到一个乞丐,因为他是瞎子,不能劳动。我们就叫保长设法救济他。
     今天气候特别热,爬记碑石高岭的时候,觉得很疲倦,但是看到了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亦在那里爬山,我们的挑夫,挑着七八十斤东西,亦在一步步的走,我们是年轻的,是空手的,当然应当一鼓作气往上走。
     记碑石山的瀑布,非常奇特,从山顶向左右流下的泉水成为丫字形,在半山分成三股成为“川”字形,最后又汇成一条,像一根下垂的白线,这美丽的瀑布,是难得看到的。
     记碑石山顶有几家铺子,在那里遇到一位保学老师,上身穿着草绿色制服,下身穿白色普通裤子,脚上拖着木屐,右手拿着很长的旱烟筒,手指甲大约有三个月未曾剪过,这真是中西合璧,古今文化交流的代表者。
     经过了记碑石,又爬上交拗,这拗,比记碑石还高,那时大约有十二点钟了,太阳晒得更厉害。爬上了交拗,向下面望去,好像在军校内看军事地形模型图一样。……
     交拗脚下有一个铁厂,是合伙开的,共计一万元的资本,其中设备是最古旧的,记得我在苏联工业学校读书,有一次研究矿学,有一位工程师,曾经把一个模型给我们看,并且说:“二三百年以前炼铁的方法是如此的。”但是,今天我所看见的,却是和那个模型一样的。由此可知我国工业落后到怎样的程度。工厂内的工人,每天要做十小时工作,仅能得到八角钱的工资。
     再向前走,我们碰到五六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他们亦在挑砂并不感到疲倦。那是很高兴的,我相信,将来中国工业发达后,许多运输工具都能够机械化,那些年轻的工人,可去做对人们更有利益的工作。
     离寺下仅有十里路了,但还是要爬过一个高山。天空中阳光还是那样猛烈,我们用着最后的一点力气,爬过了高岭,下午三点钟才到了寺下。
     王继春勤勉践行的其实就是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蓝图。他们在上犹这块土地上的奋斗,使“建设新赣南”明朗化、具体化和充实化。王继春不负使命,以自己青春热血和年轻的生命,培植了上犹这个样板县。从中,展示了他个人的风格,浇铸出鲜明的特色。 (未完待续)
 
      踏遍青山察县情  实践治县方略

      以上,我们侧重赣南专员蒋经国与王继春不同寻常的同志加同心的关系,比较侧面也比较零散地写了王继春在上犹的工作情形,从中可以闻见他雷厉风行冲破阻力的工作风格。王继春在上犹的大胆施政果敢作为,决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而是得到了同志同心、有权力背景的蒋经国的全力支持。反过来,蒋经国有王继春等这些得力干才的拼死努力,他的“建设新赣南”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当然,从根本上,这是符合人民的意愿而结出的果实。蒋经国在赣南的口碑,同“建设新赣南”即“赣南新政”分不开。可以说,在赣南——赣州现代化的历程中,由王继春做表率,主动积极富有创造性地把上犹工作纳入“建设新赣南”的整个布局,上犹又一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上犹百姓也就有念记王继春的理由。
     下面,我们将焦距对准王继春在上犹的所作所为。
     王继春刚刚上任,芒鞋草履,背着斗笠,翻山越岭,走遍上犹,访问民情,了解民瘼。他跑遍全县21个乡(镇),行程500多公里。他每到一处,访贫问苦,接受群众投诉。他这种工作作风犹如一道春风,民众感到新鲜和亲切,他与百姓之间的距离缩小了。他真切地感觉到上犹的落后,上犹民众的麻木和茫然。
     巡视全县之后,王继春认为上犹最突出的情况即基本县情是:一、教育落后;二、豪绅势力垄断乡曲;三、民众受高利贷剥削严重;四、匪风、淫风、烟风、赌风即“四风”甚盛。
     这“四风”其实也是当时赣南的现实。
     这种认知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0余万华工在法国战场做工,一百多名留学美英法的中国学生(以晏阳初为杰出代表)应募参加在法境为华工们服务,主要工作是为他们写家信读家书,因而暴露来自中国农村的劳工原来一字不识,留学生们很快感觉到,何不鼓励他们学习识字写字?于是他们在劳工中开展识字教育,取得很好的效果。1920年,晏阳初等回国,得中华基督教青年学会全国协会支持,先后在华中、华北、华东三处人文环境完全不同地方试验推行这种识字的平民教育大运动,全国反应非常热烈。“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主要工作对象是占全国人口最多的乡村农民。这种做法为民国政府所接受,在全国设立县政实验县,“定县试验”在全国推广。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侵入,“平教总会”的人员南下继续努力工作。(参看《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吴相湘著,岳麓书社出版)
     据作家艾云《晏阳初在定县》(《钟山》2009年第3期)介绍:晏阳初早年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读书,1920年回国,1922年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扫文盲,做新民,在长沙招聘的一百多义务教员中就有后来的毛泽东。1928年春天晏阳初走在定县(离北京196公里)的田间小路上,他熬了几个通宵,拟定几个方案:如果治贫,先要抓计划生育;如果治弱,就要抓卫生教育;如果治愚,就得抓识字教育;倘若治私,则必须进行公民教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在乡村扫盲被称“乡村三杰”。晏阳初毕生为中国乡村平民教育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远离党派和意识形态之争,让当时的官方和军方对他们通过识字而得到提高农民素质的做法不反感。1989年美国总统在晏阳初生日贺词中称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人类的良心。”(晏阳初享年近百岁。)这种重教育的乡村改造思潮对王继春肯定有影响。
     想有作为的王继春跟蒋经国一样,显然受了并认同这种兴教之风的影响,从扫盲兴教入手,实践“救国必先救乡,救乡就必须从乡民的教育着手”的主张。如今他已有这种工作平台。这说明,王继春并不是以当小蒋的干才为唯一目标,而是善于吸纳时代先进潮流,做一个开拓型事业型的县官。
     他不是急于求成而猛干乱干一气,而是胸有成竹,拣最当紧的先干,在干中充实他的计划。他这种认知非常切合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内涵,而且他在与小蒋的接触和交谈中,他的主张得到小蒋的理解和支持。
     不过,王继春也知道,乡民的教育虽是个根本,但其它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必须正视和认真解决。这些都是他为民办实事的范畴。
     当然他也发现,上犹干部中存在做事摆形式敷衍一气的恶习。他极为厌恶工作人员那种“摆西洋镜”即图形式走过场的虚浮作风,厌恶上犹那种喜欢在餐桌上办事的做法,厌恶上犹喜欢“告恶状”的丑陋习气。(21世纪的今天,上犹这些陋习依然没有绝迹——笔者。)他走的是一条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且重实效的路子。
     首先,对人民实行“减租减息”,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解放生产力。他宣布:凡是借贷,一律以法币(国家法定的钱币)还本息,禁折实物。在会上号召和布置还不行,他亲临各乡督促执行。他择定在广田乡举办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征收地主田亩划分给有劳力的农民耕种,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受益非浅,有田可耕,有力可使,大大发挥了生产积极性,生活也得到提高。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一位好县长,是穷苦人的贴心人。”
     这里有必要提到蒋经国“建设新赣南”之“扶植自耕农示范区”(亦称“耕者有其田”示范区)在上犹广田乡的相关实施情况,因为这是王继春到上犹上任以后发生的事,实际上也是王忠实执行并具体操作的,工作量不小,且侵害了一些豪绅大户的利益,工作充满风险。在他忘我地投入工作的时候,一封封告他状的信件飞向专员公署。上犹一些绅士还沉浸在不久前驱逐县长何自为的陶醉里,根本看不起貌不惊人的王继春,当然也看不起不到30岁刚踏赣南地皮的蒋经国。阻碍上犹发展的顽固惰力由此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初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和平土改”其实是借鉴了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经验。)
     1940年秋至1941年春,蒋经国派员在广田进行了“扶植自耕农示范”试点。示范区的具体范围是:自现今的上广田虾公形以下,至沈坊桥以上,包括广田河两侧,包括3个保,23个甲,大约230户,1150人。在“示范区”内的田,不论业主大小,也不论业主在区内还是在区外,均扶给佃户。除业主出租田外,扶给佃户的还有“众田”(公产田)、“学田”等类型。受扶植的佃户约有227户,占99  ,因为在“示范区”内,只有少数有田出租的业主,佃户所耕的租田都是外乡的业主。
     所谓“扶植自耕农”,就是佃户所耕的租田(业主出租的)不论面积多少,都归佃户所有,决不变更佃户。佃户只付地价(大概每亩应付七、八十元)。这种地价,佃户与业主不直接发生关系,由佃户写一张总的借据,交信用社办理。得地价钱的出租业主,由信用社代付清楚。佃户付清地价,不需再向业主交租谷,每年只交“公粮”。
     “扶植自耕农示范工作组”办公地址在现在的广田小学,工作人员约10人左右。其工作步骤大体是:
     1、 宣传动员,登记造册。
     2、 分片绘图,复查核实。
     3、 落实地价。
     4、 颁发营业权状。
     搞这种“示范区”,时间虽然很短,影响却很大,在当时确给所扶植的农户带来一定实惠,对有田出租的业主(地主、富农)在经济上是一个打击。为此,有些业主曾联名到县政府告状,有王继春主政,告状无用。
     1950年初“土改”政治运动,广田中农占了大多数,地主富农极少,这跟王继春年代实行“示范区”有很大关系。
     王死后,蒋经国又通过继任者刘文渊在上犹水南、黄沙等地推行“扶植自耕农”试点的做法,结果半途而废,未得成功。除时代背景不同,缺乏王继春这样自身廉洁工作得力的干才则是个重要原因。王继春的接任人刘文渊也是个蒋经国所倚重的县长,他全力推行小蒋的政策,“示范区”有所扩大,严重损害了某些豪绅的利益。在王继春年代,豪绅可以忍受,其原因,一是打击面不算大;二是王继春廉洁勤政一身正气,他们找不到“扳王”的真实借口。
     蒋经国曾经总结说:“回想到三年以前上犹的前任县长就是在这里被土豪劣绅绑去游街的,那时候,这般狐群狗党不晓得多么威风凛凛,好象天下都是他们的,而现在呢,他们都屈服在王继春的面前了!可是王继春除了几十名警察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武力掌握在他的手中,这完全是精神的感召正义的胜利。”
     而在刘文渊年代,当地豪绅抓住了刘文渊贪污、循私舞弊的的事实,再也按耐不住,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和省府告状。像力保王继春一样,蒋经国力保刘,为刘申辩。虽然没有扳倒刘(刘后来终于当上吉安地区专员),但水南、黄沙等地的“试点”都不了了之。如今,上犹人有谁能例举出当年一二点刘文渊的业绩?
     王继春对于豪绅、土霸,如果压榨百姓确实有真凭实据,就立即予以惩办,实行关、管、教,这给后来开展工作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对于违法乱纪的人,够不上刑事处置的,送由强民工厂(后改名为新人学校),参加生产,进行改造。对于犯罪分子,他主张用道德感化人。监狱看守所大门横批,写着“尚德缓行”四个大字。拿现在的话,就是崇尚德育以人为本了。
     王继春制抑土豪劣绅,提出“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的口号,他清廉,勤政,务实,一身正气,底气足,敢负责,敢碰硬,敢拔“钉子”。在建设新赣南五大目标(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人人有屋住)中,他紧紧抓住了具体县情和具体现实,实践孙中山先生所盼望的“大同之治”,在当时外患内扰满目疮痍的情势之下,却创造奇迹,培育出绚烂的精神之花——上犹之花。他给上犹注入一股清廉务实的领导作风。上犹的风气为之一振。
     这恐怕在当时的全国也是难见的。
 
      围绕抗日大局  夯实县政基础

      1911年虽然建立了民国,由于各地军阀和内战,加上日本的入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难以铿锵“上路”。即使在上层,在一些大城市,在从欧美留学回来的知识精英(如胡适)的推动下,宪政建设开始起步,但在县乡基层,基本上还是一盘散沙。在日本步步紧逼国难当头的时候,抓好县政是关键一着。即使实施“建设新赣南”,如果没有一个能办事效率高的县政来执行来推动,也终归是“空中楼阁”。显然,王继春有这种政治头脑。
     正如王继春上任伊始他的办公室门口的对联,首联就是抗日,抗日是大局,是最大的政治,当然也是上犹首当其冲的大事。以抗日来凝聚人心,以抗日来理顺并建立民国秩序。毕竟他是民国县长,又是国民党执政,他必须与国民党中央合拍。由于他与蒋经国这层关系,他当然更加顺应蒋介石。他同时定下了三年施政目标。
     王继春初到上犹,也不是除了抗日还是抗日,而是积极推行现代的县政建设,推行新县制,建立基层政治,很快建立了保甲制。他对建保的要求有:一要有干部;二要建档;三要有产业,这样才不会向百姓伸手索要。将私塾更名为保学,每乡的高级小学改名为中心国民学校,等等。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王继春抓住了“国父纪念周”这一施政平台,主持这一纪念活动,检讨县政工作,推动各项工作。
     本县已形成共识:新县制的实行,为民国内政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设施。惟建立新县制,全国需要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基层干部,分布在县政府的各阶层,使各守岗位,各尽责任,然后方能推进新县制中所规定之各种事业,这就是地方自治的实行。
     这就说明,自王继春执长上犹,从政治层面,上犹较快纳入了建设现代国家(民国)的轨道。
     上犹按照《全国训练机关训练纲领》,省设训练团,区设训练班,县设训练所。新县制的主要精神,在健全乡镇组织,即建立和健全保甲制度。
    一年来,除了妇女干部与党务基层干部尚未实施训练外,其他都执行完竣。
     甲,教务方面,保干部训练6期,甲长训练9期,合计训练2520人。各期训练延聘兼任教师63人,都是义务尽劳。印发教材2637本。乙,训导方面,党团活动,保干部新入党(国民党)127人。献金购机(即捐款购飞机)2001元5角。服务辅导,因经费无着,仅出版《千声壁报》10期,《训导格言报》3期。塑制奸(汉奸)像,在各各训练中,学员自动捐塑奸像。造产实验,训练时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开辟实验场2个,一是北门麻疯窝,一是县政府后园,种蔬菜10余亩。丙,总务方面(略)。
     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较固定的有“国父纪念周”,由王继春亲自主持。他喜欢把工作的检讨回顾与纪念活动结合起来,提高工作效率。
     1942年11月17日,县政府举行第44次国父纪念周,王继春进行“即席致训”,说更应注重精神建设,培养优良风气,改革不良习俗,比如不爱护公物,好人不说直话,坏人好造谣,怕开会,有钱怕出面,有力怕向前,图近功无大眼光,不讲清洁卫生,好吃酒,崇尚迷信,好赌钱……等等一概要廓清。他讲的都是上犹的丑陋之处。应该说,他抓住了上犹的“要害”。
     据说,听的人很振奋,大受感动。这说明王继春的开明和务实,决不图形式做样子走过场,心口如一,也说明开明的上犹人对上犹的陋习有相同的认识。
     同年11月23日,县政府大礼堂举行第45次国父纪念周,王继春在主持仪式后,即席详细报告这次下乡督导“建保”经过及意见,提出督导工作四大原则:一考核;二宣传;三决定;四纠正。这也说明工作阻力还是很大的,王继春利用权力开路。
    王继春还经常到各学校参加国父纪念周。如县中(上犹中学),他兼任校长,在“纪念周”即席讲话,告诫同学要珍惜学习机会,将来为国效力。有一次他知道几个学生闹事不努力学习,他讲话时流下眼泪,很动感情地说:“你们能有今天的学习机会很不容易,要千万珍惜才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和上犹的百姓,如果你们不努力学习,我就对不起骆朝端和廖乐俩人,因为为做这学校我打了他们。”
     ——骆、廖皆上犹富户,王继春不客气地动口(骂)又动手(打人)要他们捐款建县中(后面还要讲到)。这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决不用“大帽子”扣人,这也是王继春务实踏实精神的体现。
     王继春即席讲话时常常说南昌话,说到激动之处以手势相伴。一次到城区小学做“纪念周”,小学生听不懂他的南昌话,本地人田秘书就斯斯文文接着翻译一遍,就通俗多了,比如他用上犹话说,王县长叫你们要早早起床,你们要是不早起呀,父母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们的大哥大姐先吃掉了。学生们听了大笑。
     当时还办了《上犹日报》,王继春兼任报社社长。1942年11月12日纪念国父孙中山“七七”诞辰,《上犹日报》发表了两位三青团员的文章,文章反响很大,如《用血汗来纪念国父》,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国父一生奔走革命,千难万难,历尽忧患,如英伦的被囚,陈逆的叛变,虽经十次失败,而雄心不馁,壮烈牺牲,屡仆屡起,结果数千年专制政府,终于推翻,建立崭新大中华民国,丰功伟业,已造成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上犹青年意气风发积极向上的风貌。作为一个发现和培养人才,凝聚人心,推动上犹文风的阵地,《上犹日报》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蒋经国实施“建设新赣南”新政,也由于赣州成了抗日的大后方,全国许多知识精英都聚集赣州(如著名作家曹聚仁就是《正气日报》的主笔),一些教育活动家也来到上犹,给上犹注入了生机活力,这也是王继春主政的积极成果。如果不是这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城市推行并普及的白话文就不可能这么快在上犹普及开来,这说明上犹当时已步入时代的主流。什么样的语言反映出什么样的思维;白话文的流行必定推动现代思维,从《上犹日报》的语言,就说明上犹的学风已有现代的意味。从这点上说,王继春对上犹的推动是关键性的。
     1942年11月3日《上犹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一群活泼在山城的小天使》,记的是东山镇中心学校搬运城砖的活动。趁纪念“总裁”寿辰,三四百个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将拆下的城砖搬运到养老院,建养老院。“骄阳烘托下的田野满载着他们的欢愉的活动画像,于是那长约尺宽仅四寸厚有二寸立体长方形的城砖一块块地如风驰电掣般传过去,从这年仅八龄的幼女未满十岁的男孩,表现出人以服务为目的的精神,使那般稍为大点子的同学更起劲的在那阳光下,口里喊着‘拍司’的竞赛着……城砖早已堆满了养老院的怀抱,许多起先是带着怀疑眼光的观光,劳工和士绅都失声的说:‘耐劳,勇敢,真诚的祝寿着,打破过去没有的劳绩,开创——上犹小学生的新纪元——劳动服务’。”其实这也是民间意气风发的一个写照。这个事例也不是孤立的。
     王继春于1942年10月31日组织了一次“蒋总裁五六寿辰纪念活动”,向全县发起并组织“献金购机”活动。共收捐款971圆2角6分。还特别提到云水区(营前)的捐款情况:营前商会141圆;营前中心学校101圆6角;石溪中心学校62圆9角;平富乡中心学校45圆2角;云水区署10圆;硝磺局10圆;北门、营前乡公所、营前生铁社、罗家山生铁社各5圆;营前卫生所2圆;防空哨2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营前地区较活跃的经济状况(说赣南重要圩镇“头唐江二营前”不是虚言)。《上犹日报》以“热烈狂欢鼓舞”为题做了专题报道。
     用纪念会和开会来动员群众,大造舆论,凝聚人心,比如纪念会做了寿联572对(计价款286元5角,大会后由东山镇公所三日内负责收齐偿还纸价),分发到县城各家各户门前张挂;宣传“新赣南家训”,让家家户户明白。但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何况王继春厌恶形式主义(摆西洋镜),力求成效,上面发动捐款购机支援抗日和拆城砖建养老院也是实行县政的重要内容。
     上犹在最短时间内,征送壮丁(新兵)1041名,征集粮食25850石,造石桥7座,木桥44座,修路18段计216华里,陂头21座,蓄水库3座计可浇灌12800亩。上犹至唐江的公路就是王继春任上修好的。全县教育面貌也焕然一新(详细数字后面会提到)。这些对当时只有12万人口的上犹县,确实是不容易的,《上犹日报》称之为“建国之主要工作”。
    县城的改造也是势如破竹,成效显著。旧城墙拆除,城砖一部分用来建上犹中学,用来建养老院,一部分用来建骑楼——商业街,上犹县城中山路(西街)至今保留完好的的“民国一条街”就是当时县城改造的见证。
     当时——民国已经20多年,但上犹县城的城墙依然如故。由于水运方便,沿江的城西(尚不在县城内)一条街比较繁华,商业活动较活跃,两边店铺,中间只一条2米来宽的鹅卵石小街。这时趁着拆城砖建中学、建养老院,王继春号召西街居民拆城砖建骑楼店铺,统一设计,各住户自己改造,各自收缩数米,除2米多的骑楼,形成一条宽直的西街,后来叫中山路,是县城最长的一条街。既方便行走,避雨,遮阳,又方便经商。政府没花钱,效果却非常好。如今,县城中山路“民国一条街”恐怕在赣南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边远的乡村,也开始了圩场建设。大圩场营前不用说了;比如与遂川县交界的紫阳乡“店背村”,就是因建像样的店铺而形成了圩场,名字就叫店背。(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去过那里实地考察,觉得店铺比较大气、规范,当地人都说这是“王继春手上”建的。)这也说明当时较开明的政府政策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由于办教育,民心也较顺,上犹的文风得到长足的张扬。举行了多次山歌擂台赛。一位东门村的老者曾回忆说,他是个农民,当年曾自告奋勇参加捐款购机山歌大比赛,他出口成章成唱,王继春很满意,奖给他一张犁。
     当时还上演了现代话剧和古老的楚戏。据张均辉先生回忆和《上犹日报》记载——
     “不要走,不要走呀!”马上话剧开演了。观众们无形中被这两句吸引住了。满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站着坐着或在场边躺着,万分欣喜的,含着微笑在看小学生,商人之演出有时代性的话剧,及瞎子拉二胡,七十老人饰小学生的古老楚戏,一直欢跃至深夜十点钟才回去,天上的星光仍在眨眼似的闪耀着。
     除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和献金外,当时上犹中学也通过书法、木刻等比赛活动组织了祝寿活动,有一位木刻手艺很精湛的学生(李记:可能指后来成为中国大画家的黄永玉)制作了蒋介石的木刻版面。
     上犹演楚剧的传统一直延续至50年代初,后来被采茶戏所取代。上犹演楚剧的历史我们尚未很好的挖掘,它只是在“王继春年代”有过短暂的复兴。地理上上犹与湘楚相邻是个重要原因,当然它也是上犹文风的一种体现。
 
     沤心沥血  创办上犹中学

     王继春对上犹的最大贡献,是他大办教育——创办了县立上犹中学。
    当时上犹的教育非常落后。全县没有中学,只有一所县立小学,师资缺乏,小学教育更谈不上普及。县内的小学毕业生必须徒步到百里之外的赣州和大余上中学,人辛苦,而且费用大,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因此许多人破灭了升学梦,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现代文明的传播,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是严重的。民众愚昧,无知,狭隘,目光短浅,生产萎缩,生活日益贫困,更谈不上精神文明。
     王继春首先兴办小学。
    他大力宣传,用荀子的话鼓励大家:“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提出“种因于政治,收效于教育”的办学口号。他还说:“不识字的人等于睁眼的瞎子”,“三代不读书,蠢如一只猪。”
    办学校要经费。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不可能拨款资助的,王继春决定募捐筹集,召集乡绅、豪户大会,进行广泛动员。
     1940年起,全县统一用飞机型(机翼两侧为教室,中间为办公室,机身为礼堂)兴建保学(当时基层单位为保,相当于村级),充实运动器具。全县办起新型的保学(村级小学)106所。这些村小成了指导扫盲的重要阵地。据1941年10月统计,全县扫除文盲27982人,能读第二册民众课本的,有22386人,能读第一册的有5396人,并兴建合理校舍67个共计642间。
    光建还不够,还必须解决学校的经费来源,使教师安心施教,学校能正常运转。王继春经县政工作会议决定,征收和没收全县的公共财产:姓氏宗祠,庙宇庵场,公共的田产,以充作教育基金。1939年全县铺开建校热潮,王继春把一些政务全权交给主任秘书吴光甲,自己专门抓教育。手下的杨毓芬和黄建也得力。
     全县建校,教育科长顾鸿担任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县长王继春为主任。分县乡保成立建校委员会。王继春亲拟标语,“养儿不读书,蠢如一只猪”十个醒目大字写在通衢要道墙壁上,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他不停留于宣传上,同时采取切实的行动,进行适龄儿童调查,动员入学,实行家长联包责任制。这样一来,儿童入学非常踊跃,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从1940年的40℅提高到1942年的90℅ 。文化干事经常汇报保学情况,每三个月召开一次教学研讨会。
     全县划为5个督导区,督学经常下乡督导,并且轮流举办示范教学,以提高教师素质。为了培养和增强新生力量,还招考一批文化干事,由王继春亲自拟考题:“贻误教育,甚于贻误戎机”。
     王继春积极鼓励在外就学的人回家乡任教。一次清明时节,他回到父亲所在地南康县城(他的家人并没有跟随他来到上犹),遇到一个师范生李祥祁(因躲战乱,省立师范经常搬迁),就鼓励李祥祁回县里教书,当时还问清李的家庭住址。后来,他果然去西街找李祥祁,当场以“贻误教育就是贻误戎机”为题要李交一篇文章,他看了文章之后很满意,当即安排李去寺下乡小学任教。
     为加快扫盲,各乡举办民众夜校,每个保学和中心小学都附设妇女识字班,不分男女,都可参加学习。在《上犹日报》和各圩场宣传“不识字的上犹同胞,每一个人都要读《民众学校课本》”。“人人有书读,保保办学堂,打倒小日本,建设新赣南。”夜校每月举行测验和考试,使读书风气长盛不衰,从县城到山村都可以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呈现出一派朝气和生气,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广田乡有一个18岁的郭姓女青年,在该乡扫盲学习考了第一名,自主意识大大增强,敢于自由恋爱,与一个外地到广田进行田亩测量的队员发生了爱情。这足可说明文化的提高带来人的生活和精神的积极变化。这场“自由恋爱”还引发了一场风波。
     这个郭姓女子喜欢到测量队驻地,翻看工作队员的东西(枕头、钢笔、小圆镜等),工作队中一个广东青年对她产生了爱意,写了封情书,把情书和手帕、戒指放在她经过的路上,却被其叔叔老郭捡到了。老郭大发脾气,一直告到王县长那里。这时候作风向来严谨的王继春对禁烟禁嫖禁赌禁匪抓得很紧,容不得有伤风化的事,就说:“你们不发慈悲,我来发发慈悲!”他下令把那个男青年抓起来,打了50板屁股,还关了一夜牛栏,让蚊子叮咬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送走了。王继春的严厉可见一斑。
     王继春还进行社会性扫盲。到处设置“识字卡”,各乡每逢圩期,由专门人员负责把守识字卡,无论男女,必须认识上面的字,没认出的,不准进入圩场。(1966年全国搞文化大革命,上犹中学的红卫兵也是在路上设卡,要人背毛主席语录,这其实不是什么新发明——笔者。)
                      
       马不停蹄,王继春全力创办县中

     “重教育,办学校;办学校,重教育”是他施政理念的重要内容。他认为,民众办教育,教育为民众,他决心创办一所县中,而且认为这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他经常说:“就是折了半条命,也得把上犹的中学办起来”!
     使他下决心投入行动办县立中学的,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他对疏散在上犹县城开业上课的赣县私立幼幼中学的失望。
     幼幼中学由上犹人黄衍裳兄弟创办;1940年转到上犹以后,该校教师早晨带领学生做操跑步锻炼,平时搞文艺活动,给县城也给上犹带来一股新鲜气息,王继春很高兴。他认为,幼中对发展上犹教育很有利。他给了幼中很大支持,希望它能在上犹扎根,并改造成县立中学(公费)。
     开始王继春受了幼中教务主任的蒙蔽,用政治压力给他取赎出典了百多年的房子,此房没有产权。当时李祥辉向王县长讲了实情,建议说:县政府是行政机关,他们的房产纠纷应该由法院去解决。王继春明白过来,坐在办公室不再出来接见,教务主任等一些人只有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一场风云就此散去。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不小不大的事件,一次演“文明戏”即现代话剧,话剧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国民党一科长贪污腐化,立即引起县府一些国民党官员的不满,他们认为是影射当局,于是发出打压威胁的言辞。幼中师生群情激昂,发生了学生围攻《上犹日报》社,打破县政府玻璃,捉去并殴打编辑冯树新事件。他们又想冲击县小。那时北门巷学宫的城区小学经省令合并到城内的一区中心小学,两校的师生不大融洽(当时学生年龄都偏大),王县长叫李祥辉兼一年校长,一些人于是把矛头指向李祥辉。
     当局自然不能容忍,连许多民众都认为他们太过分了。扰乱了教学秩序,学生家长意见很大。李祥辉与冯树新科员对实,批评一些教师和学生不该采取如此野蛮行为。这样幼中在上犹难立脚,又只能外迁,因而上犹学子又要步行到别处上学。王继春自然不会违逆时局,但他不是将事情一推了之,一抹了之,而是看出了上犹必须办现代教育以融入时代,倒更加明白和坚定了创办县立中学的心愿。
     但是上犹很穷,筹款的难度极大,必会触及好些士绅官僚利益,而他们中一些人在省、市有权力背景,这对王继春是个严峻的考验。他坚毅果敢,宁使一家哭,不叫一路哭,积极劝募当地富户,建立建校基产田。具体步骤是,首先向田粮单位,查核富户田产数量,查核是否兼营其它企业,同时邀请地方公正人士进行复查。经过几个月精细的调查,对单个的富户该捐多少,王继春已心中有数,于是组织人员进行逐乡劝募。
      当然他倡导“乐捐”,富户发自内心捐赠,但效果不大,实际上是劝募。
      劝募是场硬仗,它必定遇顽固的阻力。
      王继春组织一支劝募劲旅,自己一马当先,奔赴全县各地。每到一乡,召集富户开会,阐述兴办县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手执捐簿说: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上犹不落后,也是为了中国的强大,希望富户们深明大义,慷慨捐赠。他逐一相请写下款数。在开会认募时,由富户自报数目,如所报数目与其户家境十分悬殊,臂如某富户有田产20担(华利),但自报认募10担,王继春就提笔加写20担,而且不容许讨价还价。
      王继春劝募留下的趣话佳话不胜枚举,这里略举数例——
      王继春粗中有细,“看客下菜”,“对症下药”。县城马氏巷一刘姓富豪,一直置若罔闻,对捐款事非常消极。民众纷纷举报,检举信都落在王继春手中。一天,王继春不动声色叫刘氏到县政府商量,他故意铺开一张报纸盖住了一叠检举信,问刘氏捐多少,刘氏支支吾吾。王继春这时抓了报纸假装看报,露出检举信,但刘氏并不在意,仍讨价还价。王继春摊开这些信,刘氏这才傻了眼,终于乖乖认捐。
     县城附近的黄泥潭有个叫尹迪云的首富,善于见风使舵溜顺篙,王继春问他:“尹先生捐多少?”尹畅快地回答:“县长觉得要捐多少,我就捐多少!”王高兴地说:“你就捐80担吧。”尹连声说:“可以,可以!”
     寺下王仁傚田地并不多,但有无数的油茶山,盛产茶油,真是富得流油。王继春要他认捐办学,他却叫苦连天。王说:“你捐80担华利吧。”他还是叫苦不迭。王说:“你还嫌多,就出160担吧。”他还要讨价还价,王写完把笔一扔说:“你再拖皮,再加一倍,320担,一担不能少!”他这才傻了眼。
     社溪有个富户,心存侥幸,而且很顽固,结果,王继春从5担加到20担!相反,有的富户慷慨认募,或者把握了王继春吃软不怕硬的心理,其认募的数目超过了内定的指标,王继春果然提笔减下来。老百姓都说王是“四股梆硬”县长(王字三横一竖,无勾无捺,无弯无曲,显示了王的硬朗性格和工作作风)。王继春的硬梆、正直的名声很快传开了。
     最有戏剧性的,要数王继春的营前之行。营前的乐捐或劝捐效果之好,出乎他的意料。这里,开明绅士支持的态度是关键之一着,王继春顺势利导而功半事倍。
     这里举个例子。营前陈玉田16岁当家(叫荣光堂),他头脑灵活,接受新事物,善于经营和管理,几年下来家境大为改观。更重要的,是他目光远大,认定读书和走出家门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他以“大家”为重,举全家之力,供二弟陈鸿钧、三弟陈鸿藻日本留学,陈鸿钧陈鸿藻在日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陈鸿钧还是孙中山的随身秘书,为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贡献了力量。在家,陈玉田为人、做人、待人,诚信为本,直率坦荡,热情豪爽,有求必应,克己厚人,热心公益事业,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品格高尚,有口皆碑,深得众人拥戴,在当地已经是一面精神的旗帜。所以,他的态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继春这次劝捐的成功与否。
      王继春知道营前人杰地灵,陈玉田全力供两个弟弟日本留学,陈家是望户,有“黄建的写(书法、文才)、张宝林的打(武术)、黄仲椒的刁(聪明圆滑)、何贤赞的硝(制炮竹和打猎用的原料)、郑良的偷(盗窃)”的说法。王继春心里有数,这些具体的人具体的认捐数字都是他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所确定的。考虑到是大乡镇,他注意了工作方法。
      陈玉田采取了主动配合的姿态。
     这天王继春来到营前的北门乡,主持召开募捐大会。一保的张华秋、黄盛仁、魏亨、戴宗高;二保的黄大传、黄立浪、戴光;三保的黄隆堂、曾庆文、钟万松;四保陈善卿、蔡启清、蔡启旺;五保的陈世芳、陈世茂、王谷甫、陈玉田、何学高;六保的何传藻、何传茂、何集荐;七保的黄超然、黄文英、赖统仁;八保的张文雀、张文壬、张宗炳;九保的胡勉斋、胡开端、胡明扬;十保的廖光、蔡声仪、廖庆龙;十一保的吴开渭、罗桂邦、吴开棣……会上有保甲长、教师及各界人士一百多人。
     王继春来了一场开场白,接着请陈玉田讲几句话。
     陈玉田先讲了文化教育的重要,上犹的状况特别需要办教育,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教育落后就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人类的进步。他说:“王县长从建设文化教育入手,创建县中和普及小学是很正确的,我坚决拥护!办教育、普及文化要有经济力量,刚才王县长讲过,靠政府拨款是有限的,所以他才亲自下乡募捐,不怕苦不怕累。我希望,包括我自己,到会的诸位识时务,大力支持王县长的工作,慷慨解囊。我捐10石稻谷。我再提几点建议供县长和诸位参考——”
     陈玉田提了四点:一是把全县各乡、庵、寺、庙或其他社会众产,由乡调查全部收回为教育公产;二是把全县各姓氏的祠产、众产,除留一部分做春秋二祭,其余全部收回做教育基金;三是把全县各姓氏膳学田产全部收回做教育公产;四是欢迎各界人士自动贡献土地或财产,做县教育基金。
     王继春大喜,笑容满面地说:“这位老前辈‘美髯公’讲得好!我到了好几个乡都没听见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比个人捐赠几担谷子更有意义!”
     王继春带头鼓掌感谢陈玉田老前辈,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王县长请他喝茶休息。
     与会者自报各人捐款……
     还是有人想不通,不愿捐,王继春就带他到别的乡走一走看一看。这天王继春在铁石乡开会,乡绅郑起洪、江伟洪、胡宗汝等三人不愿捐,他就带着他们到北门乡。看到陈世芳、陈世茂、陈善卿、廖光、蔡启禄等数十个乡绅积极认捐,他们大受感染和启发,当场表态认捐。因而营前的阻力减少了。
     营前商会会长黄仲椒毕业于省赣中(省里在赣州办的中学),开了“裕丰临”大布店,还有大量田产,是本地首富,其人的刁钻是出了名的。王继春这回就冲他来的,决心好好地教训他。王继春把“拿他开刀”的消息透露给了“昌生利”南货店的黄国栋。
     认捐会在营前万寿宫召开。王继春先作了动员,对横岭村的胡开端说:“你的名字起得好,营前的乐捐就由你开个头吧。”胡开端即报了数字,但没人接着开口。王继春就对黄仲椒说:“黄仲椒,你写款吧。”黄仲椒已事先得知消息,态度非常好,笑着说:“王县长,我写100担不会太少?”王继春高兴地说:“可以、可以。”——黄仲椒早把王继春给琢磨透了。
     接着,王继春叫廖乐写款子。
     ——廖乐原来是小学校长;做校长时学校节仪、大小肥的钱落入个人荷包,做校长七、八年也就富了起来,不做校长就开米店,同时担任营前盐业公司经理。廖乐为人吝啬,一次一个人买米,他多找了100钱(零钱,相当于一分钱),发现后他一直追了4里路,追到家门口要了回来。
     廖乐皱起了眉头说:“我写不了这么多。”
     王继春说:“你盐业公司(的款)写下来!”廖乐问:“王县长,公司要写多少呢?”王继春说:“60担。”廖乐连声叫苦说“要写这么多,我要开股东会才能定下来。”王继春生气地说:“什么股东会?今天你说的算数。最少都要60担!”
     两人僵持了一会儿,廖乐又说:“我一个人负担不了,一定要通过股东会!”
    王继春心里已憋了一肚子气,立即掉转矛头,蹿到廖乐面前,一连扫去6个耳光,接着用桌子上40多杯茶水,逐一泼在他身上,伸手辟去一巴掌,气愤地说:“用绳子捆他到县里!”
     在场的人都被震慑了。廖某成了落汤鸡,狼狈不堪。没谁给他说话。廖乐提笔写了60担,然后私人又写了40担。
     轮到钟淑钦,王继春叫他写50担,他叫苦说:“王县长,我实在负担不了。”王继春拉下脸说:“写100担!”他只有认了。
     至此,捐款顺利,营前的局面彻底打开了。
     接着下乡募捐。王继春要小业主何贤赞写10担,何说太多了,王继春马上要他写20担。何的兄弟何贤富赶紧从屋里出来说:“王县长,我也出10担吧!”王继春知道何贤富家底薄,田产比何贤赞少多了,就说:“10担你哪里出?就写5担吧!”
     大家叹服王县长“四股梆硬”,同时也粗中有细,也叹服黄仲椒的刁钻狡猾。(顺便多说几句黄仲椒的圆滑和老谋深算,1950年代初,黄氏经过反复权衡算计,决定悄悄离走,偷渡到香港,因而躲过大陆政治运动的劫难。80年代初香港富商黄仲椒已受到大陆欢迎,他已垂垂老矣,但他没有直接回营前,而是在南昌呆了一段,他是把老家的人将会争夺他的钱的心理给琢磨透了,结果,只有一个真正有感情的侄子到千里之外的南昌找他。)
     王继春身先士卒,一一攻破劝募难关,中稍、清湖、社溪、寺下、营前、龙门、江口……所向无阻。民众无不拍手称快。全县上下形成了浓浓的办学氛围。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田明雯先生,自动把带回的化学仪器全部捐献给县中,王继春深加赞许,说不要他家捐田产,而且给予表彰。
     经过一年多的募捐筹集,全县共募集办学基金产田5800担,每年可收实谷2949担华利,现金133686元。
     劝募其实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它仍有漏洞。如油石巨富骆朝端,他财大而且气粗——他家有人在省里官府做事或在外地读大学,打了折扣,故意少交自己已认捐的产田(华利)。此事王继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待县立中学建成正式招生入学,王继春叮嘱校总务李祥辉说:“拒绝油石骆姓的人报名读书!”表面上他不得罪骆氏,心底却篾视骆氏。
     乐捐——劝募,一些富户将田契自动交到县中,这样县中共募有6000担田亩做基金,办学就有坚实的基础。(不过,这些田产后来却被继任者县长刘文渊挥霍掉了。)
      至于建保学资金,王继春命令清理公产、公款,把全县祠产、庙产、庵场、社团、桥渡、义仓等提成归公。成立上犹县公有款产管理委员会,分为县公产,县中基产,乡镇公产三部份,实行分仓专管。这样支付了办保学的开支。专款专用,使各级小学事业费具有独立性。信义乡一个姓皮的保长,因挪用拖欠保学经费,被督学关押起来。王继春即批评乡里,责成乡里予以解决。
     当时的政府工作分“民、财、教、建”,比较起来,王继春更为重视教育工作。他授权县督学,对办学失职的乡、保长,可以就地处置。
     上犹兴起了尊师重教的风气,而且形成了传统,教师的地位不低。1940年代末期,寺下乡因赌博挪用了教育经费,致使教师不能如期领到薪水,教师反映到县府,县府立即派人查明此事,把乡长给撤了。
     建县中的基产田募足了,庙宇祠产提成定了额,经费有了着落,王继春择定在飞凤山下的荒郊兴建校舍。
     “择定校址”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飞凤山下一大片荒郊是行刑(杀头和枪毙)的场所,阴森森的,人迹罕至。有一千多个墓穴,县城一些富户的祖坟就在这里,光迁坟一项难度就不小。把县立中学建在此地,不少人(特别是老年人)持反对态度。但王继春主意已定,果断地迁坟,同时从江浙请来专家搞好设计图纸,由赣县“三兴公司”承建,幢幢大楼拔地而起。规模之大,为当时赣南各中学之首。他经常到工地检查施工质量,过问经费开支情况。建筑费共计14万多元。
     县中筹办的“软件”同时跟进。1941年2月,经省政府批准,上犹县立初级中学正式开办。王继春请了民国元老、要员、大书法家于右任(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教务长是瞿秋白)题写校名。操场原是个乱坟岗子,开辟成了赣南首屈一指的大运动场。当时许多人嘲笑王继春此着“痴”,认为大可不必。后来赣南开全区运动会,场址没着落,最后还是在上犹中学运动场开的。
     教室,寝室,礼堂,厕所,膳厅,大操场,走廊,树木园等布局非常合理,说明王继春很懂教育,而且能高瞻远瞩。
     即使现在,我们看那张校舍设计图纸,也应承认它实在是专家水平。
     蒋经国到上犹视察,称赞县中是全国第一流的县级中学。后来蒋经国在悼念王继春的文章中写道:“……县立中学,这就是从前的刑场,现在一幢幢的新房子、宿舍、教室、礼堂、医院、体育场,范围的宏大,建筑的堂皇,不但在我们的赣南,就是在全国的县立中学也可以数一数二了,最可宝贵的就是有五六百个上犹的青年在学校里读书,这是新生命,这是新力量!” (未完待续...)
 

聘贤选才 薪火相传 人文蔚起
为办县中办好县中,王继春真是沤心沥血。一方面构筑好的“硬件”——建校;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软件”——聘请教员,招收新生,建立健全学校各种制度。但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县中尚未建成,校务教务工作就开始了,这方面王继春同样抓得很细很实(上面已有提及)。1941年2月举行招生考试,招收春二插班生46人,秋一插班生35人,春一新生83人,共计164人,编成4个班。3月江西省政府批准县中兴办,王继春任校长,杨毓芬任教务主任,黄建任训育主任,丁葆南任教导主任,李祥辉任总务主任。当时校舍正在建设,就暂用县城张、曾、尹、钟、胡等各姓祠堂为办公室、教室、宿舍和厨房膳厅,教职员工共有30多人。
     同年9月,新校舍落成,师生全部搬进了学校,教学工作即步入正轨。县中运转良好,它的热气和朝气给上犹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促进了观念的转变。
     他邀请黄建出山,先是担任建校筹备委员,他担任校长后,又聘请黄建为教务主任,代行校长职权,使自己腾出精力整治“四风”。可是黄建辜负了他的期许,在主持校务期间,个人生活糜烂,嫖赌鸦片烟样样都来,在西街开设赌场。王继春大为失望,相信这位老同学有才而无德,不能委以重任。一年后,他改派杨毓棻为校长,黄建任训导主任。
     若群众为一般的事找王县长,他便说去找某科某室;若是说找校长,他便和气接待。子弟读书的事,找到他,他亲自帮助解决。他有时讲南昌话,有时讲营前话(客家话)。
    县城城西张铨文兄弟俩在读初中二年级,一日回家洗澡,张铨文被东山镇公所捉去(服兵役),天未亮,张母找上王继春的门,大声叫“王校长”,王继春了解此事马上打电话要王镇长放人,说完成学业后再服兵役。

有段时间,王继春几乎每天来一次县中处理校务。早晨他跟在队列之后和师生一起做操;白天,他坐在教室后面听课,了解教师的教学水平,以便决定来年是否聘任。遇有上课不专心听讲玩小动作的学生,课后他必定把这人叫到校长室训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校园散步时,他发现有不修边幅者,立即督促其检点衣着,甚至代扣风纪扣。
     一次,他见县中一个学生(胸前别了校徽)没扣好风纪扣,便上前替那学生扣好,还翻看校徽,记下号码,第二次发现没扣好,他又训示几句,第三次,他就毫不客气地罚站,叫那人站好,待他走远才能离开。
     碰到每天的夕会(下午放学时间),他也常站在队列前训导。晚上他深入自修室、寝室检查。每个星期做纪念周,王继春必参加,提出教师每周指导学生作文一篇,全学期不得少于18篇,凡是学生的作业,任课教师应审阅批改。死前,他还带着县中师生到百余里外的营前旅行,借此扩大学生的视野。他每个星期授课一节,还定期批阅学生作文。
     据蔡泽临老人回忆:当年他在县中读书,一次他刚从卫生间出来,见王继春胁下夹的一大摞作文簿哗地落下,撒了一地。王县长实在太累了,叫住他帮忙捡起,用长条毛巾(当时男人的围巾较长)捆好。王问了他的姓名、班级。他跟着送进王县长的简陋住所,王倒了杯冷开水给他,还说:“谢谢你。”
     他求贤若渴,亲自赶赴南昌、赣州等地,聘请教育行家和优秀教师。前来应聘者绎络不绝。一些江浙一带的名流学者来县中担任各科教员。
     王继春把手工劳作课改为劳动课。校舍右边的荒地原是上犹养老院的地盘,王将其迁到别处,在此开设校农场,种蔬菜种果树,另辟数口塘养鱼。凡60年代以前在上犹中学读过书或工作过的人,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象,有很多鱼塘,菜地,学校西面有一大片果园,有桃李,梨,橘子等,春天开花一片白,甚是浪漫。
     这里有必要写王继春严格治理下县中形成良好的师风学风校风的一些事迹。
     县中开办,学校订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凡学生,即使是县城人,都必须住校,星期六(下午)星期天才能回家。早上打了起床铃,学生必须5分钟内起床,折好被子,5分钟后教官会来寝室检查。
     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全校集中到操场升旗,下雨改在礼堂。每天下午有夕会。学生必须佩戴校徽,出外必须排四人一排或三人一排的列队,步伐整齐。学生在校外遇见老师,必须在离老师一米左右向老师鞠躬。
     学生上课严,不许打瞌睡。据8旬老人李钧英回忆,他当时12岁,读初二,一个叫张鼎和的老师教语文,对教材相当熟悉,只带点名册,不带教材,上课时翻一下学生的课本,便娓娓讲来。
     上地理课有地理室,上化学课有化学室,还有音乐室、手工劳作室等。地理老师熟悉教材,不用眼看,他的教鞭一指便能准确地指定某地。如上犹,他面对学生,举起教鞭就在地图上准确地点中了上犹。
     学风好,天没亮,学校和县城就响起了读英语的朗读声。
     晚上自习,老师不下班,班长管理。学生(自带)点着蜡烛或煤油灯在教室里做作业、看书。
     期终考试不在教室,而是在礼堂进行。全校学生集中,礼堂摆好梅花式的桌子,完全打乱班次,杜绝了偷看和“打枪”。
      学校订有严格的升留级制度。学校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文为主课,地理、历史、动物、植物、卫生为副课。凡一门主课一门副课不及格者一律留级;凡三门次课不及格者一处女地留级。不走“后门”(80年代常用语),不讲情面,坚决执行。
      老师月薪5担谷子,上一节课另加2块光洋。(这是1940年代后期的情形——笔者。)当时有两位英语教师(端木任元、罗佐春)是地下中共党员,他们很有学识,待学生好。解放初期(1950)端木任元任县中副校长。
      放暑假学生必须进行露营(童子军训练),期间学生实行日夜放哨。
      生活管理严。学校内设有医疗室、理发室(发票,每月理一次发)、学生自治会等。学校食堂买菜,学生代表监督。8人一桌,吃大锅饭。吹哨开饭,5分钟,哨声响起就得放下饭碗。
     两年后王继春病逝,接任者杨毓芬继承其治校精神,继续吸纳人才,形成重师爱生的良好校风。
     当时由于抗战,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牌学府迁到云南贵州组成西南联大(即西南联合大学),许多名教授南下。其时赣南也是大后方,加上名教授中有许多江浙人跟蒋经国有“老乡”之缘,后来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也来到了赣南,给赣南的教育注入新的活力,这是赣南教育史极有光彩的一页。
     上犹县中自然大受其惠,许多高素质的教师欣然前来任教。像当代大画家黄永玉(湖南凤凰人)等在40年代就在县中教过书(黄的美术木刻很好),当时黄永玉的木刻就很有名。他原计划赴广西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蒋经国在赣南,他也就跟过来,在上犹继春中学任教,据说他的“黄牛子”名字是蒋经国的太太蒋方良取的。音乐家江波都曾在县中受聘执教。    当代知名作家彭荆风40年代就在县中读过书(顺便提一下,现在中学课本因为选了彭的一篇文章,在“作者介绍”中,说彭原先是文盲,后来参了军才学文化和写作的,这与事实不符。彭的父亲当时是县府秘书),80-90年代他还回忆说,杨是个值得尊敬的校长。40年代中期接罗远才任校长的高哲生是教生物的,他离开上犹之后即去了山东大学,当训育主任,是位教授。这也说明王继春打下了开放包容办学思想基础。
     王继春任校长期间,南康、崇义、遂川、湖南桂东等几个县的人纷纷到县中读书(见附录三),全校分初中(读3年)和简师班(读2年),有500多个学生。南康学生为什么不去赣州入学?因为赣州私立学校收费贵,上犹县中便宜,上犹县中的校风、学风、教风好更是个重要因素。
     短短一两年县中就成规模,声名鹊起,真是奇迹。由此塑正了上犹的学风,推动了上犹的文风。在县中毕业出去的学生大都学有所成,几十年过去,他们仍深情地怀念县中。
     因我写了反映营前陈氏发展史的《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文章,2010年12月在东莞老干部休养所的陈庆余在电话中动情地回忆,他1949年考入南昌的八一革大之前,就在继春中学读书,那时校风好,学到不少东西。
    由黄建作词、江波谱曲的《校歌》是这样的——
我实乐山,飞凤彰彰;我亦乐水,犹川汤汤。
飞凤脉延大陆,犹川流汇重洋。充实自己,发挥刚强。
人类有正义,世界获安康。完成使命,岂独校光!
     但是,县中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环境对它影响极大。王继春的接任者刘文渊渥浊,他把县中王继春确定下来的学田收了回去,造成了县中经费紧张,这是校长杨毓芬辞职的主要原因。
     一件事值得一提。接丁葆南任训导主任的是美国留学生游春頫,他教英语,另一位胡承斋教师教动物。1945年流行痢疾,当时校长是高哲生,县中学生曾范得病,但校医李继祖(此人后当上犹《凯报》主编)因曾无钱而延误诊治,曾不幸死亡。游等几个外来的教师发动,学校开了追悼会,美术教师彭天画了曾的遗像。可见师生关系之融洽。游等一些教师气愤地指责李继祖不关心学生,而为李撑腰的县长刘文渊到学校指责教师,这样一来,游等数位外来教师愤然辞职。
    高哲生的辞职也跟渥浊的世风有关。县参议员钟品阶要高把女儿初中文凭改成高中,遭到高的拒绝,其时因物价飞涨,教师不堪重负,所以学校多收了学生一些学谷,钟抓住这个把柄,利用县参议会出面要弹劾高,于是高愤愤然辞职。这也说明县中开初几年教师和校风比较好,县中有较好的基础。
     大概听从了江浙来的教师的建议,县立中学还设了劳作室(师生共同动手制做工艺品和木刻雕塑)。劳作室在一进校门的右边,教室大,摆着6张大桌子,备有斧、凿、刻刀、刨子、大小锯子等,一应俱全。现代大画家黄永玉在这里就教时就创作过木刻作品。可以想见当年继春中学师生在这里劳作和切磋技艺的情景。当时劳作室用大圆竹制作(雕刻)了一副书法对联:
    文当妙处风行水     夜静中时月满天
    从中我们可以感觉王继春创办县立中学初期那种宁静、融洽和洒脱的校园气氛。这副对联一直保留到解放后的50年代初。
    这就说明,从创立之初,无论择师选能,教学工作,还是校建,县中具有开放性、兼容性、专业性和延续性的特征,并且悄悄地形成了传统。
    上犹中学创办初期,王继春就设了劳动课和手工劳作课。在学生集训会上,他说愿把学生培养成有用的人,不愿使学生成“两脚书橱”,成书呆子,蛀米虫。根据学生的爱好,手工劳动课分竹工、木工、缝补和各种艺术练习。这种学风一直延伸到解放后的50年代。上犹的学校(比如城区小学)就有这种“手工劳作”课,这对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自己动手的能力很有帮助。但是到了60年代,上犹中学及小学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劳作课改为劳动课,其内容就是开荒种菜(甚至种田),有时干脆停课(放农忙假)到乡下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帮助抢收抢种,参加简单而笨重的体力劳动。哪种方式更利于学生健全的心智,大家可以评说。
     近百所保学也相继交付使用。由此一来师资更为奇缺。为了培养小学师资,王继春在上犹县立初级中学增设了简师科一班,招收现任保学教师和具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青年予以培训,一年毕业。接着又在第二年春季办了一班,还聘请江苏教育家赵可师等任导师和任教,开设了教育心理学、教育理论、学校行政、教材教法、教育实习等课程,吸收一些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学习。还附设一所完全小学,供师范生实习。结业后,择优调入各保学任教。这两届简师科毕业生成为全县各中心小学的骨干教师。
    从他开始,以后几任县长都兼任校长,而且定期亲临授课。他开创了新时代的新学风新校风。杨毓芬、丁葆南等几位县中校长、教务长都是事业心强做事认真的教育行家,有利于延续好学风好校风,有利于培育学校的“精神”。从兴学风来正民风,强一个县的“精神”。
     王继春喜欢单独行动,一次他在西村荷叶塘旁突然出现,拦住一群中学生,问教师的课上得好不好,学校管理好不好?知道这人是县长,好几个来自乡下的学生都慌了,说不出话;有一个县城的学生沉着回答说:都蛮可以。
     一次,县中失火,王继春很快就赶到了现场。火很快被扑灭。他又询问损失情况。
     据吴家润先生回忆,由于上犹中学运动会的推动,一些乡镇也开了农民运动会,这年在寺下乡开运动会,王继春到寺下检阅运动员队伍,有个曾姓运动员参加挑重比赛,挑着340斤两大箩石头绕操场五、六周,边走边唱山歌:上犹县长王继春,脚着草鞋背斗蓬,乡有酒肉却不吃,个人进店吃蒜葱。四股梆硬王继春,管嫖管赌顶认真,捉了丁香(社溪有名的妓女)剃头发,捉到青年送壮丁。王继春听了上前大声说:“比赛你第一名,要奖,要奖!我就是四股梆硬,不愿喝酒吃肉,抓嫖管赌,惹得有人讨厌。”
     上犹县中的名气不胫而走,上犹令人刮目相看。
     县立中学刚刚创立,为了鼓励学生学习,扶助贫困农民子弟入学,王继春在学校设立了奖学金制度,使得不少贫苦子弟获得中学学习机会。
    安和乡的吴家润读县中时已20多岁,家里有童养媳邝肃敏,他很少回家,大家奇怪,有的同学猜测吴是嫌弃她。此事经杨毓芬传到王继春耳中。一次王继春到学校对吴说:“带的童养媳不要嫌弃。”吴向他解释说,不回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穷,怕回家被抓壮丁。王继春于是提请学校免了我的学费。学校两年还借给吴家润1000元。1943年吴转到简师科后才没再向学校借钱。第二年吴向学校还钱,管总务的李祥辉说:“不用还,学校早已核销了。”
     上犹中学自然成了抗日救亡最有生气的宣传阵地,也成了使上犹文风继往开来的重要园地。一些进步教师如江波、刘尚志等组织学生演出《黄河大合唱》、《烟苇巷》、《民族魂》、《打东洋》等歌剧,王继春对这些宣传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客观上,这些富有时代气息的进步文艺也给封闭的上犹带来震荡,培养了文艺人才,使上犹文风延绵并向新的时代转换。后来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开展群众性体育方面,王继春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向学生提出了“起得早,天天跑,身体好”的锻炼口号,亲自参加跑步,担任“精神讲话”。在兼职任校长期间,他举办了上犹县第二届全县运动大会和上犹中学首届体育运动会,田径赛等到都获得好成绩,其中黄瀚文、郭世祚、郭德馨分别获跳高、跳远和撑竿跳高第一名,破赣南纪录,彭恭勋的万米赛跑冠军,破全省纪录。在新赣南运动会上,上犹县取得了好成绩。也可以说,王继春创办的上犹中学开创了上犹的体育新风。这些同学为上犹争了光,后来有的成了国家的优秀的体育骨干。当时上犹兴起爬山(爬飞凤山)、游泳和划龙船等体育活动,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每年端午节,上犹江几十条龙舟竞赛,两岸观众如堵,成为上犹一个景观。
     从此,飞凤山下飞凤舞,桃李芬芳,上犹的子弟不必到别处读中学,节省了费用,增加了入学的可能,提高了入学率,同时,南康、崇义、遂川、桂东等周边县的求学者也来到上犹读中学,这极大地提高了本县的文化素质,有力地推动兴教重教风气的形成。上犹的文风学风长盛不衰,并不是远古就注定了的,一成不变的;上犹是客家人重镇,客家人重儒学即重教当然是好的传统,但是,只有在与时俱进中不断给教育注入强劲的活力,这种传统才能发扬光大。
     暑期进行校长培训,王继春要求各小学校长穿草鞋到县城,不怕衣裳烂,但要缝补好,穿戴整洁,有精神。他亲自训话。他直言批评穿戴疲沓者。
     应该说,积贫积弱的上犹进入现代以来,在办具有现代意味的中学(从校舍到师资,以及让学校参与社会活动)上,王继春有开创之功,功不可没。他用实际行动,把尊师重教的风气带进了上犹的现代。
     刚解放不久的一件事值得一提。1951年西南联大毕业的邓联柏任县中校长,他是教育的行家、实干家,他显然知道县中的前身——王继春和一些西南联大校友挥洒心血智慧使县中卓有成效卓有影响,在县中原有的基础上,他在一进校门的两侧空地种了葡萄,建了永久性的葡萄架,还种了花圃,请了专门的花工进行管理。因而使县中锦上添花。这也是有远见的,也是继春中学的精神的发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深远的意义更为彰显。1970年代以前的县中师生都见过这葡萄架(加固过的)和绿色如荫的葡萄。
     这自然又得提及县中“园林化”建设的承前启后者,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县中总务主任曾艾球,他是继春中学——上犹中学发展的见证人,其精神的传人。
     曾艾球读过幼幼中学和继春中学,在省立糖业学校(职业中专)毕业后在万安县的小学教书,1949年8月回上犹看到继春中学的招聘广告。其时校长是钟世杰(原幼幼中学教务主任)说,任聘教书者要大学水平,他已收到40多张推荐信。他却破格录取了不是大学毕业的曾艾球。曾几十年如一日负责学校总务——校园改善和美化,即使校园60年代文化大革命县中被工厂占用——被彻底破坏,他一旦被召回学校,在各方支持下,从头开始县中校园建设,充满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敬业是个因素,更内在的,恐怕是他亲身感受过王继春以及后来数位有教育家的务实风采,感受了一茬接一茬的师生传承继春中学的办学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县立中学薪火相传,不断发扬光大,上犹中学毫无愧色地跻身于现代名校之林,九泉之下的王继春会感到欣慰。
     当时直接受惠的首先是贫家子弟。1949年解放,参加“土改”工作进而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当中,有一些因受了县中的文化培育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工作的中坚。有的在县中打了中学的底子,以后或去台湾,由台湾去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留学深造;或到祖国各地上大学和工作,都学有所成。某种程度,他们后代的命运也得以改观。所以,许多人发自内心怀念继春中学,感念王继春。
     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现已退休、年逾8旬的县城人秦自楷,至今对继春中学一往情深。他感慨地说:上犹是个小地方,我年幼时很羡慕在大余读中学的人,认为自己将来能上初中就很幸福了。(后来家庭变故,贫寒交迫,处境困厄,读书无望。)应该感谢王继春县长,他在上犹办成了县中,让我有机会在初小毕业后,能顺利地上初中,初中毕业后,县中又办了高中部,而且还设立了奖学金,上帝保佑我,不但考上了高中,而且还达到了享受公费上高中的待遇(吃饭不交钱),这样家里就没有理由不让我继续读书求学,而且是上大学,学的数理化。秦先生于1950年初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其子女后来都在北京和山东的大学工作。
    解放后,上犹中学语文骨干教师李鸿俦,曾回忆说:“我自1938年春高小毕业后,一直失学在家三年。1939年秋,幼中迁来上犹办学,我去报考,虽录取了,但家穷交不起学费。直到上犹初级中学创办,我才踏进学校的大门。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老伴有时还叨念:你有读中学的机会,还得感谢当年的王继春啊!”
     毕业于继春中学,解放后数十年在上犹中学(改名)任总务主任的曾艾球,孜孜不倦地在原校园基础上搞园林建设——校园环境建设,使上犹中学在赣南芬芳不绝。凡20世纪80年代以前上犹中学毕业的人对此都有深刻的印象。这是继春中学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2011年6月,我去采访曾先后在上犹、全南县做领导,8旬老人叶春荣先生,讲起1940年代王继春办学,他们那批乡村青年得以念了几年书,许多人后来成了50年代土改干部骨干,成了县中层干部的主力。叶夫人感慨地插话说:“为王继春朔像,我举双手赞成!”
     上述几个例子,可见一斑。
     几年前县中搞了一次校庆,许多白发苍苍的先生回县庆贺,他们无不感念继春中学,感念其创始人王继春。(王槐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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